长沙晚报访谈（1）
《黑道》作家何顿
奉荣梅（记者）：1、《黑道》中所涉及的主人公钟铁龙和石小刚，是中国转型时期黑社会雏形人物的典型。小说在重庆打黑案后出版，据说并非巧合和应景。您的创作初衷为何？
何顿：小说《黑道》写于二00五年，竣稿于二00七年。那几年有好几部国内产的电视连续剧《黑冰》、《黑洞》等，很多人都叫好，我看了，也觉得不错，但又觉得不真实一样。我这人也许天生就是个作家，喜欢在文艺作品上挑刺，所以觉得这些黑社会方面的电视连续剧和香港拍的什么影碟，感觉上真有些伪造样。黑社会人物虽然张狂，可也不是那些标签似的啊，尤其在中国大陆，黑社会如果不隐蔽，十个十个不用在社会上混一两年就栽了。这是我对人与对国内黑社会人的一些浅显的看法。所以，看了那些部电视剧，总觉得有众多遗憾，心里就发誓，如果我写黑社会人物，就一定要提供一个与以往电影、电视不同类型的。这只是那时候这么想想罢了，一个闪念，转而一笑，觉得这些人物真要我写，我怕是进入不了那个黑社会世界，恐怕也不懂他们的套路。
有天——世上的事情都有起因，去一朋友家玩，席间，我注意到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坐在一隅，不爱谈吐，但文质彬彬，脸上略带微笑，表情似有点拘泥，我朋友问一句，他答一句，我朋友不问，他便不说话。吃毕饭，那人告辞，我这朋友是做房地产的，也是个傲气之人，有钱又读过大学，一般人告辞，他是不会送出门的。那天，他送那人出门，还送了一刻钟时间，我都抽完一支烟了他才折回来。他告诉我，那人是某某某，黑社会的老大。这位“黑社会”老大，我还在几年前就早有耳闻。我是个在下层社会中寻找素材的作家，什么人我都可以聊天，只要他愿意与我聊，我一般都洗耳恭听，没办法，干我这一行，如果不摆正位置——成为录音机，那就没那么多东西可写。一个作家，坐在家，只能凭空想象，而生活本身的故事，往往比作家坐在家里空想出来的要精彩得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生活本来就五光十色，作家的脑袋想象空间再大，也大不过生活本身呵。当然，这也是懒办法，就是到生活中直接取材，听到什么让我兴奋的故事，我会睡觉不着，赶紧将故事或人物构思到我的小说中，这是懒人所为。也许聪明的作家，不用像我一样到生活中挖掘，他们可以凭空想象吧。在我在与某人打交道中，这位老大有许多让草根文化的下层人士感冒的“壮举”，仗义方面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等等，这个人却这么一副低调的模样，确实令我震惊，一下子似乎找到了我想要写的人的影子，从而燃起了我写《黑道》这部小说的冲动。
后来我就在生活中收集素材，听认识黑社会的人和与黑社会交往甚密的人说故事，听得我头脑发热，听得我心潮澎湃，觉得我可以写一部与他人写的黑社会不同的人物了，便写下了《黑道》。小说因写作时想尽量真实就写得较猛，审稿时自然遇到了阻力，因为有些编辑担心这部小说的伦理、道德方向不好把握。这到底是一部什么小说？作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写小说？作者对钟铁龙那样的人不但不批判，好像还在褒奖他一样。这是一些编辑的意见。还有的编辑，在写审读意见中，尖锐的指出，这是一部犯罪教科书，是告诉读者如何犯罪。所以我说，人与人是多么不同，人与人对问题的看法是多么不一样。有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有的人偏要从那个角度看，这就是人，受的教育不同，积累的生活经验不同，审美观不同，区别就有这么大。这就是这部长篇拖了两年多才出版的原因，要感谢重庆“打黑”，如果不是重庆“打黑”于“打黑”中让一些人看到，原来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不都是阳光下的故事，还有月光下的故事，只是月光下的故事犹如蟑螂和老鼠样只在阴暗的地带活动，因而被强烈的阳光冲淡了，报纸大多是歌颂改革开放，这些事就被整个社会忽略不计了，甚至被掩盖了。没有重庆“打黑”，这部小说可能还在我电脑和出版社的编辑手上。所以我要感谢重庆“打黑”，把小说《黑道》也打出来了。
长沙晚报访谈（2）
奉荣梅：2、小说的一号人物钟铁龙，可以说是一个好到极致又坏到极点的“双面人”。您将他写成由一种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身份演变成心狠手辣的黑社会老大，这样设置，是否符合社会真实？直接的动因是当时“拿手术刀的不如卖茶叶蛋挣钱”价值错位、“读书无用”还是他自身的家庭背景和个性？
何顿：在与黑社会的人打交道中，感觉黑社会的人里也有许多生活低调、不动声色的人，并非个个张牙舞爪，何况钟铁龙这种读了大学的很理性的人。钟铁龙是学数学的，脑袋瓜里装的是方程式，是金钱数字的换算。他对下属好并非感情用事，而是他充分认识到了好的力量，知道“好”可以让下属替他挡子弹，替他死，从而用好驾驭人。我是个在生活中寻找人物和感觉的小说家。我可以说《黑道》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生活，很多细节和故事都是直接取自生活本身，只是在事情上做了移花接木的艺术处理。钟铁龙是那种防御性很强的人，他不是那种主动出击的黑老大，他是个先礼后兵的典型人物。这才是中国黑老大的形象。凡是一开始就嚣张的人，都是还来不及长大就灭亡了。因为中国这样的土壤上，你太嚣张了就是自取灭亡，黑社会的人都懂，都是泥鳅。钟铁龙不是个进攻者，他能忍让，只是当他感到对手成了他赚钱的障碍时，他才出击。这个时候他采用的方式就很极端，这是他身上的那股狠劲导致他采用这种方式让对手永远沉默。钟铁龙身上的残忍劲，还在童年时就在他在身上酝酿了。
导致钟铁龙走入黑道的原因有多种，确实与他童年时的迷茫生活有关，童年时，父亲是资本家的身份，让他的童年生活有些阴暗，不被人喜欢，从而导致他我行我素。他姐姐死于非命，对童年的他刺激很强烈，因为他童年时爱他姐姐，姐姐在家里是他最亲的人，姐姐经常带他出去玩，姐姐辍学后学裁缝就是拿他做试验品。那种要为姐姐报仇的心理伴随他一天天长大，使他渐渐变得好斗和冷漠，也培养了他身上那股一斧头劈下去就要他人性命的狠劲，所以在钟铁龙身上，有常人少有的绝不退让的铁石心肠。
奉荣梅：3、《黑道》封面上有句醒目的宣传语“一个中国版教父犯罪与毁灭的实物档案”。您认同这种说法么？我看了上部后的第一感觉是，小说中描写的犯罪事实，太令人触目惊心了，以后进这些娱乐场所都害怕了；再就是，如果要我经商，觉得面对的社会环境和竞争对手太可怕了。如果读者也有我这种感觉，这部小说的价值取向最终就难以达到了？
何顿：我真的没打算把《黑道》写成教父那样的书，有人说这部小说极有教父色彩，我感觉那是我的不对，因为我真没打算写教父那样的书。写《黑道》小说时，力求把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写得真实可信，因为这是写今天的中国大陆发生的黑社会的故事，不光只是长益市发生了，很多城市都有。十多年前，邵阳市不是发生过很多挑脚筋、砍人的故事吗？所以一点也不令人触目惊心，这样的事，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不奇怪呵。我对今天社会的认识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你大可不必害怕进娱乐场所，你是个规矩人，别人不会伤害你，因为就算你进入的娱乐场是黑社会组织控制的，黑社会也有黑社会的规矩，不会轻易伤害人，尤其对客人——他们视为衣食父母，更不会。再说，还有国家政法机关这架强大无比的机器，黑社会再无法无天，还是有所禁忌的，没那么恐怖。至于你提到经商，那我就没办法告诉你了，因为我没经过商，我当年搞装修的时候，那是二十年前，没这些事。
长沙晚报访谈（3）
小说的价值取向是零。让读者从零字上出发，去挖掘他需要的价值。他觉得有价值，他就会把有价值的东西取走，像一个盗墓贼把他觉得值钱的古董挖走样。他觉得没价值，他就放下这些东西，走人。很多作家，觉得自己使命感很强，其实完全是自作多情，而且是较为愚蠢的自作多情，仿佛只有他是有道德有价值的高尚的人，而别人和读者是需要教化的，因而他就端正姿势，在书中大书自己的伦理倾向、价值倾向，不这样做，似乎他就不是一伟大的作家，就不是托尔斯泰，不是巴尔扎克，只是写插科打荤的三流作家。错也。那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作家，他们身上的担子是很重，责任感也很强，之所以这样是中华民族尚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割据的时代，即使后来把美蒋都赶跑了，但脱离那个年代还不远，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准还很低，很多老百姓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确实需要作家在作品中扮演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影响他人，让他们辨别是非。但我可以明确地说，那是已经过去了的时代。如今的读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觉悟和文化都相当高，自有道德和个人价值准则，这是不容置疑的。再则，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走向富强的中国，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被幼儿园的老师和家长悉心教育，早就有道德的皮尺了，自备在口袋里，懂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事情可学，什么事情不要学，用皮尺一量，好坏就出来了。不懂的，或者装不懂的，或者思想上很抵触这些思想的，你再教育也是白教育。世界上永远有好人，世界上永远也有坏人。写出来，让读者看，读者自有感悟，无需我过多解释。
奉荣梅：4、小说中出现的几位女性人物，如钟铁龙曾经的恋人李秋燕、刘丽云，妻子郑小玲等，都是漂亮、聪明的知识女性，相对小说中的男性，都单纯而善良；而后来成了黑社会老大的钟铁龙，却是一直对原配郑小玲不弃不离。黑道中的人物爱情规则，是否描绘得太美好？
何顿：很多人都理所当然地以为，黑社会的人都不把女人当回事。其实不都是这样。有的黑社会老大也许是这样，但至少不是全部。黑老大是有情有义的，没情没义的当不了黑老大。有情有义，当然还指对老婆的感情。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丑恶和美好并存的。没有丑就没有美，是丑对比出了美，恶对比出了好。黑社会在一些人眼里就都是坏人，是垃圾。其实，人都可以转变。好人可以变成坏人，坏人也可以转变成好人。黑社会承传的是道义，在道义上大做文章。我听说，台湾或香港的黑社会，把关公供在神坛上祭拜呢。关公就是道义的化身。那些当官的，那一个个贪官，一开始难道就坏？坏还能把官当上去？我想他们开始还是不错的，还是能克已奉公的，但是，事情是转换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某些当官的，在金钱和美女的诱惑下，由好人转变成坏人了，甚至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人都贪婪，有的人能抵挡贪婪，像关局长，有的人却无法抵挡。贪婪是人的本性，人首先是动物，动物是自私的，克服自私自利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局长就贪，刘夫人也贪，钟铁龙也贪，所以他能一下子能嗅出他们的气味来，自然就利用他或她的贪为他办事。一切罪恶都是从贪字上蹦出来的。我们的古人把这个字造得很好，贪是把“贫”字的那一撇变成点，加在人字下，变化只是一点、一撇，一不小心那一点就又变成撇，成了贫呵。txt电子
长沙晚报访谈（4）
女性是善良的，因为她们本质上是母亲，是哺乳者。女人在我心里，从来都是崇高的。我对我妻子就很好。她就是个善良的女人。男人只对与他们对着干的女人生气，对不与他们争执的女人，他们是有保护心理的。男人是什么？很多程度上是战士，是保护者，而女人是海棉，伸伸缩缩的，既平和又饱满，是被保护者。男人对女人有一种呵护的爱，这种情感在钟铁龙、黄建国和张兵身上，是有的。他们很强，很强的男人更具这种个性，跟动物一样。雄狮不就是这样吗？它们努力保护着它们的妻妾，直到它们保护不了为止。
黑社会老大首先是男人，如果加上他有道义这方面的思想，那他就是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当然，也有的黑社会男人，有钱后，生怕自己少玩了女人，仿佛在跟谁比赛一般，换老婆如换衣服似的。但钟铁龙不是那样的男人，他爱他的郑小玲。不能一概而论。我在与黑道人物打交道中，有天，一个黑道人物与我聊天聊得很快乐，忘记了时间，忽然想起什么地拿起手机，给他老婆打电话，说他在跟我聊天，还要晚点回家。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爱老婆，怕老婆担心他出事而给老婆打手机。人与人处理事情和对待老婆的感情是千差万别的，不要以为黑社会的人都是头脑简单的家伙，事实上，他们比你我都精，不然在这个社会怎么混下去？像钟铁龙这样的人，首先是个理性和冷静的人，而且是个对下属都相当好的人，怎么会抛弃郑小玲那种在他看来出身高贵，且在他贫穷的时候都愿意嫁给他的漂亮女人？别忘了，钟铁龙是在黄家镇那种小城镇长大的，小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和苦。刘丽云的母亲拼命反对他和刘丽云好，而郑小玲没有嫌当时还一穷二白的钟铁龙。而我在小说中，多次都提到，钟铁龙这种类型的大学毕业生，少年时因社会地位卑下，在为人上很记恩。他对丁建下手，是他出于自保，出于无奈，因为丁建太欺压他坑他了，他只好把恩情踩在脚下，拿起斧头，把不断害他的人劈死。假如写钟铁龙换老婆如换衣服样，反倒不符合他那种讲义气、办事干练和目标坚定的性格。
奉荣梅：5、在小说中贯穿着这样的描述场景：“每个男人都是一条船，载着满脑袋的计划和欲望，朝着自己的未来行驶……”这其中还有更多深刻的寓意么？
何顿：男人本来就是一条船，载着一切，这是没办法的。每个人男人，都有自己的欲望、野心和计划。寓意在整部小说中，看完小说就明白了。
奉荣梅：6、小说中有不少关于人生生存哲学的思索，比如学历史的房地产老总王总在他单干开桑拿中心时给他交代的生意场上的“舍得”逻辑和“和气生财”原则。对于这些生存哲学，您如何评价？
何顿：很多男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得十分盲目，自私自利又自以为是，总以为自己聪明别人愚蠢，总把别人当猪。这些男人是发不了财的，就算发财也只是凭借一点小聪明发了点小财，要成大气候却轮不到这类型的男人。因为今天的中国人，都受了很好的教育，视野也开阔，电视啊网络啊，打开了他们匮乏的大脑，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我所观察的，凡是大智者，都若愚。表面上，他们似乎吃了亏，实际上他们都是吃了小亏却占了大便宜。吃亏是舍，得在后面。得是果，舍是因，先舍后得，这是钟铁龙那种吃透了这种生存哲学的人才能领悟的。很多人都懂。这些生存哲学是天下男人必备的，如果没有就应该修这门课，修不好就不要做生意。很多男人，很早就接触和认识了这些道理，但认识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就仿佛你认识了某个人，他或她很帅，你爱上了他或她，你爱是一回事，能不能追到却是另一回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说，懂“舍得”逻辑的人，不一定能将这“舍得”逻辑运用好。“和气生财”的原则，在生意场中人人都晓得，但为什么有的人在具体实施起来却一败涂地呢？难道他或她不懂？懂有什么用？要做。很多人，自己失败了还不知其原因何在，因而抱怨社会，仇恨他人，把自己的人生悲剧演得更加彻底。你看看想想，凡是社会上那些爱斤斤计较和爱讲狠的人，最终不都一个个倒霉透顶？！为什么？就是因为实施起来遇到了阻力，阻力不是来自别人，恰好是他自己。而另一些大方、豪爽之士，最终一个个走向高楼、别墅，从奔驰或宝马车上下来，而几年前，也许他还是骑着摩托车四处奔忙的打工仔。成功是什么？用今天的理念解释，是获得物质、尊严和地位，而今天的尊严和地位，都是以物质为基础，因为现在的人都是用一双这样的眼睛权衡人和看世界，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啊呀，他搞得好呢。啊呀，他开了个很大的公司，了不起呢。就是这种目光和这种羡慕的语调。世俗吧？没办法啊，这个世界就是个世俗世界，当物质达到丰富多彩的程度时，当物质充斥在市场的每一个角落里时，精神世界就隐藏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长沙晚报访谈（5）
精神世界是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才强大。比如巴勒斯坦、陈富汗等一些国家，物质匮乏，人们生活在贫穷中，看不到希望，人肉炸弹就出来了。人肉炸弹是怎么来的？被精神害的。精神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就很奇怪的异军突起了。物质越匮乏，精神就越强大。因为这个时候，假如没有精神支撑，人怎么活？信仰就来了，像一个巫婆，手抱一本精神方面的书，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牵引着劳苦大众走向圣坛，让精神去燃烧他们贫瘠和骚动的灵魂，从而大胆行事，充当人肉炸弹而献身于信仰。信仰是统治人思想和左右人行为的最可怕的武器。当一个国家的物质丰富起来后，信仰就退位了，成了令人讨厌的巫婆，没人相信她，甚至操起棍子驱赶她了，认为它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我们要感谢物质文明带来的一切，物质文明释放了人的欲望，不要一谈到欲望就皱眉头，欲望并非贬义词，它是指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这种目的或这种要求便是人向上的动力，有欲望，社会才能发展，没有欲望的社会，那就只能坐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了。
*中，中国由于物质匮乏，老百姓都被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坐在取名为“向阳院”的正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破房子里，一边学习，一边向毛主席表决心，甚至写决心书。那时候，我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除了揪斗，就是被组织起来学习《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那样的文章，个个都变成了愚公，天天扛着锄头去挖防空洞。湖南第一师范（毛主席母校）的防空洞，左一条、右一条，四通八达的，就是我父亲他们那辈在*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和军统特务的老同志们一天一把汗水地挖的，让他们把剩余的精力耗费在挖防空洞里，也是让革命群众白天无须看见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从而好热情高涨地干革命。当然，也许老一辈人不是我这样想，我这人思想落后，很小就受人欺负，把进步思想都欺负得没有了。物质财富解脱了精神枷索，感谢*的改革开放，开放出了今天的中国。成功人士才一个个冒出来，国家的注意力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要说的是，今天的商人，只有掌握了“舍与得”这套生存哲学的、甚至吃透了这套生存哲学的人，才能在生意场中红火起来。这都是在与生意人交往中感觉到的。钟铁龙懂，所以他能越做越大。但钟铁龙不是成功人士，他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在那个转型期的年代里，在原始积累上干了太多的罪恶。
奉荣梅：7、应该说，好斗和占有金钱的欲望，使得钟铁龙在石小刚怂恿下参与第一次抢劫，成了万劫不复的罪恶之人，他的灵魂一直在惶恐中挣扎，小说中花了不少笔墨捕捉这些心理痛苦挣扎。这些描写铺陈，从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来说，哪种更大？更明显？
何顿：两种意义都有。社会意义上可能更明显。这是在陈述一个这样的事实，如果钟铁龙和石小刚不联手干那桩罪恶，他们也能把自己做起来，事实上他们犯下的第一桩罪，抢的第一桶金，对他们之后的发展丝毫也没起作用。唯一的作用是他们因做了那件事，致使两人义无反顾地踏入了五彩缤纷的社会。关于钟铁龙的灵魂在惶恐中挣扎，对他入睡后梦境的描写，那是在一个主题上徘徊，那个主题是罪恶本身。罪恶不会因躲避了公安的侦破就能心安理得，它是棒槌，能在夜深人静中敲击人的心灵，让他或她惶恐。很多人以为，犯了罪，只要人不知鬼不觉就没事，那要看你犯的是什么罪。如果是犯的大罪，杀人罪，那个罪就不会轻易从他或她身上逃脱。几年前，我听人说，常德安乡那个杀人犯张君就跟记者说，他杀人后，表面上平静，晚上却常常惊醒，害怕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紧追着他，即使是在远离罪恶现场的地方，噩梦那条凶猛的藏獒也会追赶他，在他睡梦里攻击他撕咬他。没有人能真正做到犯下大罪后毫无恐惧感，这种心理是一定要写的，这也是对人性内心的挖掘和探索。噩梦是罪恶的附属品，就像床单和被套是床铺的附属品样。你没有床，你要床单和被套干什么？你买了床，床单和被套自然也要买。 想看
长沙晚报访谈（6）
奉荣梅：8、很多揭露现实的小说，描写的黑道人物和公安人员喜欢脸谱化。《黑道》中，黑道人物性格个性化，无论是钟铁龙、石小刚，还是他的其他几个同门师兄弟，大都重情、仗义、爱家，但又各具特质；公安人员既有与黑道人物串通、利益均沾的李自强等，也有像关局长、陈大队长等那样“油盐不进”的刚正不阿的公安干警。这种人物设置与描写，您自己觉得还满意吗？
何顿：什么人都有好坏，公安局里也有刚直不阿的人或贪图金钱的人，十个指头不一样齐。李自强那样的人，重庆打黑里不就打出来了？最近多家报纸报道，又有几个县、市的公安局副局长或局长因贪污受贿而落马。关局长和陈大队这种敢于与黑社会较量且不怕因公殉职的人，公安局里是大多数，报纸上电视里有过许多这样的报道，这是主流。他们使这个社会变得很秩序，使老百姓生活安全。没有像关局长和陈大队这些好公安，这个社会不成伊拉克或阿富汗了？不到处都是人肉炸弹或汽车炸弹了？像关局长那种思想僵化、一心要打造一个干净社会的，看不得犯罪，看不得卖淫嫖娼的人，在生活中一定是有的。写这样一个公安局长，也是为了强化这种人在社会上的价值，他的价值就是与这个社会打拼，他们与这个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了，是唐吉诃德似的人物，为了捍卫某种理念，他们握着传统思想的宝剑，对着今天的风车挥舞。本来写了这些东西，但怕引起误读，以为我吃饱了饭对关局长这样的人进行嘲笑，因而删了。总之，写得匆忙，没把关局长写好，我自己并不满意。但李自强局长却受到了很多读者朋友的肯定，说我把这个人物写活了，入木三分，有些公安局长正是这副德性。看来，我写坏人的笔力胜过了写好人。这是因为坏人好写，好人不好写，因为一写好人，他就要拒绝很多诱惑，而那些诱惑，常人又是拒绝不了的。比如美女和金钱，很多贪官在美女和金钱上纷纷落马，最后在监狱里悔恨终身。金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魔鬼，所以有“人为钱死”之古训。不要说当了公安局局长的李自强这个凡胎了，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连鬼都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何况李局长这样的一心为自己打算盘的角色。
钟铁龙和石小刚等人，受的教育不一样，兴趣不一样，个人素质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方式也不一样。人都有潜质，像黄建国和张兵，给他们一个平台，他们也能干好事情，他们都是被钟铁龙的“好”打动和调动出全部潜能的人，假如把他们放在生活的底层，那他们也是喝点小酒、打点小牌的下岗职工。
奉荣梅：9、据说，《黑道》有60万字，分上下两部推出，除了单本书的容量有限外，是否因为小说内容上下两部分侧重点不同？下部大概什么时候推出？上部从钟铁龙上大学、教书，到抢劫、夜总会应聘、开桑拿中心自立门户，直到被迫砍杀黑道老大丁建、枪杀公安分局局长、手下小马顶罪、买通新任李局长为止。下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钟铁龙的最后结局如何？
何顿：下部大约三月份出版，是上部小说的延续，当然不会就那么简单的结束，至于下部是写什么，只可以说一点，下部故事更精彩，会有很多让读者更加吃惊的事情展示给读者。
奉荣梅：10、评论界曾说您是“新时代”与“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您是以写长沙市民生活的《我们像葵花》《生活无罪》《我们像野兽》等小说蜚声文坛的，语言具浓郁长沙地方色彩。《黑道》在创作手法、构思谋篇、内容和语言艺术上，与从前的创作有什么沿袭和超越？
何顿：评论家对我的评述，我基本上没放在心上，因为我不是在为评论家写作，如果为评论家写作，那小说就没人看了。评论家的思想都被书本泡发了，犹如馒头被水泡发了，评论家看书，不是像普通读者那样看，而是在书里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他们的理论知识告诉他们的，而那些理论知识都来自于大脑，与生活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你听说大脑也长眼睛吗？你听说大脑里有鼻子和嘴吗？大脑永远呆在黑暗里，呆在永远与生活无关的头皮里，那里既没阳光也没月光，所以大脑的工作就是总结和提炼，把生活上升到一个高度进行归纳，而忽略了生活本身。所以，我不敢为评论家写作。
我也想超越自己，写出令读者爱不释手的好小说来，这部小说是否超越了我过去的作品，这要读者评价，我说了不算数。《黑道》这部小说，我为了让北方的读者读起来不至于一头雾水或晦涩难懂，于写作时淡化了长沙方言，很大程度上，我尽量使用书面语。如今小说太多了，一年几万本，你天天读也读不完，假如此小说阅读时不顺畅，人家便会放弃它，去读彼小说。我不想让北方人去读彼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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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的意外收获
何顿
我十分高兴又十分迷茫，我根本没想到《黑道》这本书竟会让女性喜欢。我的小说好像从来不曾让女人喜欢过，在女人眼里，我好像不是个会写女性的小说家。我确实不懂女性，我老婆只是某种类型的女性，除了她这种类型的，别的女性，我真不知为何许人。这是没办法的，中国又不是一些*国家，是不允许一夫多妻的，尽管你有这种幻想，法律也不允许。所以在写女性方面就有点盲从，摸着石头过河，凭自己的感觉，不曾努力去钻营女性的心理，就轻描淡写，无法直抵女性的心扉。这是我的错，也没法对，写一百份检讨也不够。《黑道》这本书也并没拼命写女性，虽然小说中女性也不少，可是我的女性经验却十分浅显，有时候写女性写得挺烦躁的，不知道女人在钟铁龙或石小刚那样的人面前会有何种反应。一般说，爱情也好，性也好，没有化学方面的反应，是断断不能的。有时候，写到一半就卡壳了，觉得女人难写。李秋燕有些模糊，不好把握；刘丽云是个热情大胆的姑娘，心理上也不好把握，写作时，文笔是试试的去，好像瞎子走路样，只差拿耳朵听响声了。
五年前我出版《我们像野兽》那部长篇时，曾被现代女性批评过，那是和几个朋友去长沙的一家酒吧玩，那女人当面批评我说，何作家，我觉得你不懂女性，你写的女人都太没档次了，也太简单了。我是很少脸红的，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脸红什么？难道真的是精神焕发？那是杨子荣的台词。那天我脸红了，为自己没写好女性而脸红。这事过去几年了，差不多都忘了，但这两天却想了起来。早几天，我去文联开会，我们作协的唐樱对我说，她的几个女朋友看了《黑道》，要她带话给我，别把钟铁龙抓起了。钟铁龙在《黑道》上部已抢了钱，为了保自己的利益，不惜用斧头劈死了曾经拿他当兄弟的丁建——那是个黑老大，不把刚出道的钟铁龙放在眼里的角色。在后面的故事里，钟铁龙又一枪打死了南区公安局关局长，命案在身，白纸黑字地呈现在读者眼里了，可是唐樱居然告诉我，她的几个女朋友竟要我别在《黑道》下部里把钟铁龙抓起来。我听了笑，说我也没想过要抓钟铁龙。也就是那天，在市府大楼的电梯里，我碰到一陌生女人，三十来岁，她一眼就认出了我，马上对我笑，说她看了我写的《黑道》，她喜欢钟铁龙这个人物，“你把他写得有血有肉又有骨。”我给了她一个笑，以示谢谢她喜欢《黑道》。她突然问我，“下部，你是不是会把钟铁龙抓起来？”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电梯到了，她走出了电梯。
今天我去羽毛球馆打球，一女球友看了《黑道》，对我说，“你写的钟铁龙几好的，你别在（下部）把钟铁龙抓起来啊，让他跑到美国去，嘻嘻。”我高兴。多年来，我写的小说中的男主角一直让女性讨厌，这可能是我在小说中没把女性的位置摆正，在作品中对女性总有些轻慢，或在描写男人对女人时颇为漫不经心，因而不遭女性喜欢。没想，我写的一个好到极致又坏到极点的人，却被几名女性喜欢，（下部）还没出来，她们就关心起钟铁龙的命运来了，要我别把钟铁龙抓起来，可见女人比作家更感情用事，更非理性。这也证明，《黑道》这本书无意中讨得了女性喜欢，仿佛应了那句话：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世上的事，大多如此，你想的偏得不到，没想的却突然来了。我还真没想过要用这部小说讨好女性，可能是我在写钟铁龙时，写出了男人身上该有而很多男人身上恰恰又没有的好的一面。如今的男人，大多自以为是又自私自利，只想要老婆对他好，这都是独生子女闹的，男孩子一生下来就被父母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围着爱，还不把他“爱”成一个长大了以自我为中心的鸟人？！所以一些女性在读了《黑道》的上部后，觉得钟铁龙关心老婆、爱老婆，这样的男人在她或她的生活中都没有，也就不管钟铁龙是否犯了杀人的大罪，都关心起钟铁龙的命运来了，要我让他跑，跑到美国去躲起来。我正在加紧写，我对打球的女友说，我会好好考虑她提出的要求，只要出版社的编辑同意，我绝对让钟铁龙跑得远远的。
也有一点让小悲哀，对事不对人的悲哀，如今的人，也许是生活过好了，承受能力就变低了，都不愿意看悲剧，更不愿意看血淋淋的事件，看到悲剧、惨剧，就换台，比如伊拉克发生人肉炸弹或巴勒斯坦或阿富汗的极端分子制造的惨剧，一些人就叫赶快换频道，宁可看搞笑的毫无思想意义的短片或娱乐片。这是今天的人，在物质、金钱横流的世界里，只喜欢看歌舞升平的视频。这让我觉得，一个民族果真承受能力都降低的话，一定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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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打黑”
把小说《黑道》也打了出来
何顿
小说《黑道》起笔于二00五年，竣稿于二00七年。那几年有好几部国内产的电视连续剧《黑冰》、《黑洞》等，很多人都叫好，我看了，也觉得不错，但又觉得有些不对的味儿，也不知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就是有，去不掉，总觉得这些黑社会方面的电视连续剧和香港拍的这方面的影碟，不是夸张得脱离真实，就是在创造一个弱智人的世界，感觉上就是这样。不是导演弱智，便是演员弱智，要不就是导演以为观众弱智，便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变弱智，好让大家一起弱智。以我的浅见，黑社会人物虽然张狂，可也不是那种标签似的，走路摇摇晃晃，一副把自己做黑社会人物展示的形象。尤其在大陆，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党会允许黑社会那样的组织存在？黑社会人物难道这一点都不懂？不懂还是黑社会的？那只是街头巷尾的小混混，其结果是还没混出来，就栽在自己手上了。所以，看了那些部电视剧，总觉得有众多遗憾萦于脑际，心里想，如果要我写黑社会人物，就一定要提供一个与以往电影、电视不同类型的黑社会人物。这只是那时候这么想想罢了。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一旦动了心就会去注意，况且我又是那种喜欢傻干的人。有天，去一朋友家玩，席间，我注意到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不爱谈吐，脸上略带微笑，表情似有点拘泥，一双眼睛很平常、友好地望着我们等等。吃毕饭，我这朋友送那人出门，回来后告诉我，那人是某某某，黑社会的老大。我早有耳闻。我是个在下层社会中寻找素材的作家，什么人我都可以聊天，只要他愿意与我聊，我一般都洗耳恭听，没办法，干我这一行，如果不摆正位置——成为录音机，那就没那么多东西可写。一个作家，坐在家，只能凭空想象，而生活本身的故事，往往比作家坐在家里空想出来的要精彩！生活本来就五光十色。当然，这也是懒办法，就是到生活中直接取材，好像木匠到森林里直接取木料一样。最开始，听人说黑社会的人和事，不是很感兴趣，觉得他们与我的生活较遥远，但听多了就听出味来了，就有了些构思，钟铁龙这个人物就浮出了水面，石小刚也从水面上露出了头。钟铁龙说，你可别把我写成一个耀武扬威的人，我可没那么笨。也许这样说，读者会诧异，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在我写钟铁龙这个黑社会人物时，他总是提醒我，他没那么笨。
作家越在生活中挖掘，越能感觉生活中的人活鲜鲜的，有血有肉、生龙活虎的。有些事有些人，简直不用构思，只需记录下来便是了。说穿了，这是懒办法。懒办法却填补了我那缺乏想象空间的大脑。在我与一系列的人打交道中，一些人将他们的故事或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三言两语地说给我听，某某某仗义方面的，某某某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听得我心潮澎湃，还让我十分震惊。有天，一个黑社会中的小老大，跟我说起了我在朋友家遇到的那个黑社会老大，说了那人从十七岁时走进社会的一些“壮举”，听得我一下子似乎找到了我想要写的钟铁龙这个人物的影子。
小说《黑道》写完后，也许是写作时想尽量还原于真实就写得较猛，审稿时自然遇到了阻力，因为有些编辑担心这部小说的伦理和道德的价值取向不好把握。而且我还犯了忌，写了公安与黑道人物尔虞我诈，还写了公安成了黑道人物开的桑拿中心的保护伞，等我把书送到出版社后才知道那些事情是不能写的。这就是这本书拖了这么长时间才问世的原因。还有的编辑，在写审读意见中，尖锐的指出，这是一部犯罪教科书，是一本“教父”。所以我说，人与人是多么不同，人与人对问题的看法是多么不一样。受的教育不同，积累的生活经验不同，审美观就不同，区别就有这么大。这就是这部长篇拖了两年多才出版的原因，要感谢重庆“打黑”，如果不是重庆“打黑”于“打黑”中让一些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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