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瓜葛了。”
他缓步走出去时转身说：“别忘了去听音乐会！我会给你们送来楼上前排的票。”
自从阿瑟宣布他的声明之后，酒店的情形急转直下。所有的债主似乎立刻蜂拥而至，而且不光是债主，还有莫德请来的警察和律师也来索要赔偿金。从一大早送冰人敲门时就开始了。我们假装沉睡不醒或者躲出去。到下午就有百货店、熟食店的人或者一两个贩私酒的人来敲前窗，而晚上又会有冒充顾客的送传票者或是便衣警察，最后房东也开始索要房租，并威胁说，如果不把款付清就把我们告上法庭。
这一切已经足以把一个人逼疯了。有时我们感到厌倦之极，就干脆关上店门去看电影。
一天晚上，三个老朋友——奥塞奇、奥沙尼斯还有安德鲁斯——带着三个剧院的姑娘来了。时近午夜。他们都已酩酊大醉。这是好朋友欢聚一堂的一个夜晚。那几个剧院的姑娘漂亮、嗓音尖利、粗俗异常，她们非要把桌子拼起来，好在上面跳舞，做大劈叉等各种动作。奥塞奇想象自己是一个哥萨克，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可见旧习未改，但他比以往更兴奋。不知什么原因他竟以为自己是个杂技演员，摔坏了几把椅子，打碎了一些瓶瓶罐罐。我们突然决定去黑人区。
莫娜、奥塞奇和我钻进了一辆车，还有斯巴德·杰森和他的阿拉梅达，阿拉梅达膝头抱着一只名叫菲菲的小赖皮狗。等我们到那儿时它已经尿了两个人一身，最后阿拉梅达也兴奋得尿了裤子。
在斯摩尔我们喝着香槟，冲着大块牛排和熟洋葱挥动脏兮兮的刀叉。克伦斯基博士也参加了聚会，而且好像异常开心。我也不知最后谁付的帐，也许是奥塞奇，反正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倒在床上，精疲力竭。刚合上眼就听见艾伦·克罗姆韦尔敲打窗户求我们开门。没有人理睬他。“是我，艾伦！让我进去。”他一个劲地喊，声调越来越高，简直是在尖叫。显然，可怜的艾伦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最后一个警察过来把他拽走了，照例用警棍亲切地拍了他几下。睡在桌子上的克伦斯基和奥玛拉都觉得这个玩笑有趣之极，可莫娜却有点儿担心，不过没一会儿我们都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晚上，内德、奥玛拉和我想出一个点子，我们拿着一把四弦琴，坐在厨房里低吟浅唱，由莫娜去招待客人。那时正逢佛罗里达热，奥玛拉总是贪得无厌，做梦都想发横财，他怂恿我们和他一起去迈阿密闯荡闯荡，并坚信不出几个星期就能挣到足够的钱，寄给莫娜，然后开始新生活。既然我们谁也没钱投资房地产，就得从别人手里弄。我们可以当侍者、侍候人，甚至擦皮鞋。万事开头难，只要能干起来就行。天公也做美，而且越往南走天气会越好。
奥玛拉的花言巧语总能说得大家动心。
莫娜自然对我们的计划不以为然。我只好答应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每天晚上都会给她打电话。只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她的电话费就可以免了，否则，一旦收到电话费帐单，酒店就得关门，她也得跟着我们受苦。
几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幸的是，在我们启程前两天，房东把我们告上法庭，我拼命筹钱，哪怕能付清一部分欠款也好。情急之下，我找到父亲一位好友的儿子，他很年轻，但轮船生意兴隆，我也不知自己怎么鬼迷心窍，竟去求他——就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刚一提钱，他就冷冷地拒绝了，甚至还板着脸问我为何偏偏去找他？他可从来没求过我，是吗？俨然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生意人，过两年肯定会飞黄腾达了。我忍气吞声，苦苦哀求，最后，蒙他大发善心，被我成功地榨取了十元钱，我想开一张借条，他一脸鄙夷，傲慢地拒绝了。我回到酒店，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真想放一把火，可是……
星期六下午，奥玛拉和我动身去迈阿密，偏巧空气潮湿，雪花飞扬——是这个季节的头场雪，我们计划在伊丽莎白外的高速公路上搭车去华盛顿，在那儿与内德会合。他自作主张，要乘火车去华盛顿，随身还带着那把四弦琴——以作消遣。
等我们在伊丽莎白外截到一辆车，天已快黑了，车上的五个黑人全都醉醺醺的。
司机不知怎么，把车开得飞快，不久我们就发现车上装满毒品，联邦警察正在追踪，可他们为何把我们捎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直等快到费城，我们被甩下，才长长呼了一口气。
雪越下越大，狂风呼啸，寒冷刺骨，更糟的是，这时已显然一片漆黑，我们走了好几英里，冻得牙齿打颤，才到了一个加油站，又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搭上又一辆车，只能到雅明顿，我们只好住宿在那个荒凉的鬼地方。
我如约给莫娜打了电话，她足足说了十五分钟，接线员一个劲儿提醒，“已经超时。”她那边前途未卜；第二天就要出庭了。
挂上电话，我感到心灰意冷，真想立即转身回去。
“别这样。”奥玛拉说：“别灰心，你了解莫娜，她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我心里也很明白，可仍提不起精神。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我说：“争取三天赶到迈阿密。”
第二天正午时分，我们与内德会合，他住在每晚一美元的一家破旅馆里，那房间就像高尔基在《夜宿》里描写的那样，窗户破了大半，有些用破布塞住，有些糊上报纸。
水龙头不滴水，床上铺着草垫子，弹簧毫无弹性，到处挂着蜘蛛网，浓重的灰尘味，呛得我们直咳嗽，这还是一座为白人开的旅馆，而且还在我们伟大的首都！
我们买了一些奶酪、葡萄酒、萨拉米香肠、一长条面包、一些徽榄，然后过桥进入弗吉尼亚，跨过州界，在一棵枝繁悠地痛苦地讲述了真相，他在一个酒吧，因酒醉后争吵，误杀了一位朋友，出于自卫，他用瓶子敲了他的脑袋。他失魂落魄，惊慌失措地从酒吧里跑出来，跳上车，一溜烟儿地跑了，身上揣了两支枪，准备一旦受阻就开火。“你们算是死里逃生。”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坦言要去坦帕，安安稳稳地在那儿避一避，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也许我会回来，听天由命，但我得先静下心来。”并一再说，“这不是我的错，我根本不想杀他。”他忍不住哭了，像个孩子一样。
停车吃午饭时，他坚持付帐，晚饭也是如此，在美肯，我们要了一个双人房间，又是他掏的腰包。大厅偏僻的角落里，红灯下，摇椅上端坐一个妓女。我们一边把朋友的手枪和钱包一并放在梳妆台上，一边平静地谈论，谁先拿到这些谁就是幸运儿。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我们的朋友本可似径直去坦帕，但他坚持先把我们送到杰克逊威尔。不仅如此，还硬塞给我们十元钱——祝福我们交好运。
“你们最好先了解一下情况。”他提醒道。“我有种预感，这股热已过去了。”
我们互相道了珍重，目送他远去，心中揣测他几时会被捕。他是个单纯、诚恳、善良的职业机械工，对于这种人，人们会说——“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遇到他真是三生有幸，除去他给的十元钱，我们还剩四元，内德拿着大半钱款，忘了分给我们。等我们如约到了邮局，他已在那儿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在沙罗特捎上他的司机，虽与他素不相识，但仍一直把他送到目的地，支付饭钱，而且与他同住一个房间。
总之，我们吉星高照，接下来就该大显身手了。
可是不久，我们发现，杰克逊威尔到处挤满了像我们这样可怜的傻瓜，来自全国各地，如果明智，就应立即回转身，踏上返乡的漫漫长路了，可出于骄傲，我们决定，再逗留一段时间。“肯定能找到点活儿。”我们相互鼓励，然而，不仅没工作，甚至连睡觉的地方也无处寻觅，白天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四周转悠，那儿特设了一个救世军收容所，没人想方设法地找工作。大家都在等着家乡亲人的信或电报，盼望着一张火车票、一张汇票，或干脆就是一张钞票。如此数日，我们露宿公园（直到被警察带走），或者睡在监狱的地上。那里已经挤了一百多人，报纸裹身，污秽满地。有时，我们溜达到邻村，试图找份工作，只要能填饱肚子。有一次我们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为了找工作走了八英里路，然后又空着肚子走回来，脚步蹒跚，饥肠辘辘，精疲力尽。像印第安人一样，我们排成一纵行，垂头丧气的。晚上，我们想住在收容所，可是不行，根本无立锥之地，我在厕所上吐下泻，疼得晕了过去，奥玛拉和内德不得不把我搀出来，我们一步一步挪到火车站。在那儿，货车装满了运往北方的烂水果。偏巧这时，碰上一个巡警，用枪顶着我们的后腰，生把我们赶了出来。甚至不许我们捡几个掉在地上的烂桔子。“滚回去吧！”他呵斥道。
万幸的是第二天内德遇到一个名叫福莱彻的古怪老头儿，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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