拎着饭盒学雷锋……”的段子令我对艺术工作者针砭时弊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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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
但令娱乐生活丰富多彩的还是港台流行歌曲的介入，从最初的影视金曲到小虎队，再从小虎队到林志颖，然后林志颖移情别恋到范晓萱，最后终结于张信哲。
多少个日子，我和伙伴们唇枪舌战于张信哲和温兆伦到底哪个更帅的问题上，甚至还幼稚地计算过二十年的距离能否阻碍两个人爱情的产生。每天眼巴巴地盼着《当代歌坛》的上架，一页一页大海捞针般寻找“张信哲”三个字，找不到就跟杂志社写信抗议。收集起了他所有的磁带，总觉得歌词本比歌词页更值。从小摊贩手里讨价还价来的两块钱一张的明星彩照塞满了整本相册，歌词手抄本上的字体比作业本上还要工整。
虽然其间也短暂地迷恋过古天乐、谢霆锋等英俊小生，但张信哲始终牢牢占据着头号偶像的位置。1998年为了看张信哲北京演唱会，我被姑妈以糟蹋钱为名在院子里大骂一顿，倔强的泪水始终含在眼眶里，掉不下来。那场演唱会，十一岁的我在嘈杂的人群中一字不差地跟唱了阿哲的每一首歌，不哭不叫不吵不闹，静静地注视着舞台上那个渺小的背影，不管他换得衣服是不是合身，不管他和女艺员热辣的舞蹈是不是协调，不管他的小提琴是不是音准，我都坚定不移忠贞不贰地在心底跟自己说：阿哲，你会是我一辈子的偶像！
后来，我得到独家消息，在昆仑饭店的侧门守到了张信哲，爸爸推我冲过去索要签名，我的脚下却像钉了钉子一样一动不动，目送偶像谈笑风生地进入饭店。
再后来，我看了张信哲在北京的所有演唱会，从最便宜的学生票到媒体工作证的记者专席。
再再后来，我有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在光线传媒的录制现场坐在两米远的距离看着偶像，签了专辑和海报，却发现阿哲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庞杂的娱乐圈里，一个四十岁的唱情歌的男人开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有记者提问加盟海蝶音乐成为林俊杰、阿杜的师弟以后有什么感想，年轻的经纪人立刻跳出来说这个问题不许问，阿哲无奈地笑了笑，身不由己。
专辑依然会买，新闻依然会看，却发现怎么也记不住新专辑里的曲名和歌词了，原来心里有些执著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地溶解掉了。
曾经，偶像就是你会为他心甘情愿啃一个月馒头的人，就是你为他跟小伙伴们争执得面红耳赤的人，就是你把他的照片藏在枕头下，每天在笔记本上模仿签名的人。可等我们长大了，再也没有人让我们如此魂牵梦绕，所以我们再也没有了偶像。
1998年，我有了第一件白色花边衬衫和浅蓝色的牛仔裤，我以为严丝合缝地包裹起来就是成熟，可放眼望去大街上的姑娘们开始露着大胳膊，光着大后背穿吊带衫了。
1998年，当爸爸有了呼机，叔叔有了手机的时候，别人的爸爸和叔叔有了“商务通”，我才发现自己家总是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1998年，没心没肺还有点脑残体的还珠格格红透了大江南北，班上有个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拍拍胸脯说能帮大家要到赵薇、苏有朋、林心如的签名，于是我们都递上了最漂亮的本子，收获了龙飞凤舞的签名若干。但后来，我们根据杂志上的字迹比对，一致鉴定签名是假的！
1998年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家的大杂院墙壁被油漆划出了一个大大的圈，上面斩钉截铁地写了一个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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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
我用“多事之秋”来形容一九九九年。
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共和国五十年大庆的盛大景象，由于是通向天安门的必经之道，所以很多个日夜，我家成了戒严的重点地区。
偶尔会有参加庆典的花车和人群经过家门，但更多的时候，院前那条宽阔的马路空无一人，只有零星几辆特殊牌照的车以极快的速度疾驶而过。空旷的马路顿时成了我一个人的天堂，翻出落满尘土的风筝，我在马路上欢快地驰骋，撒丫子地跑，再没有熙攘的人群，也没有刺耳的车笛，明亮的街灯只为我一个人闪耀，躲开了妈妈喋喋不休的唠叨和爸爸不苟言笑的神情，远离条条框框的成长法则，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十年后，那场盛大庆典的内容已记不大清，可当二十岁的我置身于更多规矩框架的束缚中时，会永远记得那份自由的难得可贵。
1999年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全院子的男女老少都凑在一张海报前，鼻尖恨不得杵在墙上，仔细琢磨着字里行间的意思。
那是一张拆迁通知，我家赶上了取消福利分房前最后一趟末班车。
没几天，家里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亲戚们都聚集在我狭小的家里，表情严肃地商讨着怎么用最小的面积换来最大的房子。这些在春节时才能凑在一起说些不咸不淡话的三姑六婆们第一次齐心协力统一口径做好与拆迁办打持久战的准备。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户口本都撕开铺在这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上，哪怕是第一次迈进这间小房子，也要靠它分得一杯残羹冷炙。
辈分最小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外姓的妈妈根本没有插嘴的权利，不知所谓的我看着大人们狰狞的嘴脸，高兴的却是可以不用练琴了。
在第一次家庭会议上就基本确定了打持久战的策略，这场与拆迁办的对抗也浩浩荡荡地拉开了序幕。
拆迁办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们明察暗访、深入敌人内部，把每个家庭成员的住房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从爸爸开始逐一谈话、各个击破。
爸爸抓住户口在、房子在、人也在的有利条件据理力争，论述我家是多么需要一套宽阔明亮的新房子来改善居住环境。
拆迁办则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妈妈已经有一套福利分房，他们打过电话到妈妈单位核实。
爸爸说：“那套房子是合住，每天哆哆嗦嗦与别人同在一片屋檐下生火做饭。”
拆迁办说：“那也只能给一个独居。”
爸爸说：“三口之家，应该给个两居。”
拆迁办说：“你家孩子不够十三岁，按规定不能给两居。”
爸爸说：“那我就耗到孩子十三岁。”
拆迁办说：“你随便。”
第一轮的对抗，爸爸明显处于劣势，我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年龄小也成了阻碍分到大房子的原因，反正那几天爸爸每天面对我都是耷拉个脸，对我妈怎么不早点把我生出来也是怨气连连。
第二轮对抗，我妈和我亲自出马，主攻拆迁办一个姓庞的胖子。去之前我妈就告诉我那个庞胖子不是什么好东西，看她脸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别说。果然如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满脸横肉满肚流油的猥琐胖子，上来就是一副不招待见的范儿，满嘴跑火车，半点儿不着调。难怪有传闻说拆迁本少给一套房，自己就多赚几万块钱，他先嬉皮笑脸端茶送水，然后威逼利诱软硬皆施，最后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就是三个字“二百五”！
有四个字足以概括我那天威猛的表现——“太二百五”！我不但没遵循妈妈不该说的话别瞎说的嘱咐，还在拆迁办扯着脖子跟那个胖子比嗓门大，那阵势给在场的大人都吓得够呛。最后用一连串北京土话作为结尾：“您自个儿照照镜子去，好嘛，这么大个人了，越活越抽抽儿，你瞧你为虎作伥那个德行，样儿大了你！装的人五人六儿的，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实际上满肚子的花花肠子，你也就看着我们母女俩好欺负，哪天遇上个混不吝的，给你一板儿砖；你就知道什么是肝儿颤了！”
1999年（2）
那庞胖子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法盲”！
由于我以不靠谱对抗不靠谱，从而导致了我家的拆迁工作进入了第三轮对抗，与拆迁办顺利达成了添几万块钱换个两居的共识。就当我妈兴高采烈准备掏钱的时候，姓庞的胖子突然反悔，又开始了新的谈判，忍无可忍地老爸大手一挥，在协议上签了字，彻底让几个月的努力打了水漂儿。最后时刻为了姑姑家也能争取到房子，我爸甘心地放弃了自己到手的两居室，把多要房子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姐姐，心甘情愿地在一居室的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这件事情上，我对爸爸的决定一直心怀埋怨，尤其当现在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子涨价的速度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爸爸让到手鸭子飞了的心理，而分得的那套一居室住房，十年来，我从未跨进去一步。
那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更有人生转折的意义。
虽然现在我对媒体采访一律冠冕堂皇地说几年的学琴生涯对写作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最初点燃写作热情的导火索却是几本口袋言情小说。
那时候正是口袋书风靡大江南北的时候，五六块钱一本，薄薄的揣在身上轻易不会被人发觉。上课的时候悄悄拿出来用宽大的课本挡住，或者干脆放在二郎腿上，流着口水把自己意淫成书中的俊男美女，沉湎于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爱情故事。六年级的功课轻松，基本上三节课就可以解决一本，然后迅速和小伙伴们交换阅读。姑娘们一旦入迷，就不再会结伴去厕所热论隔壁班的男生，只会怀揣着坚定的信念一定要看麻雀是否变成了凤凰。
口袋书的封面通常是淡粉色、淡绿色、淡紫色，一个美女娇滴滴地看着远方，用显眼的字体标明“纯情玉女再出力作”、“爱恨缠绵生离死别的最佳诠释”等一系列富有煽动性的标语，虽然题目起得朦朦胧胧，但书里的性描写可谓露骨至极，亲吻通常是这么描写的：“毫无预警地，他情不自禁地执起她的脸，将唇印下，舌尖滑入与之交缠，动作一气呵成，跟吃面一样顺畅。她像只缺氧的鸭子，花容失色地挥动双手，慌张失措地瞪大眼睛。他他他——说吻就吻，把她当便利商店啊！他深入浅尝，封住这张明明很心动还硬要说话的小嘴。丁香小舌无辜的蠕动，搞得他更加情难自禁，吻得高潮迭起。噢……昏了！她昏头转向了，被他的唇一罩上，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离，他明知她敌不过技巧高超的一吻，分明是故意的！”
而且最逗的是，书中的性描写通常都是女孩黯然销魂的初夜，对器官的描写更是极为隐晦：“你在做什么？她被那异样的亲匿感迷住，不知所措地看著他。被春潮滋润的花瓣，缓慢地接纳了属于他的巨大部分。”“‘让你成为我的，彻底地成为我的。’黑子骞低声说道，在许诺的瞬间，火烫如铁的欲望，彻底地占有她，‘啊……’撕裂的痛楚在体内炸开，她惊慌地尖叫一声，小手连忙推拒著，害怕他会带来更多疼痛。 柔嫩花径被撑到极限，痛得她直吸气，偏偏又推不开他，只能难耐地翻动著。‘呜呜，出去、快出去，我……呜呜……我不要了。’她哭泣著，在心里好气他。他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她，会疼得这么厉害呢？‘别哭，一会儿就不疼了。’他嘶声说道，克制著驰骋的强烈欲望，低头温柔地舔去她粉颊上的泪水。环绕著他灼烫欲望的花径是那么的紧窄温热，让他神魂为之销融……”
我就是通过一本一本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口袋书朦朦胧胧地明白了男女之事，小学、初中的生理健康课就是瞎掰。顶多讲讲人体构造，辟谣一下我们不是从胳肢窝生的，但隐晦半天也没让我明白我到底哪生的。还给我们放了个卡通片《小雀雀的大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小雀雀就成了班里个头最矮的男生的别名。
还有一次，护舒宝公司来我们学校，老师特秘密地让班里的女生留下，男生提前放学。然后工作人员开始给我们放了个月经的介绍片，紧接着一人发了个包装特精美的袋子，里面有月经期记录本，护舒宝宣传手册，还有那年刚刚流行的超薄卫生巾。第二天，男生就跑过来告诉我，昨天他们都没走在门口偷听，可是听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我们流的到底是血啊，还是水啊。
1999年（3）
1999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正式开始了写作的道路，虽然初衷仅仅是因为口袋书的耳濡目染和一部警匪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启迪，但我在一个暗红色硬皮笔记本上整整齐齐地写了三万字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潜力真是无穷啊！
由于我眼高手低，致使我的处女作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鬼宅凶影》，讲的是某城郊区的一幢别墅里发生了离奇的凶杀案，香港警察苏永琪（苏有朋和永琪的合体）以及内地警方徐静雯（徐静蕾的翻版）和队长xx（具体忘了叫什么了，就是电视剧里老出现的那种大义灭亲，最后时刻临危不惧的新一代公安形象）三个人一起联手侦破此案，并由此牵涉出了一段更复杂的关系……我开头铺的极为宏大，一副海岩剧的经典套路，可写着写着我就发现自己对社会浅薄的认识已经不足以弥补小说里的漏洞百出了。所以即便是在班报上连载获得了强烈反响，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两万字的开头，转型写了另一部校园小说。
第二部作品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希捷心语》，封皮还请了班上写字最好看的女生用五颜六色的荧光笔亲笔题字，因为道德感提升看了诸如《花季雨季》、《十七岁不哭》之类的校园小说。所以创作内容还比较贴近群众，写了一个叫古希文（古天乐、林文龙综合体）的香港男孩，拥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却向往自由来到内地的某重点高中就读。在酒店的旋转餐厅里遇到了漂亮勇敢的大提琴手林雯洁并产生好感，结果在开学的当天发现林雯洁是自己的同班同学，随即展开了追求，一顿轰轰烈烈、清纯浪漫的爱情故事就这么地拉开了序幕。必不可少的也加入了狐狸精、老处女班主任这类的反面角色。我不靠谱的特质又在一万字的关口显现出来了，在向笔友求助了高中的课表后，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杜撰出高中的生活，随即宣布放弃。
虽然两部作品都无果而终，但还是显露出我在创作上的天赋远远大于音乐，起码在当时我对写作的乐趣要远远大于拉琴。我可以写到天亮可以兴高采烈地与人分享创作成果，但拉琴总是一个人在郁闷的状态下进行的，还被人批评为有锯木头的潜质。而到了现在，当我写作的兴趣远不及淘宝的兴趣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该转行了。
1999年大江南北人手一册的书是《学习的革命》，虽然我不知道广告里那个穿马甲的老头就是我们的电影前辈谢晋导演。但我还是被天花乱坠的“终身学习革命”给忽悠到了，在地坛书市上以顶礼膜拜的心态买了本盗版的《学习的革命》，然后在看不懂那个几轮学习法后，对自己的学习前景大失所望，专心致志地看言情小说去了。事实证明全国百万人民都被这书忽悠了，让那黄色的宝典带给我们的只有满头雾水。
1999年，当庄胜崇光开始买一百返二十的活动时，我觉得他们的老板一定脑残体了，可当买一百返一百的把戏搞了好几年后，我发现他们的老板把顾客都当成脑残体了。
1999年，农夫山泉以“有点甜”的广告诱惑了我们无数的少年儿童，但当我们喝了以后发现还是白开水的味道时，就把瓶盖当球踢了，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开始思索起来，究竟该给孩子喝纯净水呢还是矿泉水呢？
1999年，在央视的黄金时段dvd取代vcd的时候，我还生活在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1999年，被我们亲切称为“面的”的黄面包出租车彻底退出了北京人的生活。我家旁边的老司机张叔那天起了个大早，把车擦了又擦，招呼着全院的男女老少开着车在胡同里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公司几番催促才恋恋不舍地交了钥匙。以后再也没有一公里一块钱，宽敞到能运送大彩电的出租车了，“大蝗虫”彻底被“救护车”给歼灭了。
1999年过去的时候，我又倍感忧伤地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因为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2000年和2001年那个才算是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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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
无论怎样，我还是把2000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以零开端还是以一开端的问题就像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永远争论不出个结果。
我发誓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少说话多办事。可实际上当我贯彻了一段时间少说话的方针后，就发现大事不妙了，我开始变得自闭了，每天也不怎么说话，就拿个本子写写这写写那，多是些谁辜负我，我的泪流成了海洋之类的矫情。
家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前七点半起床溜达着去上学，现在却要六点半起床换两趟公车，每天见证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时的公共汽车以红色的三节无轨电车和蓝色的两节有轨电车最为普遍，乘坐彩色的空调车是新生的小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
而我也通过三年的公交车经验总结出了挤无轨电车通用法则，首先要从中门上车，那时还用纸质月票，随便从那门上都行。中门之所以比较空，是因为在车厢连接处有个大转盘，安置了四个座位，一般的老幼病残孕是瞧不上这块区域的，连民工都嫌抗大包站着不舒服。也就是些爱穿肥腿裤的哈韩族驼着个背靠在栏杆上，耳塞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韩国舞曲，还用头发遮住半边脸，一副见不得阳光的模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靠这些枯萎的花苗肯定完蛋。
过了段时间，我发现这些枯萎的花苗居然齐刷刷地登上了售票员的岗位，对来首都观光的乘客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整天“啪啪啪”地摁着自己的砖头手机，咨询个地名也是含含糊糊，不知所云，每天穿着工作服却幻想着那天被星探发现带去韩国成立演唱组。
其次上车得拿个小巧的背包，以备有座的时候抢不过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们，可以扔包占座。虽然遭受到无数的白眼，但对于六点半起床的学生来讲，能舒服的一觉睡到学校比什么都重要。最后要对重点乘客严防死守，充分发挥少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动性，对每天固定站点下车的乘客留有印象，以后上车就站他们面前，严密地包围着他们，人家屁股一抬起来自己的屁股就坐下去，保证万无一失。
在此也感谢下公交集团几年来对我们学生的照顾，几年前我拿着三十块钱的通用学生月票在售票员面前晃悠时觉得特有面子，而现在我拿着打两折的学生ic卡在北京大街小巷游荡的时候，觉得社会主义真是好得很啊。
架不住班上一女孩每天跟我显摆网络生活的丰富多彩，也省得在网吧突然举手大喊“老师”，我以信息时代不甘人后的心态撺掇妈妈给买了台电脑。这台经过了我精挑细选反复比较的“低价格、高配置”的电脑唯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它是一杂牌，叫“建峰”牌电脑。我至今都保留着那个电脑在北京晚报上刊登的豆腐块广告，六千多的价格却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奔三处理器、十五寸屏幕，还附赠一套实用软件。我对电脑的热乎劲只能在周末释放出来，其他时间父母对于电脑是严查死守，生怕我玩多了就变成了堕落的坏孩子，可是这人要心甘情愿走向堕落，是任谁也阻挡不了的。
自从在朋友家上过第一次网，进过第一次qq聊天室开始，我就觉得网络是一个比现实丰富多的世界。那么多叫“樱花公主”、“龙行天下”、“老子比你帅”的怪胎凑在一起，每句开场白必定是：“喂，聊聊成嘛，你是男的女的啊，你是哪的啊？”现在网络交友的开场白就变成了：“你有照片么，发来瞅瞅。”白瞎了吧，我们又从精神层面的交流回归到了物质层面的交流。
有两个网名陪伴了我最初的上网生涯，而且肯定是我鉴定为独一无二的网名，最开始是叫做“小猪迪亚”，“小猪”代表我是个胖子，“迪亚”的中性化则是给人不男不女的感觉，可以和对方究竟我是男是女展开脑力激荡。怕别人当自己是小屁孩，还精心地改了qq资料里的生日、工作，捏造了我是83年出生青春正好的虚拟背景，浩浩荡荡开始了自己的网虫生涯。
受《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毒害，老觉得能在网上碰见自己的另一半，不是个白马王子也得是个青蛙王子，不曾想我运气不好遇到的全是癞蛤蟆。聊得投机点的交换了电话，人家张开闭口就是：“我震西单、扬东单，四九城没我搞不定的地方，以后谁敢欺负你就报我名字。”
2000年（2）
虽然年少的我们都喜欢过古惑仔似的男孩，但这些在虚拟世界里耀武扬威的孩子们充其量不过是个小马仔的角色，网络上给人人提供了个装大尾巴狼的机会。彪悍的姑娘装下柔弱小娇娃，怂头怂脑的小马仔装下带头大哥，叱诧风云的商界强人装下受欺负的小职员，端茶送水的服务生装下煤窑土大款，每个人在虚拟世界里都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潜在的表演欲望。
我还真在上网初期见过一个男网友，只可惜我们都是“见光死”。我穿了件新买的酒红色的sk衬衫，人家穿了件紧身的白色上衣，手里攥着部诺基亚3210，两个人约在王府井的麦当劳，我还叫了几个姐妹们在一旁观察。结果候了大半个小时两人都说没看见对方，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回家在电话里交流了下，我嫌他张得磕碜，他嫌我不够漂亮，总之我们擦身而过都没敢认对方，最后约定以后可千万别联络了。可惜现在我成了每天可劲捯饬的作家，人家估计在公交车上继续“震西单，扬东单”去了吧。
第二个网名叫做“安妮娃娃”，当我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全国独一无二，等当我抛弃这个名字的时候，全国成百上千的叫“安妮娃娃”的。一是证明我普及推广卓有成效，二是证明安妮宝贝的闺女实在太多了。
那时我刚看安妮宝贝，一篇一篇复制粘贴求着同学打印出来，越看越觉得我就是那个下身棉布裙子、光脚穿球鞋的“蓝”啊“绿”啊的。怎么也能找到个理平头、喷kenzo香水的“林”啊“辰”啊的，不上演个真实版的“告别薇安”都对不起我安妮娃娃的名字。结果这个名字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平均五分钟就有一个好友申请，我虚荣心膨胀得那叫一塌糊涂，咱一不小心也成了网上一“红角”！
2000年，我在动物园服装市场买了个切？格瓦拉的书包，可我直到现在才知道这大胡子哥们原来是古巴革命领袖。
2000年，电视上广播里突然不见了张惠妹的身影，根据叔叔在公安局的同学的小道消息，才知道阿妹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面壁思过去了。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大小晚会上跟杨钰莹一起卿卿我我的毛宁原来是个同性恋，虽然后来晃荡进娱乐圈以后觉得这就是一普遍现象，但当时我难过了好几晚，觉得他怎能爱上个男人呢！
2000年，我买了本叫《上海宝贝》的禁书，还是盗版的，心情比当年看《女星奸仇》时还忐忑，用血压计的广告纸给书包了个皮，那时已懵懂男女之事，所以看得是脸红心跳的，觉得卫慧、棉棉这种上海女人真是open。
2000年，性用品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每家店门口都挂了个纸质招牌——“伟哥来货”，虽然没能亲眼目睹这粒神奇的蓝色小药丸，但我想《上海宝贝》里的天天吃了以后，说不定就能行了呢。
2001年（1）
2001年我跟着全国人民一起high了。
那年放暑假的时候教导主任在操场上喋喋不休地宣讲着假期的注意事项，就当我们快站不住准备揭竿起义的时候，那个长得有成为强奸犯潜质的老师大手一挥说：“散了吧，晚上有空回家看看电视，今天北京申奥表决”。
我对93年那次申奥失败毫无印象，所以才会对02年的申奥成功刻骨铭心。
虽然老师轻把申奥这事描淡写，但一想到我家附近可能因为盖奥运村成为黄金地段我就恳求爸爸先不拉琴，让我看完申奥直播。之前是一系列的最后陈述，各国都使劲浑身解数向全世界人民证明自己国力的强大，当然咱中国各路精英更是仪表整洁、面带笑容地欢迎大家来北京作客。
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北京并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多伦多死咬着我们不放，主持人还预测很可能拖到最后一轮，重演93年的惊心动魄。等到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即将退休的萨马兰奇爷爷突然严肃地走在台前，主持人开始焦急地向观众解释这轮因为出现了票数的悬殊，可能提前宣布胜出的国家，白发苍苍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萨爷爷缓缓地打开了信封，我和爸爸和全国人民一起眼巴巴地盯着他蠕动的嘴唇，直至他正式宣布：“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ad in 2008 are ag。”
当“beijing”两个单词从萨马兰奇的嘴里出来时，在场的申奥代表沸腾了，全国都沸腾了。我看见消失已久的礼花重又绽放在北京城的上空，这座古香古色的城市在那一刻起焕发了青春的光彩，镜头迅速切至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当广场狂欢，车笛长鸣，每个人的手里都挥动着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脸上的自豪与喜悦比油彩还要鲜亮，抢购人民日报印刷的“号外”很快成了大家欢庆申奥成功的方式，而###和国家领导人在世纪坛的狂欢庆典让世界见证了我们的荣耀。
那天晚上，我主动地要求拉琴，用一曲d大调奏鸣曲来表达内心的喜悦，表达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2001年的好事一桩接一桩，年底的时候，历经了二十年的努力我国正式加入了bsp;所有的倒霉事都摊到了美国人身上，9月11号当我们死气沉沉地迎接新学期到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世贸大楼被恐怖分子袭击的消息，班里顿时活跃起来，心想可算有人替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儿报仇了。可当我们课间打开电视机看到世贸大楼倒塌的惨状时，才觉得美国人民也挺可怜的，别看平常一副牛气哄哄的样子，真出了事比谁的心理防线都脆弱。
那几天早晨购买新鲜出炉的《环球时报》也成了必做的功课，每家媒体都全面报道分析此次恐怖袭击事件，从世贸大楼的历史到拉登有几根胡子，生怕错过蛛丝马迹的线索。我们也从最开始的幸灾乐祸到对恐怖主义的强烈谴责，甚至还四下张望看看同学们中间有没有生得一副恐怖分子嘴脸的人，小心谨慎好吃好喝地供奉着那位同学，省得他那天病猫发威把我们给炸了。
当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我国传统服饰唐装，当《花样年华》里张曼玉走马灯似的换了二十套旗袍，当《卧虎藏龙》里章子怡挥动轻薄的衣袖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我才明白对于服饰来讲，中国的就是世界的。这也导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遵循着民族路线的穿衣打扮方针。
大伯领着我和姐姐去看了场紫禁城里举办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我还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生怕镜头扫在我身上替爸妈丢了脸。但实际上那场演唱会可谓索然无味，三个胖子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听不懂的歌剧。我除了明白高音歌唱家都是胖子以外只有在台下百无聊赖地观察周围人的嘴脸，结果发现提前离场的占了五分之一，睡着的占了四分之一，强忍困意的占了三分之一，百无聊赖的占了二分之一，剩下的人也是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几千元的票价欣赏到了什么。这几年才明白有个词能充分解释当初大家对三高演唱会热情追捧的行径——装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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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
不过那场演唱会里最出跳的是一个打着自制“北京欢迎你”标语的中年人，那被摄影机明锐捕捉到的刹那成了日后很多奥运宣传片里的必备镜头，这种显摆的行为却收到了国人的一致赞许。
这一年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开始正式地发表小说。虽然在十二岁的时候我已经积攒了两部校园短篇小说，但只是小范围内传看，投给《当代歌坛》里的小说栏目，人家还不稀罕要，当然人家现在想约我稿子也是没戏的。所以正式的让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前亮相还是最初发表在榕树下的《等等等等》，里面有段现在开起来特矫情的描写：
“她的眼睛空洞而深邃，我意识到‘颓废’这个词并不适合冷雪，‘颓废’是一种暗然而无奈的淡漠，而她更多的是孤独或者是孤僻。我想她之所以与别人格格不入，并不是因为她性格的原因，只是她太寂寞了，寂寞到忘了怎样与人相处。她总是无助地等待着，奢望老天把最后一丝同情幸运地降临到她身上，让她赶在人生这幕悠长而无力的长剧散场前，最后一次感受人声的鼎沸，以慰藉她那颗本应热血澎湃却被孤寂的冰封得无懈可击的心……
我想文捷就是曾燃烧起那颗心的男子，于是冷雪投入了百分之二百的感情，只可惜她看错了人，换来的只是漫长的等待。我不能说文捷从没爱过冷雪，只不过她与那些所谓的功利一开始就没有处在公平的位置上。
其实，冷雪的命运本身就是陨落……而我只是她陨落前的一个避风港一个永恒的见证。”
我把文章网址发给了qq上的所有人，鼓励大家看完以后评论转载，还学会了用腾讯浏览器刷点击率，每天眼巴巴地浏览一遍评论，那仅有的十条回复，基本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创作方向。
由 王改贤 评论于：28
你到底想说什么？故做玄虚，做作
由 踏网清舞 评论于：10
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文章又没有给人家看完，你要别人说你什么那？？想听好的？？那你让别人看完在说话也不迟啊。真是沉不住气啊！
由 allon 评论于：11
爱不该只是等待！！！！
由 评论于：20
老兄给你刷新这么多了够意思了吧
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初战虽然不算告捷，但在榕树下发表文章的确成了我那一段时间的乐趣所在，虽然不会再傻了吧唧地去刷点击率。但会认真地看每一篇回复，如果有一个人批评自己文章写得不好，我就会难过好一阵子，心里斥责对方不识货，不鼓励青少年的创作热情。但现在，那些批评、那些落井下石、那些不知道真相的胡说八道在我心里再也经不起那么大的波澜，原来一笑而过是处理一切负面情绪的终极手段。甚至还要感谢正因为他们的诸多不满，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意义，只为了让你们看我变得更好。
而2001年正是榕树下鼎盛的时候，一批现在青春文学市场的中坚力量都在榕树下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无数的文学青年在榕树下里发表自己的得意之作，互相扶植鼓励。虽然充斥着网络文学里惯用的调子，但也不乏优秀的作品。而我更喜欢在平常的时候用纸和笔手写，周末打在电脑里，在周末截至审核前发表自己的文章，以求双休日让更多人能够看见。
我也发现当一个作品得到最大的共鸣和争论时，它的归属者才有了创作下去的意义。
2001年，《流星花园》火得一塌糊涂，已经显露出文艺青年潜质的我对那种快餐文化嗤之以鼻。并且成功地在看《流星花园》的时候睡着了，好和庸俗的港台文化划清界限，也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但没多久我背后偷偷摸摸地看了遍《流星花园》，心想怎么能有这么好看的偶像剧呢。
2001年（3）
2001年，我去打了几次网球，玩了几次笔记本电脑，见识了轻薄的摩托罗拉手机，顿时觉得自己半条腿迈入了小资社会，那段住平房坐摩托车上学的经历，反而被我掩盖了起来。
2001年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12月7日，我终于奢侈地坐了回空调车回家，可一坐就是四个钟头，一公里的路就能开上一个小时，堵在路上的司机都忍不住打盹犯困。我从车窗看到更多的人小心翼翼相互搀扶地走路回家，他们虽然每次跌倒的时候都能引得别人的笑声，但起身后又坚定地朝着家的方向前进，而我的同学们甚至有走路到凌晨两点才回到通州的家。爸爸妈妈站在车站等了我几个小时，上来对我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阵臭骂，以为我又跑到哪里疯玩，我哭得前所未有的委屈，虽然事后他们及时承认了错误，但我发现被亲近的人冤枉才是世间最难过的事情。
当我的回忆正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很多生命里的细枝末节是现在都难以忘怀的，那些成长中的伤痛与喜悦，那些爱过伤害过的人，那些光荣与出糗的时刻，原来都未从记忆的深处抹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敢面对我的过去，总是夸张地以为成长里我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但当我此时此刻把这些成长片段与人分享并且得到共鸣的时刻，终于发现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都有不为人说的伤痛以及不能被分享的快乐。而我当我已过了满腹牢骚，满腔矫情的年代，我写作的意义开始变成唤醒你我曾经共有的回忆，挖掘出那些潜在不为人知的伤痛与快乐，因为这是我们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二十年不是一个休止符，二十年刚刚是人生的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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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
我需要很用力地来回忆2002年所发生的一切，我本来平淡无奇的成长终于在那一年泛起了涟漪。
最开始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的初衷并不纯粹，没怀抱着伟大的文学理想，也没有什么满溢的感情迫不及待地要抒发。最单纯的想法就是让爸爸能在别人面前倍儿有面子，同时也转移下因为学琴而不断引发的家庭内部矛盾。七年的学琴生涯花尽了家里的积蓄，我却依然没有成材苗头，每天带着我东奔西跑的父亲渐渐对我失去信心，于是我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成功的捷径让父亲重拾期望。
第一次知道这个作文比赛还是九九年的时候，刚进入初中意气风发地参加了个语文兴趣小组，第一堂课老师就给我们读了韩寒的《杯中窥人》，大意是这十八岁少年写出的文章很好很强大。而当老师一讲到纸团扔进杯子里浸湿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天天看黄书的小孩被色情污染了、变坏了。事实证明我和韩寒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也很好很强大。
那时《萌芽》远不如现在这般家喻户晓，只有个别的邮局才有买，想找张报名表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从2001年起我订了一年的萌芽，就等着最后几个月收集报名表，集中火力轰炸编辑部。
忘了从哪里听说的选拔初赛文章还得看照片的小道消息，我把生平第一张大头贴贡献给了新概念的报名表，先在表上贴了一张表情严肃的证件照，然后又在上面贴了张面带笑容的大头贴，还给人在旁边表明揭开就是证件照。
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有更大的通过几率，我用了三张报名表在不同时段寄去了四篇文章，把最满意的篇目反复寄送了一次，以求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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