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为精神官能症有体质——也就是脑神经的生理及生化因素，那么社会生物学家的这种说法——惧旷症来自古老的大脑硬体结构问题，恐怕也不是天方夜谭吧！
烹饪女教师的神秘触摸
她觉得自己如果触摸到别人，或别人拿了她触摸过的东西，对方可能就会因此而生病或遭遇不幸。
一个32岁的女性，任教于某中学，担任烹饪教师。最近不知为什么，心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可怕的念头，觉得自己如果触摸到别人，或别人拿了她触摸过的东西，对方可能就会因此而生病或遭遇不幸。
这给她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她必须教学生烹饪，她担心学生若吃了她做的食物可能会发生问题。在烹饪课上，如果有学生缺席，她就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吃了上次她做的东西而中毒的关系，心里老是为此而忐忑不安。
最近，她的头皮底部长了一块红疹，她也觉得这是梅毒的表征，一再担心梅毒迟早会侵入她的脑中，使她变成一个可怜的白痴。
除了强迫性思想外，她也出现了一些强迫性行为。因为怕自己的手污染了东西，所以她一再地洗手，而且对明明已经做好的事，譬如关瓦斯或水龙头等，她也一再地又回头去检查，以确定是否真的将它们关好了。
在接受治疗期间，治疗者发现她是一个高度敏感、很有良心，但也颇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曾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某专科学校。大约三年前，她和一个学历比她低的男人结婚，婚后不久即对丈夫感到失望。她觉得丈夫谈吐粗俗、不懂餐桌礼仪、极度缺乏社交体面，这使她心生排斥，而逐渐以一种冷淡、甚至残酷的态度来对待丈夫。
在郁闷与不满中，她终于发生了感情走私事件，但因为她是一个很有道德意识的人，这次严重违背其道德教养的外遇让她心里极度不安。
一段时间过后，她慢慢了解到丈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而其他人也都给她丈夫很高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她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其实很爱丈夫，于是她一改过去的冷淡，开始以柔情对待他。
她一方面对自己过去对丈夫的残酷和不忠产生强烈的自责，认为那是不可原谅的；一方面则将丈夫越捧越高，认为自己的丈夫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反而是自己“配不上他”。最后，竟然语带悲伤地对治疗者说：“上帝知道他说的一句话值得上我说五十句话，如果我够真诚的话，我会劝我丈夫离开我。”
解析：
这是一个“强迫性精神官能症”（obsessivepulsive neurosis）的个案。它通常具有两个内涵：一是当事者会一再去想（或脑中一直浮现）他自己并不希望去想的“强迫性思想”（obsessive thoughts），一是他会一再去做自己不想要做的“强迫性行为”pulsive behavior），患者明知这些思想和行为并非自己所愿，但却无法控制或除去，而对此深感困扰。
强迫性思想常会导致强迫性行为，譬如一个青年一直担心自己会在淑女面前说出脏话，这是强迫性思想；而为了避免说出脏话，在淑女面前遂不得不用力紧闭着嘴唇，这就是强迫性行为了。在本个案里，烹饪女教师担心“学生若吃了她做的食物就会发生问题”是强迫性思想，而“一再地洗手”则是强迫性行为，行为乃是思想的后续动作。
这个烹饪女教师的病史生动地说明了导致“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一个心理动因：具有浓厚道德意识的她，对自己过去对丈夫的不忠和残酷充满了罪恶感。在潜意识里，她觉得自己是“肮脏的”、“有病的”，所以一再担心自己若“触摸”到别人，或别人拿了她“触摸”过的东西，就会受到“污染”而致病。另外，她认为自己头皮底部的红疹是梅毒的表征，也是此一罪恶感的外显（觉得自己因外遇而被对方传染了梅毒）。
而一再地洗手，除了是为了避免“污染”的后续动作外，也含有想“洗清”自己污秽与罪恶的象征意思。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患者可以说是在交互使用“隔离作用”（isolation）与“抵消作用”（undoing）这两种心理防卫机制。所谓“隔离作用”是指将一个经验的观念面与情感面隔离开来，把足以引起不安、痛苦的情感面压抑下去，而只留下观念的成分（譬如大学生在谈话间以英文的make love来代替“性交”两字）。女教师害怕因“触摸”而“污染”别人的强迫性思想正是剩下来的“残留观念”，至于那对丈夫残酷与不贞的情感面，则被赶出平时的意识层面之外。当隔离作用无法完全压制会带来焦虑的冲动时，她就又用“抵消作用”来对抗，以平息焦虑，一再洗手此一象征性的动作就是要“抵消”过去行为所带来的罪恶感。
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强迫性思想和行为常具有原始的“魔法思想”（magical thinking）特色。所谓“魔法思想”，照人类学家弗雷泽（j。 frazer）的说法，是“人们将自己（心中）理想的次序误认为即是自然界的次序，而幻想经由思想作用即能对外在事物做有效的控制”。本个案里的这位烹饪女教师觉得自己若“触摸”到别人，别人就会生病，这跟不少原始民族认为来月经的妇女若触摸到他们，他们就会生病；或触摸到他们的猎具，他们就会打不到猎物一样，都是建立在心理联想上的“魔法思想”。而想借洗手来洗清自己罪恶的想法和做法，当然也是如出一辙，它们都属于一种较原始的心理功能。
关于清洗的执念
他一天要洗好几十次的手，把一双手都快洗“破”了，最后连桌子、衣服等也是一洗再洗，但却觉得还没洗干净。
q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男子，最近七个月来，一直为强迫性的洗手动作所困扰。
虽然一再地洗手，但老是觉得手还没洗干净；一再地想压制洗手的念头，但总是忍不住又去洗手，结果一天要洗好几十次的手，把一双手都快洗“破”了。最后不只洗手，连其他日常用品如桌子、衣服等，也是一洗再洗，但也都觉得还没洗干净。
这种怪癖不仅严重干扰了他的日常生活，而且还使他失去了工作，最后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
治疗者发现，q君的智力在中等之上，18岁时曾进过大学，但读了几个月后，却又在不明原因下突然辍学，而去当一名工人。在工作场合的表现虽然差强人意，但生活还算平稳。
一年多以前，他和另一名工人发生争执，对方在他嘴上重重地打了一拳。这一拳挑起了他早已存在于心中的某种恐惧——他一直认为嘴部若受到重殴会伤害到他的牙齿，最后牙齿会掉落，而使他不得不换装假牙。因为有这种忧虑，所以他对那个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愤怒与攻击情绪，觉得此仇不报非君子。
第二天上工时，他随身携带了一把铁锤和一根锐利的钢条，想好好修理那名工人。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对自己居然会有这种仇恨和暴力念头，深感羞耻与罪恶。虽然他后来并未将复仇计划真正付诸行动，但却觉得伤害他人的意图与行动同样恶劣，他在思想上已犯了那种罪。
随后几个月，q对自己的攻击念头虽然感到羞耻与恐惧，但心中的恨意却依然难消，对那个工人的敌意逐渐扩散到其他工人，最后竟至蔓延到自己的家人和亲友身上，变得看什么人都不顺眼。
就在被殴打后一年，他出现了洗手的强迫性行为，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解析：
这也是一个“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病例，跟前一个病例相比，虽然同有强迫性的洗手行为，但在“功能”上却不太一样。在前述案例，烹饪女教师的洗手主要是在“抵消”已经发生的罪恶，而本个案中q君的洗手，则主要是在“防堵”尚未发生的罪恶。
q君在受殴打后，想攻击那名工人的念头，显然是违反了他的道德信念，而让他心生焦虑，“洗手”遂成为他用来降低焦虑及抑制攻击行为的工具。
强迫性行为除了抑制攻击冲动外，也经常被用来抑制性冲动。譬如有一位女士某晚开车回家，车上坐了一位她熟识的男士，这位男士在途中要求下车，到路旁的灌木丛中小便。这位女士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虽不发一语，但在回到家后，她突然想起那位男士手上所沾的尿液可能弄脏了她车子的轮胎，于是她花了一个钟头用肥皂和水把车子彻底清洗一遍，然后又在浴缸里死命地擦洗自己的身体。从那以后，她就一直有擦洗身体的强迫性行为。
就这个个案来说，和一位男士在夜里同车驶过荒郊，也许使她产生某些绮念，特别是那位男士还下车“小便”，这更让人联想到“性”。此一绮念也许一瞬即逝，但却引起她性道德意识的注意，保守的性道德意识使她对这种绮念产生“肮脏”的感觉，因此“突然想起”那位男士“手上的尿液可能弄脏了她车子的轮胎”，于是开始擦洗车子，最后终于擦洗自己的身体。这跟本档案中q君的洗手如出一辙，都是在防堵不被自己容许的欲望。
在正常的心理状况下，即使因小便而在手上沾了尿液，怎么可能会去弄脏轮胎、又进而去弄脏她的身体呢？我们只能从当事者隐密的心理联想去推敲其中的含意，它也就是我们在前一档案所说的“魔法思想”。至于这几个患者都不约而同地想借洗手、洗身体此一象征性的动作来抵消或防堵实质的罪恶及欲望，当然也是不合逻辑的“魔法思想”。
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一剧里，麦克白夫人在唆使麦克白谋杀邓肯国王之后，她患了梦游症，经常在晚上从睡梦中爬起来重复着洗手的动作。莎士比亚对麦克白夫人的此一强迫性行为有相当精彩的描述，他说麦克白夫人一边洗手，一边自言自语：“但是这里有个斑点。去，可恶的斑点！去，我说！一、二，现在已经到下手的时候了。地狱是黑暗的！呸！丈夫！呸！一个军人，还害怕……这里还有血腥气……啊！啊！啊！”
在一旁偷窥的医师说：“卑鄙的密语是泄露了非常的行为产生的非常的苦恼；犯罪的心会把秘密吐露给聋的枕，她需要牧师比需要医师还更多些。”
莎士比亚显然要告诉我们，麦克白夫人重复洗手的动作就是为了想“洗清”她双手所沾满的“血腥”。这跟精神分析对强迫性洗手动作的解释可以不谋而合。
从精神医学的观点来看，麦克白夫人的梦游属于“解离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而重复性的洗手动作则是“强迫性精神官能症”，因此，我们可以说，麦克白夫人心中的罪恶感使她得了“双料”的精神官能症。
一个人在遭受心理创伤或面临心理冲突时，如果他是以“精神官能症”来作为其心中郁积能量的出口，则他可能有很多“选择途径”，从“前述案例o小姐”开始的各种发病方式都是可能的途径之一，但他将做何种“选择”（其实，他是身不由己），譬如说是变得“双手麻痹”或“不停地洗手”，却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被夸大的母爱
“我让孩子主宰我整个生活，但我不得不如此……除非为他们买玩具，否则我无法出门，我不会为其他任何事而出门。”
d女士，今年32岁，育有三个小孩。四年来，她对一个接一个出世的孩子，表现出从不间断、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牵挂，以至于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她告诉医师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我的孩子们，我无条件地爱他们，即使他们犯了错，我也无法处罚他们。处罚他们会使我的心抽痛，再怎么说我也下不了手。”
“我想我丈夫、甚至连我姐姐可能都已经告诉过你（医师）同样的事，我对他们太好了，我让孩子主宰我整个生活，但我不得不如此……”
“除非是为他们买玩具，否则我无法出门，我不会为其他任何事而出门。我也从未将他们交给别人照顾，总是自己留在家里陪他们。自从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我走到哪里就带他到哪里……我从没有片刻离开过我的孩子们。”
d女士对孩子这样的牺牲与付出，也许会让人想起母爱的伟大。但当医师询问她丈夫和姐姐时，两人虽然说d女士确实对孩子们相当关爱，不过却又都认为她的这种慈爱和牵挂有点夸大、不当，让人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在接受心理治疗期间，为孩子做出极大牺牲与付出的d女士，最后终于哭泣地坦承：她曾有过可怕的幻想——想杀死自己两个较大的孩子，因为这种想法太可怕了，所以她一直用过度而夸大的关爱去抑制它。
解析：
这位母亲对孩子从不间断的牵挂，“无法片刻离开他们”，也是一种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表现。她所使用的心理防卫机制称为“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所谓“反向作用”、是指一个人潜在的欲望、冲动不被意识所容许，于是改而表现出相反的欲望和冲动，但他这种行为或态度在旁人看来却显得过分、失当、矫揉造作。本个案中的d女士，她对孩子“太好了”，好得“叫人受不了”，其实，她正是以“反向作用”来控制她对孩子们潜在的敌意。
父母对孩子的感情并非百分之百都是关爱，其中也有一些负面的杂质。这些负面的杂质如果太过强烈，必然会产生罪恶感，但并非每个父母都能像d女士那样以“反向作用”去控制它。
譬如有一个年轻的母亲也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感受却不太一样，她说：
“当我发现我又怀孕时，觉得很沮丧。因为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还乱糟糟的，实在是不想要这个孩子，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时候接纳另一个孩子，但我又不能也不应伤害我的孩子，所以我只好调整自己来适应这种情况。
“结果孩子早产，我一下子又变得非常沮丧，因为我已失去了三个早产儿。他一出生就有了麻烦，我心里非常担心、害怕。他在医院里住了三个礼拜，当我要带他回家时，心里紧张得要命，不知道自己能否好好照顾他。结果在回家六个礼拜后，他又感染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在这段生病期间，我胃口全失，晚上一直做恶梦，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职的母亲。”
在不断自责中，这位母亲一直害怕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控制”，而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来。因为这个孩子是不被“期待”的，年轻母亲的焦虑、自责与害怕自己会失去控制，可以说是她心中“杀婴”的强迫性思想所造成的。
另有一个母亲，则是每天在孩子出门上学后，心里就一直担心：“他会不会在路上被车子压死？”真爱的背后固然会隐藏着忧虑，担心孩子出意外本是父母的常情，但如果过度忧虑，像这样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强迫性思想，可能就表示此一忧虑其实是她无法承认的“潜意识愿望”。
做父亲的也会有这种情形。
譬如，有一位农夫忽然产生“用铁锤猛击三岁儿子头部”的想法，而且一出现就挥之不去，成为典型的强迫性思想。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可怕的念头，他自认为自己其实很喜欢这个孩子，在想不通的情况下，他甚至认为自己一定是“疯”了，“脑子进水了”。
但在接受心理治疗时，治疗师发现，原来这位农夫的妻子在生产时痛不欲生，所以产后就一直拒绝再和丈夫性交，以免再度怀孕。而且在有了孩子后，妻子也将她的关爱都转移到儿子身上，夫妻常因此而吵架、反目。
在晓得这些状况后，治疗师终于明白了，他“用铁锤猛击三岁儿子头部”的强迫性思想，乃是在发泄对儿子的潜意识敌意，但因为这不被他的道德意识所容许，所以经由“隔离作用”抹去此一想法中的情感色彩，而只剩下空洞的观念影像。
俗语说：“养儿方知父母心”，但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其实是颇为复杂的，说它“五味杂陈”也许太夸张了，但要说它是“百分之百的关爱”则更属矫揉造作。在这几个个案里，我们看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但它们要告诉我们的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若对子女产生负面的情绪，都将成为父母本身的一个“痛苦负担”。
会计师的生活仪式
他过着规律的生活，对生活起居、每餐的菜色及休闲活动的安排，都像记账一样井井有条，而且一丝不苟……
f君是一位将近中年的会计师，他对自己生活起居的安排就像在记账一样，不仅井井有条，而且连细节也都是一丝不苟。
他每天一早在六点五十分准时起床，先淋浴、刮脸，然后穿衣服。他太太则在七点十分整将早餐端上桌，早餐的食谱是他早在几个月前就拟好的，他太太需每天按谱配餐。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他准时出门上班。在忙了一天后，于傍晚五点五十五分返抵家门，洗完澡后，在客厅看晚报，六点三十分准时用晚餐。晚餐的内容，当然也是根据他事先拟好的食谱准备的。
晚上和周末的活动也都按既定计划进行。星期二晚上出门看电影，星期三晚上在家里阅读，星期五晚上则打桥牌（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不排节目，属休息时间）。星期六早上打高尔夫球，晚上的时间则留给来访的客人或出门访友；星期天早上和晚上为宗教时间，都到教堂做礼拜。
在服饰方面，他也非常挑剔。每一件衬衫都必须干净而且没有皱痕，西装外套则每天都要烫一次。
要过这种井然有序的生活，当然需要太太的充分配合。他太太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但在f君的“调教”下，也不得不合作，因为对生活常规的任何微小乖离，都可能让f君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在这种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中，f君似乎过得颇为自得，也颇为成功。后来他静极思动，参与了某个朋友的商业投资，但不幸投资失败，让他损失了不少钱。此一突来的打击，竟使f君产生严重的焦虑反应，不仅过去的生活规律都被打散打乱了，最后竟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解析：
表面上看来，f君的规律生活让人联想到“恒心”、“毅力”等美德，但因他的生活规律流于僵硬、缺乏弹性，而且在规律被打破时，即不可理喻地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所以它更有可能是一种“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表现。
有些强迫性行为常会变成一种“仪式”（rituals），每个细节都需按照一定的僵化步骤进行。f君的规律生活似乎就具有这种性质，他把一个星期的起居作息活动都化为“仪式”，不能更改，几近强迫性地去履行它们。
仪式行为具有特殊的功能。几乎每个文化都有古老相传下来的各种仪式，如结婚、丧葬、祈雨、驱魔等都有固定的仪式，其功用是在祈求神灵的保护与赐福，大家认为只要按照固定的方式按步就班地去履行它，就能达到上述目的，但中间若有任何差池，则不仅得不到赐福，反而会大祸临头。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的仪式化行为也有这种用意，个人的仪式化行为主要是在防范来自外在环境或内心欲望的威胁，当事者认为只要将一切都纳入僵硬的秩序中，则世界就会变得更可预测、更安全，也更美好。
譬如某位男士有一种固定的“浴室仪式”，他在入浴时，一定要先脱内裤，坐在马桶上小便；然后脱上衣；然后先冲三次身体；然后用肥皂先抹阴部，冲洗，再抹，再冲；然后洗右手臂；然后洗左手臂；然后洗右腿、右脚；然后洗左腿、左脚；然后洗……从他入浴室到出来的将近半个钟头的时间内，每个动作孰先孰后，如何进行都依固定的程式去做，稍一改变就会感到不安。而且在生活遭受压力时，他就会更严格地执行这种浴室仪式。
其实，此一浴室仪式的产生只是为了阻止他在浴室内“自慰”的冲动而已。相对于这种内心欲望的威胁。f君面对的可能是外在环境的威胁，我们从他参与投资失败立刻导致精神崩溃这件事上多少可以猜出，他其实非常软弱，表面上将自己的生活控制得很好，但事实上却不堪一击。因此，仪式化行为虽可减轻当事者内心的焦虑，但他所能获得的只是控制的“幻象”。
f君僵硬的生活作息，让人想起康德和叔本华这两位德国哲学家，他们都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譬如康德每天下午四点整一定外出散步，而且行走的路线，甚至行进的速度都一成不变，据说哥尼斯堡的居民以康德走过自家门口的时刻来调整他们的时钟，因为康德就是一座“活动的标准钟”。
而叔本华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年独居于法兰克福时，每天的生活情形几乎都一样：早上七时起床，沐浴后，喝一杯浓咖啡，然后坐到书桌前，写到中午为止。然后外出，到“英国饭店”用餐，饭后回家阅读到四点，又外出做例行散步，而且风雨无阻，每天总要散步两个小时，六点钟再到图书馆看“时报”。晚上则去观赏戏剧或听音乐会，十时就寝。除了接待访客，偶而打破自己生活秩序的“例外”，他二十七年如一日，过的都是这种规律的生活。
但康德和叔本华并非“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患者，虽然他们常被视为“强迫性性格”的代表人物，但“强迫性性格”和“强迫性精神官能症”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强迫性性格”的一些特质，如固执、墨守成规、讲求秩序、追求完美，以无比的毅力献身工作，排除享乐和人际关系等，也常是“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所具备的，但就像前面介绍的，他们只是以此来掩饰或围堵其生命的困境，而不像康德、叔本华或其他人，将这种人格特质运用在对知识的追求和事业的开拓上。
来到医院的歇斯底里患者
在他的记忆里，充满了依偎在母亲身旁，于药水味浓厚的医院里候诊的情景。这种情景让他感到安全、踏实，而且温馨。
j君是一个高三学生，近数月来常觉得头昏眼花、腰酸背痛、四肢无力、食欲不振、无精打采、注意力无法集中。大###考在即，他却经常卧病在床。
焦急的母亲带他四处求医，但情况却未见好转，而且做了各种检查，也都找不到有什么异常之处。医师劝他去看精神科，j君却坚信自己有的是身体方面的毛病，而他母亲则以为儿子得的是连医师都检查不出来的怪病，更加担心，也更加锲而不舍地带他四处求医。
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精神科。在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j君对即将来临的大###考极感焦虑与消沉，他自己可以说完全没有把握，但父母对他却期望甚殷。在苦闷之中，他手淫的次数增加了许多，但短暂的快乐却带给他“自我摧残”的阴影，担心自己得了“肾亏”，于是开始觉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越想越担心，最后觉得一身是病，治病成了比读书更迫切也更重要的事。
j君是家中惟一的男孩子，父母均将他视为至宝。在周岁左右，他曾因不明的发烧而住院两个月，后来虽然痊愈了，但他母亲却认为这个孩子“身体虚弱”，也因而特别注意他的健康问题，不仅常给他吃补品和补药，身体稍为有些不适，更是忙不迭带他去看医师。
上学后，母亲天天为他准备既营养又卫生的便当，不准他在外面随便乱吃东西，因为怕他吃坏了肚子；也不准他和同学们去游泳、露营，因为怕发生意外。
也许是受到母亲观念的影响，j君也很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他经常可以感觉到自己心脏的跳动、肠子的蠕动及关节处的酸痛等，每次大小便都不忘“审视”尿屎里有什么异状。在他的记忆里，似乎充满了依偎在母亲身边，于药水味浓厚的医院里候诊的情景，这种情景不仅让他感到安全、踏实，而且温馨。
医师认为j君确实是“病”了，但并非他想的身体的毛病，而是心理的毛病。
解析：
这可以说是一个“虑病性精神官能症”（hypochondriacal neurosis）的病例。
所谓虑病性精神官能症是指一个人过分关心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功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怀疑某些器官有病，而为此担心恐惧，会主动去寻求医疗帮助；他们所述说的症状非常复杂多样，常牵涉到身体的许多部位，但有经验的医师却无法从这些症状中获得“可能是什么病”的印象诊断。而且在详细的检查后，通常找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因。虽经医师反复说明、劝解，但病人仍无法释怀，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有病。
患者除了对自己的症状感到忧虑、焦急与关心外，在行为方面还有一些特征：他的身边经常备有瓶瓶罐罐、药片胶囊及各种医药书刊；他常是大众保健杂志的忠实读者，在广泛的阅读中揣摩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病，并一知半解地使用医学专有名词及术语；看病是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有些是固定去看一位医师，但次数相当频繁，有些则不断换医师，从这家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没完没了地做各种检查和治疗，而且会妥善保存这些资料。
不少患者的虑病倾向跟早年的生活经验有关，有些研究发现，患者早年罹患身体疾病（或所谓的“体弱多病”）的比率比一般人高得多，而他们的父母亲也多有虑病的倾向，对身体疾病过度关心，孩子一流鼻涕、肚子不舒服就紧张得不得了，不停地嘘寒问暖、进补、看医师。这种不当的模式使孩子养成特别注意自己身体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赋予夸张意义的态度。本案例中的j君，有的似乎就是这种经验。
另外，“疾病的功能”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自己“生病”了，不仅可以免除职责（读书、工作），还可获得他人的关心（附带收获），结果使自己这种“有病在身”的观念益形强化，因此日后稍一碰到不顺遂，或别有所求时，就以虑病症状来免除职责或达到目的。
j君的坚信自己“有病”，固然多少与“肾亏”的错误观念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在于他面对着大###考这个难关。虑病症状不只是用来逃避大###考，而且是在为自己可能考不上大学找借口——这都是因为自己“身体有病”造成的，如果“病”好了，他就能克服现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把病治好，结果就一再地去看医师、吃药、打针，你说他“没病”，他反而不高兴。“有病在身”的想法使他免于去面对自己书读不好、无法与别人在考场上竞争的挫败感。
熊熊烈焰中的悔恨
她在夜里难以成眠，经常梦见昔日大火时，她从二楼跳下来及爬进客厅抱出婴儿的那一幕，而从梦中惊醒过来。
c是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最近想搬家而四处找房子，她坚持要住一楼，而且是只有一层楼的房子。这种坚持并非出于出入方便、想做生意或想接近土地等理由，而是因为她害怕爬楼梯。
除了坚持要住一楼外，她平常也尽量避免到二楼以上的商店、旅馆或公共场所去，对密闭的地方也深怀恐惧。而且有慢性的疲惫感、精力减退、性欲降低、无法集中注意力等症状。
这似乎是一种畏惧性精神官能症，不过她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心里倒是一清二楚。它来自如下这件令她想忘也忘不了的创伤经验：
她以前是住在二层楼的房子里。大约半年前，在丈夫外出的某个深夜，她在睡梦中闻到呛鼻的浓烟味而从梦中惊醒，她急忙下楼，结果发现客厅已经着火了。
事起突然，她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打火警电话，但电话线却被烧坏了，于是她连忙又跑出去敲邻居家的门，在邻居处打完火警电话后，才又匆匆回到家里，到楼上去摇醒两个学龄前的孩子。
但因时间延误，等她同两个孩子要下楼时，楼下已是一片火海，无路可逃。在情急之下，她只好打开楼上的窗户，将两个孩子抛下去，然后自己也跟着跳楼。两个孩子幸好都被闻讯赶来的邻居及时接住，没有受伤。但她自己的小腿骨却跌断了。
在疼痛中，她才又想起她的另一个孩子，刚出生不久（三个月大）的婴儿单独睡在楼下的餐厅里。一思及此就心如刀割，于是她不顾旁人的阻止，又从窗户爬进屋内，将婴儿抱出来，但因为耽搁太久，婴儿不幸在送抵医院之前即告死亡。
两个被救出的孩子只有轻微的灼伤，但她却有全身40％的严重灼伤，脸、颈、上肢、背部、臀部都被灼伤，呼吸系统也受了波及，而不得不做气管切开手术，帮助呼吸，她住院三个月，躺在病床上，内心一直无法挥去这场不幸的大火，并对自己先到邻居处打电话而没有及时救出她的三个小孩深感懊悔与罪恶。
出院后，她慢慢又负起了家庭主妇的职责，但在夜里却难以成眠，经常梦见昔日大火时，她从二楼跳下来及爬进餐厅抱出婴儿的那一幕，而从恶梦中惊醒过来。但在白天，则不时在内心反刍自己的“愚蠢”，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傻”——不先救孩子却去打电话？但大错已经铸成，再也无法挽回。
就在这种无限的悔恨、懊恼、悲痛与罪恶之下，她坚持要搬到只有一层楼的房子住，而且避免到二楼以上的地方去。
解析：
在这个个案里，c虽然有所畏惧，但不像前述的畏惧性精神官能症——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某些物体或情境有非理性的畏惧，事实上，她清楚得很，是想忘都忘不了的。因此，这个个案应该属于“创伤后压力违常”（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所谓“创伤后压力违常”是指一个人在经历超乎人类正常经验之外的心理创伤事件后，仍然在内心一再经验（重现）该创伤经验，对外在世界的反应变得迟钝，并出现自律神经及认知功能等方面的障碍。
“超出人类正常经验之外”的创伤事件，并不包括诸如事业失败、婚姻冲突、亲人死亡、离婚、慢性疾病等打击，而是指：一、自然灾祸，如洪水、地震等；二、人为的意外灾祸，如工业意外事件、火灾、大车祸、房屋倒塌等；三、有意的人为灾祸，如战争、轰炸、强暴、集中营、酷刑折磨等。有些创伤事件虽然也可能伴有肉体的伤害，如强暴、工业意外等，但所有的创伤事件都必然含有心理创伤的成分，这些心理创伤包括极度害怕、无助、失去控制及死亡的威胁等。它可能是个人单独的经验，也可能是集体的遭遇。
在创伤性事件发生时，患者几乎都会立刻产生自律神经兴奋的症状，诸如心跳加快、大量流汗、肌肉紧张、发抖、主观的焦虑及警觉性升高等，因为这些创伤事件通常都很剧烈，所以这种自律神经的兴奋可能会延续几天、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而每当患者回忆起那些创伤经验时，自律神经即再度受到刺激，如果他无法忘怀或分心，一再反刍的结果，急性症状可能就会恶化成慢性症状。
本个案讲的正是这种情况。火灾是一种常见的创伤性事件，在事起突然中，几乎每一个从火海余生的幸存者，他们的惊惶、无助与失控等感觉，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慢慢平息。而本案例中的这位女士，不仅遭遇了这种危难，而且在危难中还失去了她的幼儿，更要命的是，幼儿的去世完全是由她在火场中的“错误抉择”所造成的，其心灵所受的创伤确实是难以抚慰的。
c一再梦见昔日大火的情景，特别是“爬进餐厅抱出婴儿的一幕”，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可以说是她尝试透过这些未经改装的恶梦，去重新架构恶劣的情境，好使昔日不能应付此种情境的失败能获得弥补的机会——她希望能“成功”地救出她的幼儿，而这只有到梦中去追寻了，但亢奋的意识提醒她，这一切都已是徒劳，因为她的孩子早已死了，所以她只能又从恶梦中惊醒。
杀了上司的“二战”老兵（1）
他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手里挥舞着刀子，在屋里荡来荡去，口中则喃喃自语，提到跟战争和俘虏有关的事情。
y君是一个40岁的中年人，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解甲归田，又恢复平常老百姓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正常，但却每隔一两个礼拜就会突然陷入一种类似意识解离的状态中，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手里挥舞着刀子，在屋里荡来荡去，口中则喃喃自语，提到跟战争和俘虏有关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他不仅不认识自己的妻子，而且还把她当作法国人。
但没多久，他又仿佛大梦乍醒般恢复正常，而且根本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他太太为此而非常担心，曾在他发作中及发作后，数度请医师来诊疗，医师除了开给他一些镇静剂外，也爱莫能助。因为发作的次数颇为频繁，最后只好去寻求精神科的帮忙。
在几次心理面谈但均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医师决定将他催眠。结果在催眠状态下，他说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战场上的一段特殊遭遇：
有一次，他和自己的部队失散了，而跟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在一起，两人各看守着四名德军俘虏。在营帐里休息时，那名军官忽然命令他去射杀那些没有武装的战俘。他觉得这是不人道的事而拒绝了，于是两人发生争吵，在争吵中，他愤怒地将枪扔给那名军官，说：“如果要射杀他们，那你自己去动手！”
事后，他越想越怕——怕那名军官以抗命的理由而枪毙他。在极度惊恐中，他仓皇地冲出营帐，逃回自己所属的单位里。
在催眠中回忆这段往事时，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而一再将自己的身体猛烈地往墙上撞，幸赖旁人制止才没有受伤。
利用催眠术让他重温昔日在战场上的心灵创伤后，他的病情似乎有了明显的改善，有一段时间不再有上述意识解离的情况发生。
但十年后，他却又因同样的症状而再度入院，而且病情似乎比十年前还严重。医师认为这可能是因昔日的心灵创伤尚未完全化解的关系，所以再度将他催眠，让他重温往事。而在追忆的途中，他又像十年前一样，因痛苦、难过而以身体猛撞墙壁。但这次医师在制止他后，又要求他“继续讲”，而不准用行动表现出来。在几次的抗拒之后，他终于又说出了“后半段”的故事：
原来当年在他惊惶地冲出营帐后，跑了几百码就又停了下来。他担心那些战俘的命运，所以又掉转头，而在营帐外面用刺刀刺死了那名军官。
在催眠状态中说出这段经历时，他第一次表现出对那名军官的强烈愤怒，但后来又哭了起来，他说他很后悔他的行为，因为最后杀人的竟是他。
像上次一样，医师利用催眠术让他反复去重温过去的那段噩梦，并对它提出新的诠释，慢慢化解积压在他心中的惊惶、愤怒与后悔，最后，他终于跳出了那段噩梦般的经历，而不再出现意识解离的症状。
解析：
这可以说是一个“解离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但也属于“创伤后压力违常”，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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