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喊了声“停”，这人他无法看见。他们以为他已经被电流击毙了。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有时他醒来眼前一片漆黑。这是药物作用，也可能他被蒙上了眼罩。此时他想起来了，可能自己是被蒙上了眼罩。因为也许他们要采用新的更可怕的折磨方式。
他的手臂又被扎了一针。突然，他觉得心惊肉跳。那个老朋友又拿着那个小玩意儿过来了。帕特里克又能看见东西了。那么谁掌管钱？他问。
帕特里克呷了一口汽水。护理员逗留在附近，脸上挂满了笑容，似乎他对每个病人都是这样。突然，帕特里克感到想吐。这是他几天没吃东西之故。尽管头晕目眩，他还是坚持站在原处，让血流畅通，也许他能继续思索。他把目光移向前方的大海，注视着一条渔船。
他们已经电击了他好几次，逼问银行的名字，而他哀叫着说不知道。于是电极移到睾丸，痛苦上升了一个层次。然后他晕死过去。
尽管他努力，还是不能回忆起最后遭受折磨的情景。他只觉得整个躯体在燃烧，人就要死去。他已经喊出了她的名字。不过，那也许只是对自己喊的。此时此刻，她在哪里？
他扔掉汽水，向护理员走去。
等到凌晨1点，斯特凡诺出了家门。他驱动妻子的汽车，驶上黑暗的街道。在交叉路口，他朝两个守在一辆客货两用车里的特工挥了挥手，并放慢车速，让他们的车子跟上来。到他穿过阿灵顿纪念大桥时，至少有两辆汽车跟在后面。
斯特凡诺驱车穿过几条空荡荡的街道，到了乔治敦。这时他要发挥自己车速的优势了。他突然加速，从k街向右拐入了威斯康星大街。然后他在街再次有拐，在不允许停车的地方把车子停了下来。紧接着，他快步走了半个街区，进了假日饭店。
他乘电梯到了三楼，盖伊正在一个套房里等候。在过去的三天里，盖伊几乎没有睡过觉，加上他又是数月来头一次返回美国，所以斯特凡诺免不了要见见他。
总共有六盒磁带，每盒都贴了标签，分了类。它们被搁在桌上的一台使用干电池的录音机旁边。“隔壁没有佳人。”盖伊指了指左右两个方向，“你可以把音量开到最大。”
“我想，这可不会使人愉快。”斯特凡诺注视着那些磁带。
“那当然。我再也不干这事了。”
“你现在回避一下。”
“好，我这就去楼下大厅。”
盖伊离开了房间，斯特凡诺打了电话。很快，本尼·阿历西亚来了。两人要了纯咖啡，开始听帕特里克在巴拉圭森林中发出的惨叫。
这是本尼·阿历西亚最开心的时刻。
8
要说这天是新闻界的帕特里克日，一点也不过分。整个《沿海日报》头版没有别的内容，只有帕特里克。“拉尼根死而复活”的通栏标题赫然在目。下面是四篇报道，至少插有六幅照片，而且内容一直延续到里页。帕特里克的家乡新奥尔良以及杰克逊、莫比尔的报纸，都在头版发表了关于他的消息。孟菲斯、伯明翰、巴吞鲁日和亚特兰大的报纸，也在头版发表了短篇报道，并配有帕特里克昔日的照片。
在新奥尔良郊外格雷特纳，两辆电视采访车在帕特里克的母亲的家门口呆了一上午。她吓得不敢出门，两个健壮的女街坊轮流到她的家门口去守护。
位于波因特克利尔的待鲁迪的寓所附近，也聚集了一群新闻记者。不过由于遭到手持猎枪坐在树荫下的兰西的阻挡，他们只能干瞪眼。兰西穿着黑靴、黑裤和黑色紧身体恤，看上去很像一个精于此道的保镖。他们不断地发问，而他只是用鼻子哼哼。特鲁迪携同六岁的女儿阿什利·尼科尔躲在屋内。阿什利·尼科尔已经无法去学校。
比洛克西市中心法律事务所一侧的人行道，更是新闻记者云集。为了阻挡他们入内，该所两名壮实的警卫被迫采取了紧急措施。
此外，新闻记者还在治安官的办公室和卡特的办公室周围，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发掘新闻的地方巡游。根据密报，他们及时守在联邦法院秘书处外，果然看见了身穿高级灰色西服前来递交诉讼状的维待拉诺。他声称该法律事务所已经呈状控告帕特里克·拉尼根，要求他如数归还被窃的巨款，而且他非常乐意和新闻界的朋友谈论此事，以期取得舆论的支持。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多诉讼的上午。特鲁迪的律师披露了一个惊人消息。上午1o时，他将去莫比尔法院递交特鲁迪的离婚诉讼状。他表现得很出色。尽管他已经办理了无数离婚案件，但还是第一次面对电视台记者作此陈述。他是最后才勉强同意接受采访的。离婚的理由是遗弃，诉讼状列举了各种不能容忍的罪行。在法院秘书处外面的过道上，他摆正姿势让新闻记者拍了一些照片。
北方人寿互保公司昨日控告特鲁迪·拉尼根的消息也得到迅速传播。诉讼状的具体内容被仔细打听。点点滴滴的情况被披露。不久，许多新闻记者都知道了特鲁迪未经法院同意不得签写支票这一事实。莫纳克—西厄拉保险公司当然也想把那4oo万美元的保险金连同银行利息和律师一道要回来。它在比洛克西的律师匆忙抛出一份诉讼状，控告该法律事务所非法收取限额保险金，同时控告帕特里克犯有普遍欺诈罪。这已成为一种惯例，即诉讼状刚一抛出，便马上将消息泄露给新闻界，并提供事先准备好的材料。
毫无疑问，本尼·阿历西亚也要向帕特里克索回那9ooo万美元的巨款，他新近聘请的好讲排场的律师独辟蹊径，宣布上午1o时召开记者招待会，邀请所有的记者去他的大会议室，就提出诉讼征求意见。然后他让这些新结识的新闻界朋友同他一道去法院提交诉讼状。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许多情况。
帕特里克·拉尼根的被捕，引发了近年沿海地区未曾有过的诉讼大战。
在哈里森县法院的极度忙乱中，17位大陪审团成员悄然进了二楼的一间秘密会议室。昨天晚上，他们分别接到了地方检查官帕里什亲自打来的紧急电话。会议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他们拿着咖啡，到长会议桌旁边指定的地方就坐，并且怀着急切、激动的心情等候那重要时刻的到来。
帕里什向各位陪审员问好，并对临时决定让他们来开会感到抱歉。然后，他逐一介绍了治安官斯威尼、司法部探长特德·格里姆肖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乔舒亚·卡特。“看来我们这个案子一下子成大新闻了。”他边说边将一张报纸摊在会议桌上，“我想你们大多数人肯定看过了。”各位陪审员点点头。
接下来，帕里什介绍案情。他手执拍纸簿，一边说一边沿墙根移步。所述案情有：帕特里克的经历；他所在的法律事务所担任本尼·阿历西亚的法律代表的情况；帕特里克之死，当然，现在知道他是假死；他的葬礼；以及刚才摊在会议桌上的那张报纸所报道的大部分情况。
帕里什又拿出一些照片给大家传阅。这些照片是：帕特里克的已被烧毁的汽车；清除汽车残骸后的现场；烧焦了的灌木、土壤和残存的野草、树木。其中一张已经放大了的驾车者遗骸的照片，他特地进行了强调和解释。
“我们原以为这必定是帕特里克·拉尼根。”他笑着说，“现在我们知道弄错了。”
这已经烧焦了的遗骸本身看不出是人的遗骸，因为没有明晰可辨的身体器官。但是，这里有块突起的颜色稍浅的骨头，帕里什严肃地解释说，它是骨盆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的骨盆的一部分。”他补充了一句，为的是防止自己的陪审员产生误解，以为帕特里克从什么地方找来一头死猪或其他动物来做替身。
这些陪审员完全相信他的话。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思考的余地。没有鲜血，没有肌体，没有污迹，而且让人恶心不已。如同汽车里的所有物件一样，这个男人，或女人，或其他什么，已经完全被焚毁，尸骸留在前排右侧座位上。
“当然，这是汽油引燃的大火。”帕里什继续解释，“我们知道，帕特里克是在离案发地仅8英里的地方把油箱注满的，故案发时，有2o加仑的汽油爆炸燃烧。不过，我们的调查人员当时对异乎寻常的火势确实表示过怀疑。”
“车内有没有容器的残余？”一位陪审员问。
“没有。要人为地烧起这样的大火，一般会使用塑料容器。像大牛奶罐、防冻油壶，似乎都为纵火者所喜爱。它们不会留下痕迹。这样的案例非常多。不过，纵火烧汽车，还难得遇见。”
“以往的案例中，尸体也烧得这样厉害吗？”另一位陪审员问。
帕里什迅速回答：“不，不是的。坦率地说，以往我还没见过哪具中体烧成了这个模样。本来我们可以掘墓验尸，但你们也许知道，尸体已经火化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那是谁的尸体？”陪审员龙尼·伯克斯问。他是个码头工人。
“我们考虑过一个人，目前只是猜测。”
接着，陪审员们又提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内容均不重要，大多数是希望把报界没有提及的消息带到会场外。他们经投票一致同意指控帕特里克犯有一级谋杀罪和巨款盗窃罪，两罪并罚判处死刑，由本州帕奇曼监狱用静脉注射毒液的方式执行。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帕特里克居然受到了五项指控：谋杀的指控；离婚的指控；阿历西亚索赔9ooo万美元、外加惩罚性补偿的指控；法律事务所老同事索赔3ooo万美元、外加惩罚性补偿的指控；莫纳克—西厄拉保险公司索赔4oo万美元、外加1ooo万美元的惩罚性补偿的指控。
而且由于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帮助，这些控告他全看到了。
两位检察官，帕里什和马斯特，再次对着摄像机镜头板起了面孔。尽管联邦调查局和这次指控没有联系，他们还是站在一起宣布：哈里森县大陪审团全体成员代表全县善良的百姓，迅速地作出了控告杀人犯帕特里克·拉尼根的决定。他们绕开一切能够回答和不能回答的问题，反复暗示接下去还会有指控。
摄像机撤去后，两人秘密会见了卡尔·赫斯基法官。此人是负责哈里森县法律事务的三名巡回法官之一，也是葬礼举行前帕特里克的密友。本来案件是随意分发给巡回法官的，但赫斯基和其他两人能操纵管理此项工作的秘书，从而根据他们的意愿分发或不分发某个案件。这次赫斯基要了帕特里克的案件。
兰西独自呆在厨房里吃番茄三明治。这时他发现后院游泳池边有动静。于是他抓起猎枪，蹑手蹑脚地离开屋子，藏在露台的灌木丛后。只见一个胖乎乎的摄影记者蹲在游泳池旁边，脖子上套着三架笨重的照相机。兰西提着猎枪，悄悄绕过游泳池，在摄影记者身后两英尺处趴了下来。接着他向前倾身，把猎枪伸到摄影记者的头部附近，枪口朝上，扣动了扳机。
摄影记者的身子向前一歪，跌了个嘴啃泥。与此同时，他一边大叫，一边挣扎。兰西朝他的胯下踢了一脚，待他翻过身后，又踢了他一脚。直至这时，他才看清了自己的偷袭者。
兰西夺下他身上的一架照相机，丢进了游泳池。特鲁迪站在露台上，吓得不知所措，兰西急忙让她去报警。
9
“我现在要削掉这些死皮。”医生一面说，一面用尖头器械轻轻地探查帕特里克胸部的一处伤口，“我郑重地建议你考虑使用一些麻醉药。”
“不用，谢谢。”帕特里克回答。他坐在床上，全身赤裸。房内有医生和两个护士，那个波多黎各护理员卢斯退缩在附近。
“帕特里克，这样会很痛。”医生说。
“比这更痛的我都挺过来了。何况我身上也没法扎针。”他说着，扬起左臂。只见上面布满了青紫的针痕。这是他遭受拷问时那个巴西医生不停地给他注射药液造成的。他的整个身体也是青一块紫一块，到处可见伤痕和血痂。“别再给我注射麻醉药。”
“好，随你的便。”
随后帕特里克抓住床铺两侧的横杆，两个护士和卢斯抓紧他的踝部，医生开始给他三度烧伤的胸部伤口刮削死皮。他先用手术刀把死皮刮离伤口，然后削掉。
帕特里克缩了一下，闭上了眼睛。
“还是打一针吧。”医生说。
“不。”他咬着牙说。
医生又用手术刀给他刮削死皮。
“帕特里克，这些伤口恢复得很好。照这样看来，你也许根本用不着植皮。”
“好。”他说着，又缩了一下。
帕特里克身上的九处伤口当中有四处已经达到了三度烧伤；两处在胸部，一处在左大腿，一处在右腿肚。手腕、胳膊肘、踝骨，均被绳索磨破了皮。这些破皮之处涂上了药膏。
半小时后，医生完成了那些刮削。他嘱咐说，最好保持不动，不穿衣服，不绑绷带，至少目前得这样。他在伤口涂了一些清凉的抗菌药膏，又提出要给他止痛片。帕特里克再次谢绝。
医生和两个护士开始离去。等他们走远，卢斯停止了溜达。他关上门，拉上窗帘，又从自己的白色工作服口袋中掏出一架带有闪光灯的柯达牌一次性照相机。
“从那里开始，”帕特里克指了指床铺放脚的一头，“把整个身子照下来，包括我的面孔。”卢斯把照相机移至眼前，瞄了瞄，然后退靠墙壁，揿了快门。照相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再来一张。”帕特里克说。
卢斯按他吩咐的又照了一张。起初卢斯不同意冒这个险，说需要老板批准。帕特里克生活在巴西和巴拉圭交界处，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还学会了操几句西班牙语。对于卢斯说的话，他几乎都能听懂。而卢斯要听懂他的话，则比较困难。
但关于“钱”的语言是相通的。终于，卢斯明白了帕特里克所说的他将以5oo美元作为他照相服务的回报的意思。他同意买三架一次性的照相机，拍摄近百张照片，然后连夜送去冲洗，并将冲洗出来的照片藏好，不让医院的人知道，直至他告诉他该怎么做。
帕特里克身上并没有5oo美元，但他设法让卢斯相信，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不像外面人所说的那样坏。他一回到美国，就会寄钱来。
卢斯不大照相，也不擅长照相。每次拍照，帕特里克都给予合作。他们近距离地拍摄了严重烧伤的胸脯和大腿，拍摄了伤痕累累的两只手臂，还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全身像。为了不被发现，他们拍摄得很快。此时差不多到了中午，另一批护士来上班了，过道响起她们滔滔不绝的说话声。
卢斯午休时离开了医院，并将那些胶卷交给一家照相馆冲洗。
在里约热内卢，奥斯马尔以1ooo美元现钞买通了伊娃那个法律事务所的一个低薪秘书，让其密告所内最近流传的一切小道消息。闲言碎语并不多。几个合伙人几乎没有透露什么。不过电话记录显示，该所曾接到苏黎世打来的两个电话。根据苏黎世那个电话号码，盖伊从华盛顿查出打电话者在某家旅馆。此外他再也查不出什么了，瑞士人一般是很谨慎的。
该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对伊娃的失踪并无耐心。不久他们私下里的不满便成为会议桌上的正式议论了。她第一天来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又来了一个电话，此后便杳无音信。她声称乘飞机赶去会面的那个神秘的委托人无法得到证实。而原先的一些老委托人又不断地询问和抗议。她已经错过了那么多的约会、会议和最后期限。
最后，他们决定暂时将她从该法律事务所除名，等她返回后再作道理。
奥斯马尔一伙人日夜盯梢伊娃的父亲，把这位可怜的老人折磨得坐卧不安。他们监视他公寓的门厅，跟踪他的汽车，在伊帕内玛大街人流如潮的人行道上紧追他不放。他们甚至还放出风声说要劫持他，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以期迫使他说出女儿的去向。但他很谨慎，从不单独露面。
兰西第三次去特鲁迪的卧室，终于发现门没上锁。他悄悄进了门，手里拿着一颗镇定药，还有一瓶她喜欢喝的爱尔兰产的汽水，每瓶售价四美元。他走到床前，默默地坐在她旁边，把药丸递给她，她接过药丸，吞了下去。这是她不到一小时内所吞的第二颗药。然后，她呷了口汽水。
一小时前，警车载着那个胖乎乎的摄影记者离去。两名警察逗留了2o分钟，向他们问这问那，显然无意马上提出起诉。一来这是私人住宅，二来新闻人员已被告诫不要前去打扰。加上该记者所在的那家杂志又是北方某地一家低级出版物，完全没有影响。看来他们对兰西的动武还是表示同情，甚至怀有敬意。为防万一，他们要了特鲁迪的律师的姓名。兰西威胁说，如果对方硬要拖他们上法庭，他就反过来告其私闯民宅。
两名警察走后，特鲁迪发了火。她恼怒地抓起沙发上的软垫扔进壁炉，吓得保姆领着孩子奔出了客厅。然后，她瞥见兰西就在身边，便拿他当出气筒，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原因不为别的，就为一连串的打击——帕特里克的消息，保险公司的诉讼，法院的限制令，记者的蜂拥而至，再就是兰西在游泳池边揍了一个摄影记者。
不过，此时她已安静了下来。在此之前，兰西也服了一颗药。他见特鲁迪已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宽慰地舒了口气。他想去拥抱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说一些动听的话，但此时此刻，这样的方式未必奏效。弄不好，她又会大骂一通。特鲁迪需要镇静，但只能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来因势利导。
特鲁迪躺在床上，手背盖着前额，闭上了眼睛。室内很黑，其他房间也是这样——帷帘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熄灭，或仅留有几丝微光。然而屋外路边，人群熙熙攘攘，有的在拍照片，有的在录像，他们正在为报纸和电视台关于帕特里克的可恶报道收集资料。今天中午，她就看见自己的居屋出现在当地新闻节目中，被电视台用做背景，一个傻里傻气的黄脸女人，张着一口大牙，指东道西地评论帕特里克，评论上午帕特里克的妻子提出的离婚诉讼。
帕特里克的妻子！想到这里她不免打了个寒战。她差不多有四年半没做帕特里克的妻子了。她已经体面地安葬了他，然后一边等待那笔保险金，一边试图将他忘掉。当她拿到那笔保险金时，他的一切已经在她的心中逐渐消失了。
唯有一个时刻还能勾起她的痛苦的回忆。那是她和阿什利·尼科尔呆在一起的时候，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她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父亲回不来了，去了天堂，在那里他过得很幸福。女儿愣了一会儿，然后恢复了原状。这正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儿童所能表现出来的心态。她不允许任何人在女儿面前提帕特里克的名字。这是为了保护她，特鲁迪解释说。既然她对自己的父亲没有印象，就不必勉强她了。
除了这一短暂的插曲，她沉浸在极有活力的寡妇生活中。她去新奥尔良购物，从加利福尼亚订购健康食品，在健身房锻炼，到高级美容院接受按摩和整容。她还替女儿请了一个保姆，以便她和兰西外出旅游。他们迷上了加勒比海沿岸的旖旎风光，尤其是圣巴茨，那里有捰体的浴场。他们同法国人一道，脱光衣服，在海滩上高视阔步。
圣诞节是去纽约商业街购物的好时光。1月可以混迹于韦尔的达官贵人之中。5月又意味着是到巴黎和维也纳去的时候了。他们渴望拥有一架私人小飞机，如同在飞机场遇见的那些了不起的人一样。购买一架旧的小喷气式飞机可能需要1oo万美元，现在这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兰西声称要去赚一大笔钱，而她总是担心他把赚钱的事看得太认真。她知道，他干的是走私毒品。幸好他只是从墨西哥购进大麻，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鉴于他们需要钱，她也就不时放他去干此事。
她并不恨帕特里克这个人。无论是死去的帕特里克，还是活着的帕特里克，她都不恨。她恨的只是这个事实：他没死，已经复活了，又回到了复杂的生活中。她是在新奥尔良一个宴会上和他相识的。那时她正和兰西呕气，想另找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最好是既有钱，又有事业。她那年27岁，已经历了离婚之后四年的漂泊生活，正追求一种稳定的生活。而他年已33，依旧单身，也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他刚刚在比洛克西一个挺不错的法律事务所谋得一份工作，而她当时正好住在比洛克西。经过四个月的热恋，他俩在牙买加结了婚。蜜月后第三个星期，帕特里克到外地出差，兰西趁机溜入新房，和特鲁迪过了夜。
毫无疑问，她不能失去那笔保险金。她的律师总得想什么办法，找个法律的漏洞，让她把钱留下来。这是他的职责。无论如何，那家保险公司不能拿走她的住房、家具、汽车、服装、存折、游艇，以及用那笔保险金购买的其他价格惊人的东西。否则，太不公平了。帕特里克已经死了。他的尸体已被埋葬。她已经当了四年多寡妇。这些事实都是不容抹煞的。
如果说他现在还活着，那不是她的过错。
“要知道，我们非杀死他不可。”昏暗中，兰西突然冒出了这句话。他已经坐到床铺和窗户之间的软垫椅中，一双赤脚搭在小凳上。
她一动不动，没有一丝畏缩，只是思索了一会儿，说：“别犯傻。”这句话说出后，连她自己都觉得毫无分量。
“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的麻烦够多了。”
她仅仅喘了口气，身子依然未动，手背盖着前额，眼睛紧闭。事实上，她对兰西能提出这个建议感到非常高兴。当然，她本人也曾冒出这种念头，那是在被告知帕特里克将要回来的一瞬问。她设想过各种方案，这些方案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一个结论：帕特里克必须死去。毕竟，那两张保险单是以他的生命为条件的。
但可笑的是，她根本没有杀死他的能力。而兰西，他在黑道有许多朋友。
“难道你不想留下保险金？”他问。
“兰西，我现在无法考虑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也许以后不久她要动真格的，但现在不能露出急迫的样子，否则兰西将无法控制自己。她要像往常一样，操纵他，牵住他的鼻子，让他一步步走进圈套。到那时，他要反悔也来不及了。
“我们不能等得太久，宝贝儿。那家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卡住我们的脖子了。”
“兰西，别说了。”
“没别的办法。你要保住房子、钱财，要保住现有的一切，他就得死。”
她没吭声，也没移动身子。这样一直过了很久。不过，他的话激起了她内心的兴奋。虽说他天生愚笨，又有其他许多缺点，但他毕竟是她唯一真正爱过的人。他的莽撞足以使帕特里克丧命，但他的智商能保证自己不被发现吗？
该特工名叫布伦特·迈尔斯，来自联邦调查局比洛克西分局，由卡特派到基地医院接收他们的俘虏。迈尔斯作了自我介绍后，亮出了证件和徽章。帕特里克几乎没有朝证章看一眼，脸色显得非常淡漠。“欢迎。”他拉了拉盖在身上的被单。
“我是比洛克西分局的。”迈尔斯尽量摆出友好的姿态。
“比洛克西分局在什么地方？”帕特里克故作惊讶地问。
“呃，这个嘛，我想我们该认识一下，相互了解。今后的几个月，我们还要经常打交道的。”
“那也未必。”
“你请了律师吗？”
“还没有。”
“打算请吗？”
“这不关你的事。”
迈尔斯显然不是帕特里克这个有经验的律师的对手。他双手抓住床铺下端的横档，气急败坏地盯着帕特里克。“医生说，再过几天，你也许就能上路。”
“是吗？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
“比洛克西的人正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这个我早就看到了。”帕特里克朝电视机的方向歪了一下头。
“我看你还是采取合作态度的好。”
对于这个空洞的建议，帕特里克嗤之以鼻。
“真没想到。”迈尔斯边说边朝门外走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送你回去的。”他扔了一张卡片到被单上，“这是我的旅馆房间的电话号码，需要时来电话。”
“请别等在电话机旁。”
1o
桑迪·麦克德莫特饶有兴趣地读完了报纸上关于他昔日同窗好友已经神奇般被捕的报道。在图莱恩法学院，他和帕特里克共同度过了三个春秋。他俩一起钻研课题，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并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给同一个法官当职员。记不清有多少次，他俩去圣查尔斯街一家颇受他们青睐的酒吧，商讨未来法律生涯的蓝图。他们要携手创办一个法律事务所——规模不大但很有战斗力，敢于在法庭上为捍卫神圣的法律尊严作不懈的斗争。他们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同时也要每月拿出十小时的工作时间，为那些无钱打官司者免费服务。总之，一切都设想得那么美好。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久，桑迪当了联邦检察官助理。这主要因为他那时刚结婚，需要一份丰厚的报酬。而帕特里克也在新奥尔良商业区一家很大的法律事务所找到了工作。由于他每周要工作8o个小时，尚无暇顾及婚姻。
他们创办一流的小型法律事务所的梦想一直维持到3o岁左右。两人尽可能地安排时间在一起吃顿午饭，或者喝点酒。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相聚越来越少，电话来往也不那么频繁了。到了帕特里克到比洛克西去寻求稳定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一年难得通一次电话了。
桑迪的律师生涯中的重大转折是随着他一个亲戚的朋友在海湾钻井采油中致残而到来的。他借了1万美元，着手进行诉讼，结果获得了3oo万美元的赔偿金，而桑迪也获得近1oo万美元的诉讼费。他开始自己营业了。在没有帕特里克参与的情况下，他办起了一个挺不错的小型律师事务所，所内有三个律师，专门从事近海作业中伤残和死亡方面的诉讼工作。
帕特里克的死讯传来时，他情不自禁地翻看了日历，算来他有九个月没有和这位老朋友联系了。当然，他心里感到很内疚。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大学里的同窗好友总是要各奔东西的嘛。
他陪同特鲁迪办理丧事，帮助把帕特里克的骨灰盒放入坟墓。
六周后，那笔巨款不翼而飞。接着，谣言开始流传。对此桑迪以一笑置之。他希望自己的老同学走运。过去的四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默念，希望帕特里克别被逮住，而且他每次想到这时总是面带微笑。
桑迪的律师事务所在波伊德拉斯街的一幢19世纪的漂亮楼房内。那地方离苏必多姆不算远，靠近马格津路口。当年桑迪获得那笔巨额诉讼费后，买下了这幢楼房。他将二楼和三楼出租，底楼留作法律事务所。目前该所有三个合伙人、三个律师助理和六个秘书。
桑迪正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秘书进来了。她满脸愠色说：“有位女士吵着要见你。”
“她有没有预约？”桑迪说着，瞥了一眼工作台历。办公桌边缘摆着三个这样的台历。
“没有。她说事情紧急，非当面陈述不可。这事是关于帕特里克·拉尼根的。”
桑迪惊讶地抬起头。“她说自己是个律师。”该秘书继续说。
“她从哪里来？”
“巴西。”
“巴西？”
“是的。”
“你看她像不像巴西人，嗯？”
“有点像。”
“让她进来。”
桑迪亲自到门口迎接她，热情地向她打招呼。伊娃作了自我介绍。她只说自己叫利厄，没有提及姓氏。
“我没听清你的姓。”桑迪满脸笑容地说。
“我只用名，”她回答说，“没用过姓。”
这大概是巴西人的习惯，桑迪想，如同足球明星贝利一样，只有名，没有姓。
他请她在墙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又叫人去倒咖啡。她谢绝了咖啡，慢慢坐了下来。桑迪朝她的大腿瞥了一眼。她衣着很随便，一点也不讲究式样。当桑迪在咖啡桌另一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时，他注意到了她的眼睛——淡褐色，美丽而略显疲惫。她的头发又长又黑，披在双肩上。
帕特里克的眼力总是不错的。虽说特鲁迪和他并不般配，但眼前的这个女人无疑秀外慧中，很有魅力。
“我是为了帕特里克上这儿来的。”她迟疑地说。
“他叫你来这儿的？”桑迪问。
“是的。”
她说话速度不快，音色柔和，几乎听不到什么特别的口音。
“你曾在美国上学？”
“是的，我在乔治敦大学拿了一个法律学位。”
怪不得她能说一口近乎纯正的美国英语。
“你在哪里工作？”
“里约热内卢的一家法律事务所，我的专长是国际贸易。”
她未露出微笑，这使桑迪感到不解。一个远道来的客人，不但外表漂亮，而且聪明，他希望她在这间温暖的办公室里能放松些，毕竟，这是在新奥尔良。
“你是在里约热内卢和帕特里克相识的吗？”
“是的。”
“那么后来，你见过他吗，在他被——”
“没有。他被捕后，我没和他见过面。”她差点补充说她目前对他的情况非常忧虑，但这会使她看上去不够职业化。她在这里不应该泄露过多的情况，也不应该泄露她和帕特里克的关系。固然桑迪·麦克德莫特值得信赖，但还是把情况一点一点透露给他为好。
两个人都把头扭开了，室内一阵沉寂。桑迪本能地意识到，这个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篇章。不过，唉，他该从何问起！他怎样窃取那笔巨款？怎样到了巴西？怎样和她结识？
而最重要的是：那笔巨款现在在哪里？
“你要我干些什么？”桑迪问。
“我想聘你做帕特里克的律师。”
“这没问题。”
“保守秘密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律师，本应如此。”
“但这次非同一般。”
这话说对了。9ooo万美元是一笔巨款。
“你放心。你和帕特里克说的话，我决不会吐露半个字。”桑迪笑了笑。作为回报，她勉强露出一丝微笑。
“说不定有人强迫你泄露委托人的秘密。”她说。
“这不用担心，我并非屈服于压力之人。”
“他们也许会威胁你。”
“以前我也受过威胁。”
“你也许会被盯梢。”
“被谁盯梢？”
“一些相当可恶的人。”
“他们是谁？”
“搜捕帕特里克的人。”
“他们已经逮住了他。”
“这不错，但他们没拿到钱。”
“我明白了。”如此看来那些钱确实还存在。这并不奇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帕特里克不可能在四年内把这么一大笔钱都花光。不过，究竟还剩多少？
“那些钱在哪里？”他试探性地问，他根本不指望会得到回答。
“你还是别提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已经提了。”
利厄笑了笑，迅速转移了话题。“我们来谈谈具体问题吧。你的律师费定金是多少？”
“这要看聘我干什么事。”
“代表帕特里克。”
“代表他作哪些辩护？据报纸上的介绍，帕特里克需要一大群律师才能对付所有对他的指控。”
“1o万美元怎么样？”
“我想可以，我是不是既要管民事又要管刑事？”
“什么都管。”
“就我一个人？”
“是的，他不想要别的律师。”
“我很感动。”桑迪说。他这样说是发自内心的。此时帕特里克有许多律师可选择。有的是一些名气较大的律师，对处理死刑案件有经验；有的家在沿海地区，与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在一些较大的法律事务所任职，办法多，神通广；当然，还有的是帕特里克八年来交结的律师界密友，关系胜过桑迪。
“那么我答应他的要求。”他说，“要知道，帕特里克是我的老朋友。”
“这我知道。”
她究竟知道多少？桑迪想。难道她仅仅是帕特里克的律师？
“我准备今天就把定金汇过来。”她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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