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活动中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事是操场前面搭起了阅兵台。孙中山那天穿着白色的中山服，戴一顶白色盔式帽。宋庆龄优雅地站在孙中山旁边，短发黑裙，美若天仙。另一件事是胡汉民用广东客家官话宣读“总理训词”：“三味煮鸡，萝卜大葱”，硬是听不懂内容。队列中，陕西籍的杜聿明同学竖直了耳朵也听不明白，问旁边的同学：“哎，台上那老汉他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吃什么三味煮鸡、萝卜大葱？”班长低声训斥道：“美的你呢，有白米饭吃就谢天谢地了。”杜聿明连连摇头，嘟囔道：“我听了半天，就是没听清！”他事后看贴在墙上的训词，才恍然大悟，那不是“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而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总理训词全文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
德，贯彻始终。”这笑话在同学们中间很快传开，每到开饭时，大家总忘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检阅台上，左边是廖仲恺、蒋介石。
不了互相调侃几句，“今天吃什么？”“三味煮鸡，萝卜大葱。”接着，大家哈哈大笑一通，也算是先精神会餐。
黄埔军校建立时，全国各省各地都处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苦难之中。孙中山革命政府处在广州一隅之地，既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强敌陈兵压境于省外，又有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叛逆，伺机逞兵作乱于省内。5oo师生困于内忧外患之境，危于旦夕之间。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小岛创校之初，大小军阀张牙舞爪，时刻欲将之噬吞于襁褓之中。杨希闵、刘震寰先后多次扬言派兵来犯，解除黄埔武装;师生们被迫星夜过江，布防应敌。孙中山革命政府与黄埔军校，犹似慈母幼子，相依为命。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后期苦心经营的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他对军校倾注了极大精力，寄托了莫大希望。他常亲自到军校视察，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军校“学海楼”小住，检查工作，听取汇报。要求师生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并根据“亲爱精诚”的校训，倡导“团结”、“牺牲”、“奋斗”三大精神。从1924年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至同年11月1日他离穗北上，孙中山先后5次亲临军校视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方针政策上给予巨大的关心和指导，关心着军校的建设和发展。
孙中山第二次到黄埔军校是8月4日，他偕夫人宋庆龄到军校参加落水遇难的苏联顾问巴甫洛夫（包和罗夫）将军追悼会，在军校大门前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合影并视察第1期学生训练情况。视察完毕，因天色已晚，孙中山在校内“学海楼”（今中山故居）二楼西边的一间房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乘军舰返广州。第三次到黄埔军校是8月31日上午，孙中山乘永丰舰来到军校。当天正值星期天，军校停止操课，孙中山巡览了校园，又乘船赶回广东大学演讲。第四次到黄埔军校是11月3日上午11时，他在邹鲁的陪同下，乘永丰舰来到长洲岛。先视察要塞司令部，于中午12时乘轿抵达军校。下午2时，在操场上观看军校孙中山先生的最后一张照片（1924年12月4日上午于天津张园今鞍山道，李耀庭摄影）第1期学生和教导团的制式操练。看到黄埔学生经过半年的训练，队列整齐，操法娴熟，孙中山神采奕奕，大为欣慰。5时，孙中山在军校俱乐部演讲，听讲官生有2ooo多人。他介绍了冯玉祥以国家民族事业为重的壮举，表示今后革命前途有望，勉励学生继续努力，誓做革命政府的武力后盾。5时2o分，孙中山乘船返回大元帅府。
孙中山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到黄埔军校，是1924年11月13日，他应冯玉祥邀请，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北上商讨国事。当天下午5时，护送孙中山北上的永丰舰驶至长洲江面，黄埔军校师生在岸边列队欢送孙中山。校长蒋中正乘小汽艇到永丰舰请孙中山登岸与师生话别。孙中山遂在胡汉民、杨希闵、刘震寰等人簇拥下乘汽艇上岸。军校师生向孙中山行持枪礼，军乐队奏起乐曲，军校内外充满着激昂的气氛。孙中山检阅了第1期毕业生的战术实施演习，他兴奋地说：“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死矣。”蒋中正、廖仲恺设宴为孙中山饯行。宴会后孙中山又召集全体师生训话，他谆谆教导师生们“不论是国民党员或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5时1o分，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而去。孙中山到北京后，即为国事而日夜奔劳。
1925年5月，身患重病的孙中山获悉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在第一次东征中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特电军校，表示祝贺，并电嘱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爱惜黄埔学生，不要轻易牺牲黄埔学生，宁可损失1个营，也不要损失1个军校学生，并对随军东征的学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当军校领导向学生们宣读孙中山先生发来的电报，宣布军校学生马上开拔返校时，全体学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来后，黄埔师生无不痛哭流涕，深切缅怀先生5次来校的情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感召下，黄埔师生在东征、南讨和北伐战争中屡建功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东方红军”。
“黄埔慈母”廖仲恺
校党代表廖仲恺廖仲恺身兼党政要职，是国民党的绝对核心人物。从黄埔军校筹备开始，廖仲恺就极力运筹，不厌其烦的催促蒋介石来广州主持大局。可是后来蒋介石还是不辞而别离开广州，廖仲恺只好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当时广东是很富庶的省份，可就是在这样的省份，军费开支却得不到保证。黄埔军校创办时，广东革命政府地处广州一隅，陈炯明残部盘踞惠州，邓本殷军阀霸占南路，广州地区则有滇桂军阀掣肘。这些军阀横征暴敛还截留税款，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经济十分困难。经费没有来源，黄埔军校的建设和运作总是捉襟见肘，筹款难以为继，学生一日三餐的伙食都不能保障。
廖仲恺是著名的革命家，正气凛然，可是为了解决军校开办经费，提供师生们衣食住行所需款项，不让黄埔学生断炊，他只好与滇桂军阀周旋，蒙受委屈。他经常求助于当地军阀，甚至常常要在夜里到滇系军阀杨希闵的鸦片床前等他签字，然后才能领到解决学生吃饭问题的款项，送往军校。有一天，廖仲恺忙到凌晨4时才回家，廖夫人何香凝烧了3次洗澡水都放凉了，不免有些意见。廖仲恺含泪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抽完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不然黄埔学生再过两天便无米食了！”堂堂国民党大员为了黄埔军校，真是忍辱负重，连尊严都放弃了。如果款项不够，廖仲恺还拿出自家积蓄，实在不行了甚至四处借贷。但只要军校经费告急，他却总是说：“经费由我负责，你们一心搞好学习和训练就行了。”
黄埔军校学生为校党代表廖仲恺送殡廖仲恺之于黄埔军校，一如慈母之于其爱子。廖仲恺在大会上对黄埔第1期学生讲，“这几天大家能够开饭，是何香凝把自己的首饰拿去抵押，才能在东堤粮店买到数百担大米。”何香凝的一颗钻石戒指值数万元，所以抵押后能买数百担大米。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记载说：“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面，第1期学生5oo多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可怜得很……我们的教育器材是不够的，武器弹药是不够的，马是没有的。这还不讲，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没有了，今天就会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要。”
为了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廖仲恺经常到军校亲自任课、讲演。他语重心长地向学生们讲述进军校学习不是为了做官的道理，说：“大家要晓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如果为国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的学生，纵使毕业出去，当了一个司令、军长，难道就算革命成功了么？穿了一身军装。拿了一把指挥刀，就算革命成功了么？要是革命不成功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穿有吃也是糟。”廖仲恺先生不仅是这样教育学生，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身居高位，不摆架子，为办好军校，不辞劳苦，做了许多工作。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这样综述道：“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的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
黄埔军校师生赞誉廖仲恺是“黄埔慈母”，可见廖党代表为黄埔军校所耗心血之浓。
蒋介石黄埔岛上“登高立马”
校长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初期的建设和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是尽了力的。他自从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还兼任黄埔长洲岛要塞司令，吃住基本都是在黄埔岛上，与师生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黎明时分，军校校园里一片寂静。身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总是在起床号吹响前起床，他一身戎装，从长洲要塞司令部驻地沿着岛边的小路，向军校方向走去。他每天都要检查军官和学生们的早操情况。伴随着蒋介石在岛边小路上踏出的皮靴拍地节奏，嘹亮的军号声响起。顿时，四周响起教官、队长们的哨声，学生们纷纷列队向操场跑去集合，然后点名，分队向校门外跑去，沿黄埔岛进行环岛晨练长跑。
蒋介石主持编写了《曾胡治兵语录》，这是一部汇集清末名将曾国藩、胡林翼，还有左宗棠治军心得的一本摘要。在本书前序中，蒋介石写道：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之言，都是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总结出来的，而且都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其意切，其言简，不仅是治兵的法宝，还是治心治国的人应当遵守的好准则。希望本军校的师生人手一册，将来治军治国，就有根据了。
蒋中正题写的黄埔军校校训不知是出于一种旧道德，还是为了一种新观念，蒋介石不喝酒、不喝茶、不抽烟，宣言不讨小老婆。他只对曾国藩和拿破仑感兴趣，时常阅读一本日文版的《拿破仑传》。他到过苏联，了解苏联红军的体制和战术思想，他比一般的旧式军事教官更能够劲头十足地推行苏联顾问所制定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计划。黄埔岛上的蒋介石，这时是军校校长，还不是全军统帅，因而他有着普通军官那种易于振作，也易于泄气的情绪，性情粗暴，好怀疑，爱固执己见，总是不露心迹地干预别人意见相背的事。当时在黄埔岛，他是一位色彩很红的要员。滇军、桂军、粤军中的一些将领们，对他怀着特殊的憎恶与恐惧。这种憎恶与恐惧，以极大的反作用力，把他推向了个人威望和荣誉的顶峰。而这个顶峰的近邻，就是国民党政军权力的巅峰。
蒋介石凭着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把绝对服从他的人挑选在自己的周围。他常把学生叫到自己家中做客，说：“古人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大丈夫当志存高远，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领袖。我在日本求学时，结识了孙中山总理，从此我就做了他的忠实信徒。要不是投奔孙总理，我哪会有今天。你们一毕业，就是连长、排长了，要带出忠于校长的好兵。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去攻打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你们要率部奋力杀敌，为黄埔军校增光！”这番话，许多同学到黄埔后不久，在蒋介石的寓所中做客时都亲自听到了，但许多同学却最终没有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如一向讷于言敏于行的徐向前，虽然受到蒋介石接见，却没有给这位校长留下什么印象。然而几年之后，徐向前成了威震中国的红军将领，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4方面军的总指挥。
同学们看到，在蒋校长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于右任书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从蒋介石特别喜欢的这副对联中，可折射出他志怀“立马”而“登高”的信念，以示每日在校门前看到江涛奔流的黄埔水面，不忘戎马军机，务求武装问鼎中原，自称霸主。这一时期，蒋介石治校、治军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5个方面。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不管怎么说，谈黄埔军校，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蒋介石。
黄埔英杰周恩来
论说黄埔军校先驱，还有一个人物必须浓墨重彩地叙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黄埔军校历任政治部主任不少，论功绩和名望，首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指的非第三任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莫属，他在军校初期建设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与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并驾齐驱。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是由军校原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举荐的。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192o年12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12月，张申府结束3年旅欧生活，从德国取道莫斯科回国。他到北京后，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去广州工作，最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张申府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名单上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青年时代的张申府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于1924年6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他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钱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正是张申府的推荐，孙中山、廖仲恺热情相邀，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3任政治部主任。
在周恩来之前的两任政治部主任，基本上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无所作为。第1任主任（最初称军校政治部部长）戴季陶仅是挂名，他在1924年5月9日兼职主任后，由于对自己在广东政府内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不满，态度非常消极。在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两个月时间里，经常不上班，或每隔一两天到政治部走一趟，看看例行公文就走了，甚至拉拢一些人制造谣言，煽动国共两党摩擦，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没有作用的机构。这年7月，戴季陶因为国民党内部的争论，负气辞去一切职务，去了上海，军校政治部主任遂由副主任邵元冲继任。然而，这个邵主任很在意把这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他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是一个典型的办公桌官僚。所以他每次在大花厅里作政治演讲，学生们都能酣然入睡，大家把他称之为“催眠术教官”。他所主持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
周恩来到任之后，他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构，设立各级党代表，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具有最新内容、理论性很强的政治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加部员，设置“指导”、“编纂”、“秘书”3股，从黄埔第1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聘请常任政治教官，开设政治训练班，组织政治讨论会。
其次，重定政治教育计划，增加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黄埔教官张申府（左）、季方晚年时合影。黄埔军校的政治课里出现了这样的课目：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并发行期刊、专刊、文集、丛书、画报，编唱歌曲，成立血花剧社。短时间内，在学生和教官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籍、注意社会潮流的极其活跃的政治局面。
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
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
周恩来还给军校各级长官另加政治教育的“小灶”，要求他们每星期二、五晚上7时开始，听特别讲演1个半小时。特别讲演的题目均由政治部拟定，请各界名人到校。在被称为大花厅的礼堂里，黄埔军校教官们见到了许许多多站立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物：彭湃到这里讲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邓中夏讲省港大罢工，何香凝讲廖仲恺的革命事略，宋子文讲财政，李烈钧讲军事，孙科讲吏治。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这里发表演讲。文学家鲁迅在这里留下了金石之言：“我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些慷慨陈词发表讲演的人，虽然有的后来急流勇退，有的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当时毕竟是大革命的弄潮儿，而有一些人则永远以时代先进者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册页上。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在军校教导团、第1军和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全面推广。北伐前夕，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均实行了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制。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了第2、第3、第4、第6军党代表，周恩来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是共产党员。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对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对推动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埔军校开拓的政治工作制度，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提供了宝贵经验。
黄埔岛平岗分校校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留下的是轰轰烈烈的业绩，使军校的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孙中山、廖仲恺对此十分满意，称赞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黄埔英杰”、“共产党的大将”。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拍摄有一张广为流传的半身戎装经典照片。看着照片上他那张英俊甚至带点稚气的面孔，后人很难想像年仅26岁的他，竟会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文化教育、军纪法规建设和宣传鼓动工作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几年后当国共分裂，蒋介石排斥共产党，周恩来被迫离开黄埔军校时，就连一些蒋介石的骨干亲信都扼腕长叹。胡宗南就对蒋介石说过：“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啊!”但是，历史是不会重写的。
在孙中山、周恩来等黄埔先驱的直接教诲下，一大批黄埔军校学生茁壮成长。
黄埔青春岁月
先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晚年每当回忆起火热的军校生活，无不情绪激昂，犹如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他们说，军校生活如同一杯上好的香茶，有着苦中翻甜的滋味，课堂、饭堂、寝室、操场，苦和累，笑和乐，都在这紧张的“四点一线”中。有时在周末，批假后，一伙人乘交通船“大南洋”，一气直奔广州大小书店，喘息不停地问店员有无《中国青年》、《创造月刊》、郭沫若的新诗和剧本；搜购书刊之后，同吃一盘“窝蛋牛肉炒河粉”；有时也上街演说，声援省港大罢工，等等。黄埔军校学生除在本校驻地外，在黄埔岛及附近还有鱼珠、平岗、沙路、蝴蝶岗驻地；在广州市区有沙河驻地、北校场驻地和陈家祠驻地。除黄埔本校外，当时在省内外还设有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分校。
黄埔军校学生们每天的生活是“三操（3次出操）”、“二讲（2次授课）”，分步兵、工兵、炮兵、辎重等科接受教育；除了下雨天，学生每天都要列队环绕长洲岛做1o多里的马拉松式跑步，最冷时仅着衬衫。校园内的大厅、走廊、讲堂、操场、饭厅，甚至厕所里，抬头就能看到醒目的“碧血千秋”、“卧薪尝胆”等标语；晚饭后学生们在操场上席地而坐，请广东同学唱粤曲，苏南同学唱弹词，山东人讲评书，客家人唱山歌，自编自演，自赏自乐，陶醉在其中。
黄埔军校实行新式军队的经济民主，伙食由军需部管理，每队学生每天派出采买2人、监厨2人共同负责。黄埔军校初建时，由于军校经济窘迫，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6元毫洋，平均每天只有2角。6人一桌，对面而坐，每桌4菜1汤，每人面前放着一个小汤碗和小菜盒子，实行“共食制”，有一段时间因物资困乏曾以萝卜苗充饥。
黄埔军校特别制定的《饭厅规则》有11条：1学生闻食饭号音，即
赴各队指定地点集合，由队值日生检查人数，按次带上饭厅。2饭厅座
位均有规定，学生须按指定位置列坐，不得调换争执。3值星区队长临
饭厅时，由队值日生发立正之口令，学生一同就席，立正敬礼。4学生
黄埔军校最早的校歌
须待值星区队长用箸后，方可开始食饭。5上饭厅将帽子摘下，放在指定挂帽之处，不准解脱服装。6食时务须静肃，不得谈话或故意将碗箸作响。7食饭姿势须端正，不得任意将二肘置于桌面，或将脚居于凳上。8饭菜如未得其宜者，学生不得迳责厨役，或将碗箸毁坏等情，由值日生报告区队长处理。9饭厅不得自备私菜，及令厨役调换菜饭。1o学生除因病假外，均须上饭厅会食，不得另外自备饭菜，在饭厅以外私食。11食毕由队值日生发立正口令，俟值星区队长退后，方可按次退出，乃由队值日官或值日生带至指定地点解散。
这些严格到吃饭也要提心吊胆的纪律和规则，使许多刚入校的学生在开始时很不习惯。每天吃饭时，学生们列队到饭厅集合就位。当大家都坐下来举筷时，由区值星官吹哨和发出“开动”的口令，同时快吃。时间限定在1o分钟之内，刚来的同学不习惯这种吃饭方式，常常是一碗饭还没有吃完，值星官已经发出了“起立”的口令，这时就必须立即放下碗筷，列队离开饭厅。许多学生是在半个多月之后，才逐渐习惯了这种军人特有的就餐方式。
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家的饮食习惯就有差异。如北方人喜欢吃馒头，吃米饭就吃不饱，早餐时常悄悄地把南方同学剩下的馒头藏在军服口袋中。等出操训练回来，馒头浸湿了汗水，但为了充饥，仍是津津有味地吃下。左权这些来自湖南等省的学生喜欢吃辣椒，有的还李济深副校长要越辣越好，广东籍的学生则几乎不能吃一点辣。为此，学生们为吃辣椒常互相争吵。最后，炊事人员采取将辣味的菜单独做，不能吃的可吃别的，“辣椒纠纷”才得到圆满解决。
2o岁左右的热血青年们，不可能时刻都板着面孔，有时也互相逗趣，把烦恼和忧愁付之于滚滚东去的珠江。歌声嘹亮中，风华正茂的同学在课间休息，睡前饭后，仍忘不了互相幽默一把，开个玩笑。“三味煮鸡，萝卜大葱”渐渐成了旧闻，新的故事在不断产生。
欢声笑语中，有的同学敲着饭碗给当时最为流行的《国民革命歌》曲谱填了新词，唱道：“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随便弄点小菜，随便弄点小菜，鸡蛋汤，鸡蛋汤！”大家合唱起来，同乐一堂。然后，又投入肃静的教室或龙腾虎跃的训练场。其实，《国民革命歌》的原词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而若还要追根刨底，这原版曲调则来自法国的《快把晨钟敲响》，原歌词是：“鸡都叫了，鸡都叫了，快起床，快起床。快把晨钟敲响，快把晨钟敲响，叮叮当，叮叮当。”这调子容易上口，所以大家喜欢唱，也容易被填进新词。
黄埔岛到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回荡着青年学生刚刚学会的歌声。这一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唱的歌曲，还有几首适合队列行进中唱的军旅歌曲。有首歌的名字叫《军人争气歌》，又叫《跑步歌》，歌词是：“军人，军人要争气，咱们中国被人欺。热血要洒，发奋起，不能受制做奴隶……”还有一首《黄族歌》，是按共产党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所作词谱成的曲，歌词是：“黄族应享黄族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大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国民革命歌》
歌声嘹亮，是军营的一景。革命的黄埔，更是歌声不断，要说唱得次数最多的应当要数校歌。但是，在黄埔军校建校之初的前4期学生，却对本校最初的这首校歌印象不深，尽管军校要求全体师生必须熟唱校歌，但大家对校歌就是不感兴趣。这首校歌是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办后不久由校本部颁布的，歌词如下：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
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
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以学以教，
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
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所作，但韵律不太流畅，唱起来词不合曲。虽然校长蒋介石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带头唱，但教官和学生都不大喜欢这首难以上口的校歌。因此，这首校歌在军校和社会上流行不广。
黄埔军校校歌
1926年11月，共产党人熊雄(字披素)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本校的政治教育工作。是时，军校第4期学生26oo多人已毕业，奉命分途开赴北伐前线。第5期学生26oo多人，第6期学生44oo多人正在校学习。随着革命势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北伐军捷报频传，全校师生情绪高涨，刻苦习武，校内充满浓厚的革命气氛。熊雄喜看面前的这片大好形势，心情也十分激动。同时，他也为军校缺少一首好的校歌而感到遗憾，特别是在举行全校集会和大型活动时，没有好的校歌较难调动起这些青年学生的情绪。于是，熊雄让军校少校政治教官陈祖康先试作一首新的校歌歌词。
陈祖康，19o1年生于福建省漳平的一个书香世家，16岁赴法留学。当时，熊雄也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陈祖康同在巴黎西郊圣日尔曼公学补习法语。1923年，熊雄介绍陈祖康加入共产党员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陈祖康在1924年获法国马赛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5年夏又毕业于法国西方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师证书，并被聘为该院的助理教授。那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蓬勃开展。
熊雄先于陈祖康回国，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推荐，继周恩来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多次去函去电，请陈祖康返国参加革命，特邀来校任教。陈祖康遂辞去西方工学院的教职，于1925年春离法回国，来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由于受家庭影响，陈祖康从小爱好文学。他曾受业于名师陈步韩和刘岑仲，打下深厚的国文基础，尤擅长写诗。1926年11月，黄埔军校第5期开学。一天，熊雄找到陈祖康说：“现在，第5期都已经开学了，但学校万事俱备，就是缺少一首好的校歌，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这是政治部的责任。大家认为你对诗歌独具专长，素有研究，最好由你撰写一篇校歌的歌词，就请你动笔吧！”陈祖康无从推辞，只有欣然答应，并提出请音乐教官一道商量，讨论歌词的大意、格调和轮廓。
接连几天，陈祖康一直冥思苦想，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始终未能满意。有一天早晨，他信步江边，望着眼前奔腾而过的珠江，犹如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一发不可阻挡。回过头来，军校的练兵场上红旗招展，与刀枪交相辉映，军号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看到这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气氛，陈祖康不禁思潮汹涌，豪气顿生。回到宿舍后，他挥笔写下了一段歌词：
怒涛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陈祖康将歌词拿给熊雄看，熊雄连声赞许，请少校音乐官林庆梧谱曲。不久，陈祖康离粤赴闽，校歌是否被采用，他不得而知。1927年春有学生自黄埔来见陈祖康，告诉他黄埔军校已经有了校歌，并唱了原文，这时他才知道那首歌词被采用了。这首新校歌，最早刊登在军校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日刊》1927年1月19日第1版上，很快在校内外传唱。这年6月16日，时值黄埔建校3周年纪念日，军校在校园内树立起了一块刻有“6军军官学校校歌”的石碑，并署名歌词作者陈祖康、曲作者林庆梧。
这首新的歌词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旋律豪迈奔放，充满革命g情，鼓舞着黄埔健儿为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而浴血奋战。
陈祖康到福建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的工作，先后任东路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6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1月陈祖康在闽南从事革命活动，任闽南特委委员、福建临委委员；1o月任闽西特派员；12月当选福建临委执委。1928年2月当选闽南临委常委，兼省临委组织部长，4月代理福建临委书记，6月中旬投靠国民党张贞部，6月24日福建临委开除其党籍。陈祖康在国民党军中任过少将，1979年2月在台湾病故，享年78岁。这位早期的共产党人，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因素，最终没有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但是，黄埔军校校歌的创作，无疑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笔，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校歌的字里行间，无疑是代表了一部分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学生唱着这首g情澎湃的校歌，在孙中山、周恩来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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