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她到底如何替她那些体弱多病的孩子还清所有的债务，迄今我仍迷惑不解。有一天他们全都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沙沥的小客厅里，身上穿着白色的缠腰布，他们整月、整年地呆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听见妈妈在那里哭泣，在咒骂那些孩子，她呆在她的房间里，不愿意走出来，她叫喊着要大家让她安静，但他们全都是聋子，微笑着，安静地在那里呆着。后来，我什么都不想了。如今，母亲和我那两个哥哥全都死去了。对于我的记忆来说也是一样，同样是回忆不起什么。现在我再也不喜欢他们。现在我的脑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母亲皮肤的芬芳气味，我的眼睛也失去了她那双眼睛的颜色。我再也记不起她的音容，除了由于劳累有时她在晚上发出的一些温柔的声音。至于笑声，我再也没有听过。没有笑声，没有喊叫。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我写起她来是如此地容易，可以如此长篇累牍，她已经成了我信笔写来的流畅文字。
妈妈可能是在1932年至1949年之间在西贡居住。我的小哥哥是在1942年12月去世的。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出家门。她说，她仍然留在那里，已经接近坟墓，入土在即。后来，她只好回到法国去。当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两岁。这真是相逢恨晚。这点从她最初的目光里我就看得出来。此时此刻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重新追求的了。除了她那个大儿子之外，其他一切都完蛋了。她到卢瓦尔…歇尔省的一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里生活，并且死在那里。她和杜阿姨居住一起。那时她夜里仍然害怕，于是她买了一支步枪。杜阿姨在城堡最顶层的房间里为她警戒着。她还曾经为大儿子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那里有许多树林。他雇人把树木砍下来。他到巴黎一家纸牌赌博俱乐部赌钱。那些树林在一夜之间就被输光了。就在他把那片树林输个精光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改变了，因为这个，我的大哥使我伤心落泪。我所知道的就是后来人们发现他躺在蒙帕纳斯附近古波尔咖啡馆门口的汽车里，他想轻生了事。后来的事我就一无所知了。而她把城堡糟蹋成什么样子，着实难以想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这位活到五十岁还不懂得挣钱的儿子造成的。她买了一批小鸡孵化器，把它们放在底层的大厅里。她一下子就获得六百只小鸡。可是由于她在操作远红外线加热器时出了差错，结果没有一只小鸡能够进食。那六百只小鸡的嘴都无法合拢起来，因而全被活活饿死了。此后，她再也不重新尝试了。我是在小鸡出壳那一天来到城堡的，那可是喜气洋洋的日子。后来，死鸡和鸡食臭气熏天，弄得我在母亲的城堡里一吃饭就想呕吐。
她终于死在杜阿姨和那个她称之为儿子的人之间，在二楼上她那间大屋子里。在她最后的岁月里，每当冰冻的季节，她总是把四到六头羊赶到她这个房间里，让牲口在她床周围睡觉。
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她那卢瓦尔的最后一处房子里，当她在这个家庭的事情处理完毕而结束她那来来往往迁徙不停的生活时，我终于头一次看清了她那种精神病。我发现母亲确实是疯了。我知道杜阿姨和大哥哥对她的这种精神病一直有所感觉。至于我，原先我并没有见过她发疯。其实她早就有这种毛病。生来就有这种毛病，血缘里就有这种毛病。她并不为这种毛病而感到痛苦，因为杜阿姨和大儿子对她的病早已习以为常，她也象健康人一样生活着。除了杜阿姨和大儿子之外，谁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她总是有许多朋友，她不仅能够长年累月地维持这些朋友，同时还能交结许多新的朋友。这些新交往都是一些刚从乡下来的年轻人，或者是都兰地区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从法国殖民地告老返乡的。她能够把许多年龄不同的人维护在自己的身边，象他们所说的，因为妈妈聪明，又如此地活跃，由于她的快活，还有她那无可比拟的不知疲倦的天性。
我不知道是谁拍下了这张绝望的照片。就是在河内住处院子里拍的那张。这也许是我父亲最后拍下的一张照片。几个月个后，他就由于身体不佳而被送回法国去，不到一年他就去世。在此之前，他被调到金边任职，在那里也仅仅只呆了几个星期。当时妈妈可能拒绝跟随他回法国去，她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什么变化。就在金边这座对着湄公河的豪华住宅里，在这座当年柬埔寨国王的宫里，在这座令人可怕的宽大的花园之中，妈妈总是感到害怕。一到夜里她就更使我们害怕。我们全家四口都睡在一张床上。就在这座住宅里，妈妈得知父亲去的噩耗。在电报到达的前夕，妈妈早已有了预感。那天半夜，唯独她看见、听见一只发疯的鸟在呼叫，并且落在房子北侧父亲的那间办公室里。同样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在她的丈夫去世的前几天，也是在半夜时分，妈妈突然看见她自己的父亲的身影。她把灯打开。外祖父果真站在那里。他站在那个八边形的大客厅里的一张桌子旁边。他看着她。我还记得她听到一声叫，就喊起来。她把我们叫醒，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他如何穿着他那套星期天穿的灰色制服，他是如何站在那里，两眼直看着她。她说：我象小时候那样叫着他。她说，她没有害怕。她朝着那消失的形象跑过去。外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飞鸟和人影出现的同一日期。从那以后，我们无疑对妈妈的学问多少有点崇拜，因为她无所不知，就连人的死亡也能先知先觉。
那位英俊的男人从那辆“里摩辛”大轿车里走出来，他正抽着一支英国香烟。他瞧着这位头戴男式毡帽、脚穿金丝皮鞋的姑娘。他慢慢地朝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胆怯。起初，他连笑容都不敢露出来。他首先给她递过一支香烟。他的手在颤抖。他们之间有个民族的差别，因为他不是白人，可他又必须凌驾在姑娘之上，所以他才发抖。她对他说她不抽烟：不抽，谢谢。她没有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请不要打我。这时他稍为放心一点，并且对她说，他似乎是在做梦。她并没有回答。她等待着。这时候他问她：您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学校那位女教师的女儿。他思索了一阵，然后说他听说过这位太太，她的母亲，听说过她在柬埔寨那边买下了一块租地很不走运，是这么回事吧？是的，是这样。
他反复地说能够在这条渡船上碰见她实在难得。就在那天早上，一个长得如此漂亮的姑娘，一个白人姑娘，出乎他意料之外，居然登上一辆当地人的客车。
他对她说这顶帽子对她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实在独出心裁，为什么不行？她是如此的美丽，她想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
她看着他。她问他是谁。他说他刚从巴黎学习回来，他也住在沙沥，就在河边那幢带着蓝色琉璃栏杆围墙的大房子里，那就是他的家。她问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来自中国北方的抚顺市。您允许我把您带到西贡您的家里吗？她同意。他叫司机从客车上把姑娘的行李取下来，然后装进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个中国人属于那些操纵着当地民间全部房地产的少数华裔金融界人士。他就是那天渡过湄公河前往西贡的那个青年人。
她坐进那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关，一种刚刚能感觉出来的忧伤油然而生，我顿时觉得有些困倦，河面上的阳光也随之暗淡下来。还有一种轻微的耳聋感，一切都笼罩在迷惘的晨雾之中。
我再也用不着乘坐当地土着人的客车去旅行。我将有一辆里摩辛大轿车可以送我去上学，可我也将永远生活在悔恨之中，悔恨我的所作所为，我所获得的一切，悔恨我所抛弃的一切，好坏都一样，让我感到悔恨。那辆熟悉的客车，那位我曾经和他开过玩笑的客车司机，那些坐在行李架上的孩子们，还有我那沙沥的家庭，那沙沥家庭里的令人讨厌的家伙，和它那出奇的确静。
他正在对我说话。他说他厌恶巴黎的生活，厌恶那些可爱的巴黎姑娘，那些婚礼，那些炸弹，啊啦啦，还有那古波尔和罗丹特咖啡馆，我还是更喜欢罗丹特咖啡馆，那些夜总会。这些都是他所度过的那两年“精彩”的生活。她聚精会神听着他那长篇大论中有关他家财富的情况，其实他要是能说出家里一共有多少个百万也就用不着罗嗦半天了。他继续讲下去。他的生母已经去世，他是一个独生子，眼下只剩下掌握金钱的父亲。可您知道父亲是个什么人，他被他那根鸦片烟枪整整住了十年，他整天对着湄公河，躺在他那行军床上管理他的财富。她说明白他的意思。
后来将是他这位父亲拒绝他的儿子和沙沥镇上这位白人小娼妓的婚事。
当他在渡船的舷栏和这位白人姑娘攀谈之前，这个形象就开始形成了，当他从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走出来的时候，当他向她靠近的时候，她就感觉出来了，就知道他害怕了。
从那最初一刹那开始，她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明白他已经受她的支配。纵然不是他，就是换一个别的男人，当爱会降临的时候，也同样会任由她摆布。她同时也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从今以后，令她身不由己的时刻也可能已经到来，她将无法摆脱自己应尽的某些义务。那一天她也晓得，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妈妈或者哥哥有任何觉察。当她一坐进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的时候，她完全意识到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并且也将是终身脱离自己家庭的开始。从今以后，家里人再也不应该过问她可能遭遇的一切。就让人们从他们手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所有这些他们都再也不应该知道。无论是妈妈还是哥哥，他们全都不应该知道。从此以后，这将是他们的命运。这些念头已经足够使她在这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伤心落泪。
从此以后，小姑娘就将开始和这个男人打交道，这是头一个，就是那个在渡船上出现的男人。
事情很快就在星期四那天发生了。他每天都到中学接她，并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去。后来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四下午，他特地来到寄宿学校把她带到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是在堤岸。这里和那些把中国城和西贡市中心联接起来的林荫大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美国式的宽阔马路上，有轨电车、人力车、大客车来回穿梭，好不热闹。这时已是午后时分，时间还早。她逃避了寄宿学校的姑娘们强制性的午后散步活动。
这是坐落在城里南面的一个单间的房子。房子很现代化，家具都是一些摩登的款式，不过看来似乎是匆忙布置起来的。他说：我没有好好选择一下家具。房间里光线相当暗淡，但她没有叫他打开百叶窗。她并没有意识到一种能够确切形容的感情，既不情愿也不反感，也许这就意味着某种欲念。当他头天晚上邀请她到这里来的时候，她就立刻满口答应了。她终于来到了这个她应该来的地方。她似乎有点害怕。因为看来事情不仅必须跟她所期待的一致，而且还必须和她自己的具体情况相吻合才行。她很留意当时的环境，留意那光线，那城里的嘈杂声，因为整个房间都被包围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之中。而他，他正在那里发抖。首先他看着她，似乎要等她开口。可是她一言未发。于是他也就不再动了。他并没有去脱掉她的衣服，他只是对她说他爱她爱得发疯，他说话时声音压得很底。然后他便缄默不语。她没有回答他的话。她满可以对他说她并不爱他，可她什么也没说。突然间，她顿时意识到他并不了解她，并且将永远了解不了她，因为他浅于世故，也不懂得去绕那么多圈子把她抓住，这一点他将永远也办不到。只有她才能懂得这一切。只有她心里是明白的。她与他虽素不相识，毫无了解，可她却顿时恍悟：就在渡船上，她对他早已有好感。她喜欢他，事情只取决她自己了。
她对他说：最好您还是别爱我。那怕您喜欢我也罢，我愿意您能象平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那样随便。他十分离奇地看着她。他问：您所希望的就是这些吗？她说是。他开始感到难过，在这间屋子里，这是头一次，在这一点上他再也不撒谎了。他对她说，他已经知道她将永远不会爱他。开始她说她不知道。后来她就让他说下去。
他说他很孤独，因为他爱她，所以这种孤独感对他来说就更残酷。她对他说，她也是一样感到孤独。她并没有说出为什么。他说：您一直跟着我来到这个地方，要是换任何另外一个人，您大概也能照样跟着他。她回答说她无法知道，因为她从来还没有跟过任何男人到房间里去。她对他说，她并不愿意他老跟她说话，她希望他能象在当他和别的女人单独在他的房间里一样。她求他能够这样对待她。
他脱下了她的连衣裙，接着就是她那条白棉布的小叁角裤，然后把她赤身裸体地抱到床上。他背朝着她哭了起来。这时她轻轻地把他拉过来，开始脱他的衣服。她闭着眼睛，慢条斯理地替他脱。他想动手帮她一下，可她不让，她要自己来。她说她愿意自己动手。终于，他的衣服也被脱光了。当她要求他的时候，他轻轻地把身子靠过来，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她。
那皮肤给人一种特殊的温柔的感觉。他的身躯瘦弱颀长，没有力气，没有肌肉，他可能得过病，可能正处在康复时期，他没有胡子，没有男子的确概，他很虚弱，他似乎正因某种凌辱的折磨而忍受其痛苦。她没有看着他，只是抚摸着他。他在呻吟，他在哭泣。他在忍受着他那令人憎恨的情爱的折磨。他几乎是哭着和她在一起尽兴的……她觉得她似乎被慢慢地举了起来，腾云驾雾，被带到一个极乐的世界……大海，没有形状，只是因为它无可比拟。
也许早在那渡船上，这个形象就已经预感到此时这一瞬间的情景。
有一次我突然感到那个穿着补丁长袜了的女人的形象在情人的房间里闪过。我似乎感到和她的女儿一样在这种场合里出现过，其实儿子们都已经知道妈妈年轻时那段罗曼史。而女儿，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永远不会在一起谈论他们所知道的，并且使他们疏远她的这件事，这是妈妈年轻的一件关键的、最后的风流事。妈妈不懂得什么是享受。
我真不知道还会出血。他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他说他真幸福。
他把血擦了，给我洗干净。我看着他。当他泰然自若地走过来时，又一次产生强烈的欲望，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有这股勇气去违背妈妈对我的禁忌，而且是如此情愿，如此坚决。真不明白我是如何落到“一条胡同走到底”的境地的。
我们双目相视。他搂着我。他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就象是一项义务。这是我们头一次谈起话来。我对他诉说我那两位哥哥的生活情况。我还说我们没有钱。一无所有。他认识我那个大哥。他曾经在镇上的烟馆里见过他。我说我这个大哥尽偷妈妈的东西去抽鸦片烟，他还偷过佣人的钱，有时候烟馆的老板还上门来向妈妈讨债。我还向他说起那些修筑海堤的事。我说我妈妈快死了，她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我还说母亲死在临头肯定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有关联。
我发现我喜欢他。
他可怜我，我说不，我并不可怜，除了我母亲，谁也不可怜。他对我说：你之所以来，那是因为我有钱。我说我喜欢他，同时也喜欢他的钱，而且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这辆汽车里头，已经在这些金钱当中，所以我真不可能知道，如果他不是个有钱人的话，我又该会怎样对待他。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远走高飞。我说在妈妈还没有被折磨死之前，我还不能离开她。他说看来他绝对绝对没有这份福气，但他仍然将会给我钱，叫我不用担心。他又重新躺下来。我们又重新沉默不语。
城里的嘈杂声很历害。在我的记忆中，它就象一总电影的音响放得过高，震耳欲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房间里非常暗淡，我们没有作声，整个屋子都处在城里那些无休止的吵闹声的包围之中，似乎是一辆开进城里的火车。窗户上没有安上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片。透过窗帘可以看到在阳光下从人行道上走过去的人影。这里整天总是人山人海。窗帘上的影子被百叶窗的叶片划成一道道规则的条纹。那些木屐的哒哒的响声令人头昏脑胀，人们的说话声尖锐刺耳，中国话本身就是一种叫嚷的语言，就象我一直所想象的一样，是一种沙漠里的语言，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奇怪的语言。外面正是傍晚时分，因为从外面的喧哗声和过路人那些越来越嘈杂的吵闹声中就可以分辨出来。这是一座习惯于夜间沸腾的城市。此时此刻，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已经降临。
这扇带着木条的百叶窗和这块棉布的窗帘把这张床同城市分隔开来。没有任何坚硬的物质把我们同其他人分隔开来。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我们，我们却可以觉察到他们的某些东西，听到他们全部的声音，看出他们的一些踪影，就象汽笛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忧郁的、没有回响的叫声。
焦糖的味道一直传到屋里来，还有炒花生、广味的稀粥、烤肉、草药、茉莉花、尘土、烧香、木炭火等等一类东西的味道。在这里，木炭火可以被装在篮子里运来运去，沿街叫卖。城市的味道也就是乡村的味道，森林的味道。
我忽然看见他在漆黑的浴室里。他坐着，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酒，抽着烟。
他说我刚才睡着了，他冲了个澡。其实我刚觉得有点睡意。他在一张矮桌子上面点亮了一盏灯。
这是一位风月场上的老手，我突然间想起他来，他该经常到这个房间里来，他该有过许多攀柳折花的生活，这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男人，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慌，他只好沉溺于情欲之中。我对他说我想他一定有许多女人，最好我也是这些女人当中的一个。我们互相看着。他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突然间他眼神变了，变得非常虚假，仿佛被一种痛苦、死亡所缚。
我叫他来，叫他必须来找我。他来了。他身上有一股英国香烟的味儿，还有高级香水和蜂蜜的确味，再加上他皮肤兼有桑丝、榨丝和金子的味道，所以他真叫人动情。我向他表示我对他的情欲。他没有动。他和我说话，他说早在那天过河的时候他就知道，知道我在交上第一个情人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说我将会热衷于情欲，他还说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把他给骗了，就象我将会欺骗所有跟着我的男人一样。他说至于他，他早已成了不幸的代名词。我很高兴听到所有他对我吐露的这些真情，并且对他说出我的这种心情。他突然变得粗鲁起来，他的感情极端冲动，他朝着我扑过来，吮着我那少女的乳房，他大声叫喊、咒骂。我闭着双眼，承受着那过份强烈的动作。我想：他真老练，这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的生活就是，仅此而已。他那双手熟练、神奇、十全十美。我真幸运，很明显，这一行当如同他的职业，他能够本能地知道该干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他拿我当做一个妓女，一只破鞋，他对我说我是他唯一的爱情，而这当然是他所应该说的，因为当你任凭他胡言乱语、为所欲为，当你身不由已、任其随意摆弄，竭尽百般猥亵之能事的时候，他会觉得什么都是精华，没有糟粕，所有的糟粕都被掩盖起来，在那情欲的推动下，全都迸入洪流之中流走了。
城里的嘈杂声是如此地逼近，以至于可以听到他们摩擦着百叶窗上的木板条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仿佛觉得他们就要走进房间里来。就在这种噪音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往之中，我在这里，在这里抚摸着他的身子。大海，汇总在一起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时而远去，时而归来。……。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递给我。接着，他贴着我的嘴，轻声地和我说话。
我也和他低声耳语。
因为他不习惯吹捧自己，我便奉承他；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身上有一种典雅过人的风度，我便对他直言起来。
此刻夜幕已经降临。他说我将终身铭记着这个下午，甚至当我忘掉他的面孔、他的名字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还能回忆起这间屋子。他对我说：那你就好好看看吧。我看了一下。我说这幢房子很普通，和别处一样。他说是的，是这样，到处的房子都是这个样？
今天我又见到他的面孔，我又记起他的名字。我还见到那粉刷过的白墙，那块对着炉子的平纹布窗帘，那另外一扇通着另一个房间的拱形的门，并且通向一个露天花园——里面的花木全都因为炎热而枯死——周围是蓝色的栏杆围墙，就象沙沥城里那幢向着湄公河的有阳台的大别墅一样。
这是一个苦恼的、破灭的地方。他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我妈妈，如果她知道事情真相的话，那她一定会把我杀了。我看他正在尽力想个词，然后他说他懂妈妈将会说什么，他学着说：干这种缺德事！他说如果我们能成婚的话，他就不能接受这种看法。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骄傲地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彼此笑了一下。我问他是否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忧伤感到习惯。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在白天做爱的缘故，而且是在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进行的。他说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笑了笑，他说：不管彼此是否有感情，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说这种难受到了晚上就会过去，一到夜里马上就会好受了。我对他说这并不只是因为在白天，我说他弄错了，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正处在一种我所期待的忧愁之中，而这种忧愁纯粹是来自我自己本身。我说我向来就是一个忧郁的人，甚至从我的这种忧郁，可以认得出来，是和从前的忧郁一样，由于这种忧郁和我是如此成为一种，我几乎可以给它起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可今天，我对他说，这种忧郁却成为一种福气，就象每当妈妈在她那空虚的生活中大声吼叫的时候对我所说的倒霉的福气。我对他说：我不十分理解妈妈说这话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这间屋子正是我所盼望的地方。我一口气说下去，不期待他的表示。我说妈妈曾大声责骂那些她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大声疾呼永远也不要等待什么，无论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个政权，无论是什么上帝，统统都不要对他们有所期待。他听着我说，两眼一直盯着我，只要我开口，他就看着我的嘴，我赤裸着身子，他抚摸着我，也许根本就没听我说话。我说对我个人的处境，我并不感到不幸。我对他诉说，我们全家只靠着妈妈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越说越难过。他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对他说我们常常在外面，因为贫穷，连家都弄得支离破碎，我们常在外面浪荡，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全家都是一些下流放荡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这里跟着他。他俯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呆着不动。在外面一片都市的喧闹声中呻吟。开始我们还听见外面的嘈声，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在我身上的一阵亲吻不由得使我伤心流泪。看来亲吻可以给人以安慰。我在家里从来不哭。可是一天，在这间屋子里，泪水既安慰了过去，也安慰着未来。我对他说我迟早会和母亲分离，并且迟早也将会失去他的爱。我哭着。他把头贴在我身上，一看见我哭，他也哭了起来。我跟他说，在我童年时候，妈妈的不幸成了我梦中的主题。只要做梦就是妈妈，从来也没有梦见过圣诞树。有时梦见她受苦难被活活地剥了皮，有时梦见她在荒漠中喃喃自语，她或者在寻找食物，在没完没了地诉说她自己——玛丽…勒格朗·德鲁拜斯——的遭遇，她诉说她的无辜，她的简朴，她的希望。
透过那扇百叶窗看出夜幕降临了。嘈杂声又喧闹起来，变得更加响亮、刺耳。淡红色的路灯亮了起来。
我们从屋里出来。我又重新戴上那顶饰着黑色绸带的男帽，穿上那双金丝皮鞋，涂上深红色的口红，穿着一身绸料连衣裙。我衰老了。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一点。他看出来了，于是说你累啦。
人行道上，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匆匆忙忙。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
我们来到一家有楼座的中国饭馆，它占了整个建筑物，就象百货商店那么大，里面有许多单间，临街都有阳台或露台。从这些建筑物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餐厅顾客要菜的叫喊声，然后是厨师的高声附和声。在这种高级馆子里，席间本应该是没有人说话的。平台上有中国乐队。我们来到最安静的一层，这是专门供欧洲人就餐的楼层，其实菜单也都一样，只不过这里不那么大声吆喝罢了。这里安有电风扇，墙壁上还有厚厚的隔音板。
我问起他关于他的父亲是怎样发财致富的。他说一谈到金钱，他就觉得没劲，不过我坚持要他说说，他也乐意就他所知的情况跟我叙说。他说最初父亲在堤岸为当地人修建了许多单间住宅，一共建了叁百套。当时有几条街都属于父亲的资产。他操着一口巴黎音的法语，只是语调稍为生硬一点，他一谈起金钱的事自然大方，毫不拘束。他接着说，父亲本来有许多房子，后来都被卖掉，为的是在堤岸城南重新卖地盖房，就连沙沥的水稻田也都被卖掉。我对他提出一些有关流行病的问题。我说由于闹鼠疫，我见过有几条单身住宅的街道全被隔离起来，连房子的门窗都被钉死封住。他说这里瘟疫比较少，因为这里灭鼠运动要比乡下搞得好。他忽然向我吹起那些小单间房子的确点来。说什么它们的确钱要比普通房子低得多，要比那些分散的房子更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因为这里的居民喜欢生活在一起，尤其是这些穷苦的居民更是这样，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也喜欢在外面，甚至在街上生活。不应该去破坏穷人的生活习惯。他父亲正好刚刚盖了许多带着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形成一条条防雨的长廊。这一来，街道就显得更加明亮，更加讨人喜欢。人们喜欢在长廊下面度过白天。逢上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睡觉。我说我也很喜欢在外面长廊里生活，当我小的时候，在屋外睡觉还成了我的理想。我突然间感到有点疼痛。不过很轻微，刚刚能感觉得出来。这是因为心脏的跳动稍有不同，因为他刚刚给我留下的伤口，就是他，这个正在和我说话的人，这个今天下午在我身上寻欢作乐的人。我再也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话。他看出来了，把话收住了。我叫他再说下去。我又重新开始听。他说他很想念巴黎。他觉得我和那些巴黎人很不相同，我远不如她们热情。我说那档房子的生意不见得就能赚那么多钱。他再也没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们相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谈论各方面的话题，但从来不谈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共同的前途是从来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从不谈前途问题。我们只谈论一些类似新闻的消息，似懂非懂，胡扯一通。
我对他说他在法国的那段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富有诱惑力的，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买：女人、知识和思想。他比我大十二岁，这一点使他有点担心受怕。我听着他的诉说，说他如何上过当，说他如何爱我，等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既习惯而又真挚的戏剧性。
我对他说我将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一听马上就想跑掉，我笑了。
他只能通过滑稽可笑的模仿来表达他的感情。我发现他并没有勇气去反抗他的父亲，以达到爱我、娶我、把我带走的目的。他常常伤心流泪，因为他找不到能够凌驾于害怕之上的力量来爱我。他的英雄气概表现在他对我的爱可对他父亲的金钱，他则奴颜婢膝，俯身屈首。
当我一谈起我的哥哥，他就会立即害怕起来而原形毕露。他原先以为我周围的人都在等待着他的求婚。可他现在知道，他在我家人的眼里已经失去希望，而且对这么一家庭来说，他只能越输越惨，最后终将连我也得失掉。
他说他曾经去巴黎一所商业学校念，不过他总算说了实话，他在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学到，一事无成，弄得父亲只好断绝对他的接济，并且给他寄去一张回程的确票，使他无可奈何，被迫离开法国。这一来，铸成他的悲剧，因为他还没有学完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他说他打算在这里通过函授课学完这一专业。
他是在堤岸的大饭店里开始同我的家人会面的。当时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到西贡来，我对他说应该趁此机会请他们上最大的中国饭馆，因为他们没见过这些大世面，他们从来也没有上过大饭馆吃过饭。
晚餐总是按同样的方式进行的。我那两个哥哥只顾狼吞虎咽，从来顾不上跟他说话。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没功夫。要是他们懂得对他以礼相待的话，那他们早就该学有所成，并且会懂得如何顺从社会生活中这些最基本法则。晚餐上，只有妈妈一个人说话。不过她的话也不多，主要是在开始的时候，说一些关于菜肴太贵的话，接着，也就缄默不语。至于他，头两次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企图谈谈他在巴黎的光辉业绩，但是枉然。他也仿佛没话可说，或者说了他们仿佛也没有听见。他的企图也只好消失在沉默之中。我那两个哥哥仍在那里继续大口大口地吃，他们的那种贪婪的神态，我似乎从来也没见过。
他付了帐，把钱放在茶托里。大家都瞧着他。我记得头一次他付了七十七个皮阿斯特。当时我妈妈几乎要狂笑出来。大家起身走出饭馆。没人说谢谢，谁也没吭一声。对这么一顿丰盛的晚饭，他们从没向他道个谢，也不向他问个好，不说再见，也不问他怎么样，从来彼此一句话都没有。
我那两个哥哥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对他们来说，似乎他是不存在的，无足轻重，无法被他们所感觉，他们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他此刻正拜倒在我的裙下，有求于我，而且他们可以断定，我是不会爱他的，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可以忍受我的任何压力，只要这桩情爱不至于告吹就行。此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白种人。大哥之所以默不作声，无视我的情人的存在的做法正是来自这种信念，他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楷模。因此，面对着我的情人，我们全家都学着哥的样子。我也一样，在他们面前，我也不能和他说话。当着我家人的面，我永远也不该和他说话在，除了偶然替他们传个话之外。比如说，吃完晚饭以后，我那两个哥对我说他们想去“泉水”舞厅喝酒和跳舞。首先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而我，我不应该，按照我大哥的逻辑，我不应该重复他刚才所说的，不能说第二遍，如果说了这将是不对的，我必将遭到我情人的埋怨。于是他终于回答我。他低声细语，以示亲密，他说他还想能单独和我相处一小会。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谢绝方才的请求。这时我又只好佯装没有听清楚，似乎这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着的危险，似乎他说这个话的用意是想扩大事态，非难一下哥哥。既然如此，我还是不理为好。可是他还没完，接着又对我说——他还真有这个胆量说——看你们的妈妈已经很疲倦了，你们应该留着照顾她。诚然，妈妈每当在堤岸的中国饭馆吃完丰盛的晚餐之后就难免感到困倦。我并不敢多搭话。这时我听见哥哥的声音，他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尖刻、明了。妈妈立即夸起他来：我这叁个孩子就数他会说话。话音一落，我哥哥就等待着。大家都停下来；我看出我的情人的胆怯，二哥也同样害怕。他再也顶不住了。于是我们上“泉水”舞厅去。妈妈也跟着上“泉水”舞厅，她将去“泉水”舞厅打盹。
在我哥哥面前，他只好佯装正经。其实，他依然是我的情人，只不过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他什么身份也不是罢了。他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而我的情欲也必须屈从大哥的威严，是他否定了我的情人。每当我同时看见大哥和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在我大哥面前，他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无耻之辈，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一种应该隐瞒的羞耻。我不能反抗大哥这些无声的命令，要是我的小哥哥，我满可以和他顶撞一番。对于我的情人，我从感情上是无法克制自己的。今天当我一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会重新看到大哥在和我的情人一起吃饭时那张虚伪的面孔和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他常常望着别处，若有所思。然而，从他那轻轻咬着牙关的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因为玩弄那种卑鄙的行为而感到烦恼和不安。他总觉得沾我的情人之光上高级馆子馆饱吃一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回忆之中，那猎人之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一阵儿童的喊叫声。
在“泉水”舞厅里也一样，谁也没有和他说句话。
大家各要了一杯马爹利。我那两个哥哥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第二杯。我和妈妈把自己的酒都让给了他们。这哥俩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不但仍然不和他说话，反倒说起风凉话来。尤其是二哥。他埋怨这个地方太令人愁闷，说这里没有舞女。的确，“泉水”舞厅这个地方除了周末之外，平常顾客很少。我和二哥跳起舞来。我也和我的情人跳舞，但是我从来也不和我大哥跳舞，因为我意识到某种危险，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担心一直在阻挠着我，这种危险在于他对任何人都可能施展这种不吉利的引诱，也在于我们身体的接近。
我们兄妹长得非常相似，尤其是脸部更象得出奇。
那位堤岸的华人正在和我说话，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说：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他们呢？我叫他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总是这个样子，就连我们一家人之间也是如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过日子。
当我们在他那单间宿舍里相会的时候，我就会向他解释。我对他说，我大哥的这种粗暴、冷淡、盛气凌人的作风都是冲着我们的事而来的。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杀人，就是毁坏生活，支配生活，蔑视别人，赶走别人，让别人受苦受难。我叫他不必担心害怕，说他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大哥唯一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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