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问题，根据轻重缓急，列出需要排查的生产隐患，以对症下药。
其中有一处名叫龙开口的农场，是贵都市资历最老的农场，经过创业者的苦心经营，如今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场了，围绕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创办了不少颇具规模的附属企业，甚至利用地理资源搞起了开采和冶炼，农场已经成了一个大型产业集团，从业人员达到三千多人。要生产和生活，第一要务就是解决水的问题。农场产业规模扩大后，自己投资并通过农业部门到上面争取资金，在场部后山建了一个六十米高的大坝，截断山溪，蓄水为池，名曰龙开口水库。水库既解决了农场生产生活用水，还为山下十里八乡的农田灌溉解除了后顾之忧。凡事有利就有弊，水库为农场和当地农民提供了极大方便的同时，也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那就是万一决堤，后果不堪设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此市农业局每年都要把龙开口农场和水库当做重点，派专人下去检查，不敢有丝毫疏忽。
今年龙开口农场分在康副局长那一组，康副局长回来参加汇报分析会时，说龙开口水库刚刚搞了防护，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陈局长没仔细琢磨康副局长这句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的话，只记得去年自己亲自视察过龙开口水库，那里的防护工程还是他亲自提出来，又拨了专门款子，催促农场如期完成的，一年时间不到，估计也不会有问题，因此没有将龙开口水库列入重点排查范围。
谁知康副局长汇报时留了一手，没有跟陈局长说出实情。康副局长在龙开口水库视察时已经发现去年的防护工程其实是豆腐渣工程，但他却在陈局长前面说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而隐去了自己的观点，是故意迷惑陈局长的。
汇报分析会后不久，贵都市区域内接连下了半个月大雨。康副局长悄悄跑到市委，向张书记汇报了龙开口水库的问题，说那是陈局长去年亲自拨款和督促搞的防护工程，因此他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不肯将龙开口水库列入隐患排查对象，没有采取过任何防护救急措施，万一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
前面说了，龙开口水库下面不仅有龙开口农场职工，还有龙开口乡六七千老百姓，如果出事那肯定不是什么小事，张书记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一听康副局长的话，又见这雨越下越大，急得不得了，带着几大家领导还有数千名武警和公安干警，直奔龙开口水库，跟接到电话后已经赶赴现场的农场干部职工以及库下干部群众合在一起，冒雨组织抢险。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大坝上好几处正往外冒水的管涌堵住，总算排除了险情。
龙开口水库事件过去之后，惊魂甫定的张书记亲自批示有关部门，对龙开口水库防护工程负责人和承包人进行了严肃查处，还抓了两个直接责任人。同时派出由市纪委牵头的工作组进驻市农业局，对这起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市农业局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龙开口水库防护工程的承包人是陈局长的亲戚，他签字拨款时拿了巨额回扣，才导致工程资金不足，成了豆腐渣工程。说什么陈局长一贯生活作风败坏，每次到下面去视察，吃了山珍海味，喝了五粮茅台，还嫌不够，还要农场送上没开过包的黄花闺女，真是处处都有岳母娘，夜夜都要入洞房。也是墙倒众人推，连一些在陈局长手上提拔上来被视为他的亲信的科长主任，也站出来说陈局长的长短，或者悄悄跑到工作组那里去打他的小报告。
工作组做了全面调查了解后，一时并没找出什么陈局长违法乱纪的真凭实据。但动作那么大，不给陈局长一个处理，那是讲不过去的，工作组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次陈局长主持召开的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分析会的记录上。他们发现，记录本上明明白白记着康副局长那句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的原话，这就说明康副局长并没有说过龙开口水库没有什么隐患，责任当然不在他身上。而陈局长却说过不必将龙开口水库列为隐患排查对象，这话在记录本上记得清清楚楚，陈局长自然就难辞其咎了。
事情的结局是陈局长被免了职，但组织上还是手下留情，给了他一顶调研员的虚职。康副局长也受到了记过处分，却被市委指定为市农业局工作主持人，并在接下来的人代会上正式成为局长，算是如愿以偿了。
陈局长下去后，自然就没了享受专车的待遇，现在只有康局长才有这个资格了。他也曾动过坐老郭开的奥迪的念头，可想起陈局长就是坐着这部奥迪车下的台，生怕沾了霉气，加上康局长认为老郭是陈局长的人，还是改变主意，坐了胡国干开的红旗牌轿车。红旗红旗，名字就带彩，吉利。而且红旗是国产车，坐红旗既显得爱国，又显得革命。
听完老郭的叙述，杨登科唏嘘不已。又想起在蔡科长和吴卫东那里受的冷遇，背上不觉一阵发凉。陈局长下去了，陈局长的对手康局长上来了，而杨登科是陈局长的人，蔡吴一伙是怕跟杨登科热乎了，被康局长看成是陈局长的人，才要跟杨登科划清界线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蔡科长也好，吴卫东也好，他们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也挺不容易的。全局上下都知道他们就是陈局长提拔上来的人，如果不多加小心，因为杨登科的原故，被康局长当成另类，那以后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
杨登科把这个想法跟老郭说了说，老郭直笑他幼稚，说：“你就别替姓吴卫东和姓蔡的操心了，你也不想想，如果姓康的把他们当成是陈老板的人，他们还不早就被挪开了，至今还呆在原来的位置上？”杨登科有些奇怪，说：“难道他们那么快就成了康的人不成？”老郭说：“你不在局里，对情况不了解，局里人都说蔡吴二人是智多星呢。”
杨登科不明白智多星的含义，两眼迷糊望着老郭，说：“我只听说宋江身边的军师吴用是个智多星，蔡吴两个几时也成智多星了？”老郭说：“时势造英雄嘛，梁山泊能出智多星，农业局照样能出，而且一出就是两个。”杨登科说：“老郭你就别绕圈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老郭说：“市纪委牵头的工作组不是就陈老板的问题，在局里调查了好几天么？吴卫东和姓蔡的见陈老板快没戏了，便主动到工作组那里去揭陈老板的老底。其实揭也没揭出什么东西，他们只不过用这种方式表明一种态度或立场。果然康局长上台后，虽然还没完全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人，却念他们反戈一击的表现，才让他们继续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杨登科更惊异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一个词：落井下石。这个世上，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陈局长倒了霉，他的对手姓康的上了台，杨登科想在农业局混出点名堂，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至少转干进步的希望一时变得十分渺茫。杨登科不觉悲从中来，感到无助无奈无所适从，不知今后该怎么办。
杨登科当然心有不甘，在电大苦读了两年，到头来竟落到这个地步。可现状如此，杨登科也只得认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杨登科只好这么安慰自己。权当在电大玩了两年。两年其实也就一眨眼的工夫，损失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无非是少领了几个出差补助，少跟领导出去接了几回红包和土特产。杨登科甚至起了烧掉那个烫金红壳毕业证的念头，因为不读电大，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奢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烦恼。可取出毕业证一瞧，又有几分不舍，复又锁进了柜子。
不转干就不转干，不进步就不进步，去他妈的！杨登科暗想，自己在农业局当了十多年的司机，即使不转干不进步，车子总有一部给你开，总还不至于下岗失业吧。杨登科也就释然了，一心等着办公室给他安排部什么车子。他知道车库里还锁着一台没人开的面包车，另外老郭明年就要到退休年龄了，他开着的奥迪也会腾出来。
可杨登科等了两个星期，并没人理会他。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好像忙得很，天天上蹿下跳的，连归口办公室管理的司机班也没进来过。为开台破面包车去向吴卫东说好话，杨登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除到办公室财务人员那里领了一次工资，没再进过办公室的门。
好在机关里不比企业，没事做也不会停你的工资，因为工资是财政安排的，不是农业局自己掏的钱，杨登科不领，人家还领不走。杨登科就乐得自在，不要做事也有工资可领，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美事？不过他每天还是背着双手，优哉游哉到司机班转上一圈，以表示自己还是在职职工。老郭他们有空，跟他们下下棋，打打牌，他们出车去了，就看看报纸，喝喝茶。有时同行们汗流浃背从外面出车回来，见杨登科一双脚搁在桌上，悠闲自在捧着报纸细瞧丰乳和护舒宝广告，不免羡慕，说大学生还是不同，享受的是干部待遇。
在司机班里呆久了，呆烦了，就往老干活动中心跑，那里台球乒乓球跑步机举重仪什么玩意儿都有，杨登科正好搞点免费健身运动，松松僵硬的筋骨。这是局党组怕老干们闲得无聊，老想着上访闹事，特意花了十多万置办的，想以此转移老干们的注意力。这叫做花钱买稳定，因为老干们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今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哪个单位稳定方面出了事，做领导的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可老干们没有锻炼的习惯，都窝在隔壁的阅览室里寻开心。阅览室订了上百种的书报，还有不少保密级不高的文件。只是老干们对书报和文件也没兴趣，把读书看文件的桌子挪开，四个一伙打起麻将或扑克来。
杨登科劈腿吊臂或原地跑步时，目光常常会落在对面的白粉墙上。那里有两行特别醒目的红字：搞好爱国健身运动，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杨登科脸上浮起一丝浅笑。他觉得中国人惟一擅长的就是喊口号，而且每一个口号都大得吓死人，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民族那样的高度，叫谁都不敢有半句异议。比如这“爱国”两个字，随便哪个都可以当做大旗拿来挥舞一气。
杨登科这么胡思乱想着，开始还觉得有些开心，慢慢就感到无趣起来。墙上两行红字越发显得滑稽了。杨登科一时没了健身爱国的兴致，扔下跑步机，转身去了阅览室。那边老干们鏖战正酣，叫的叫，闹的闹，笑的笑，像一群孩子。凑不满一桌的则在旁边观战，见杨登科进来了，就约他上阵。杨登科反正没事做，就坐下来跟他们干上了。老干们很高兴，说杨登科没架子，不像其他人，离退休之前是不会进老干活动中心的。
杨登科从没见陈局长去过老干活动中心，问老干们，都说陈局长还是调研员呢，又不属于老干，怎么会降格以求，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杨登科觉得老干们的话有些尖酸，却也不无道理。只是不知陈局长在家里干些什么。这才想起电大毕业后，几次动了念头要到陈局长家里去，却因有所顾虑，只给他打过两三次电话，一直下不了决心上门。现在又不可能转干进步了，也就无所谓起来，该去看看他了。
那天跑到陈局长家里，他已是大不如前，脸上有些浮肿，眼皮也泡着，两个又大又松的眼袋往下直垂，不知是发了胖，还是哪里有毛病。也许是下了台，大权旁落引起的后遗症吧？杨登科见过不少权倾一时的领导，下台之后，脸色也是这样，有些不太动人。
陈局长见杨登科还肯上他家去，当然很高兴。问了问杨登科的一些情况，他也是爱莫能助，只有慨叹的分。还告诫杨登科以后少到他家里去，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杨登科说他死猪不怕开水烫，量他们也不可能把他怎么样。陈局长就批评杨登科没出息，碰到一点挫折就泄了气。又苦口婆心劝杨登科要振作起来，机会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杨登科知道陈局长这是恨铁不成钢，表示要谨记老领导的教导。
要告辞了，陈局长又重复了以后不要老往他家跑的话，想跑就多往新领导那里跑。杨登科说：“我可不是那种势利小人。”陈局长就生了气，说：“你这是哪里来的逻辑？往领导家里跑就是势利小人，那天天骂领导的娘，动不动便横眉竖眼跟领导对着干就是英雄好汉了？为了工作和事业，多跟领导接触，多争取领导的支持和爱护，这有什么不对的？”
杨登科不好还嘴，只得赶忙点头，做洗耳恭听状。陈局长又因势利导道：“你举个例子给我看看？谁的进步，谁的出息，离开过领导的关照和栽培？你不是叫杨登科么？你这么消沉下去，破船当做破船划，我看你怎么登科？”
回到家里，杨登科将陈局长的话细细琢磨了几遍，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又开始反省自己，老这么下去也确实不是个办法，至少也得弄台车开开，那才像话吧？
正反省着，妻子聂小菊下课回来了。
聂小菊师专毕业后，一直在九中当老师，为了方便妻子，他们结婚后便住在学校职工宿舍楼里没挪过窝。聂小菊长得小巧玲珑，颇有几分姿色，刚参加工作那阵，后面的追求者足有一个加强排。追的人一多，聂小菊也就变得飘飘然起来，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眼睛都花了，几年下来竟没看中一个满意的。时光如流水，不觉到了二十七八岁，身价跟着下跌，过去的追求者都纷纷掉头离去，一个个成了家有了孩子，只有聂小菊还孑然一身。
后来认识了杨登科。农业局的人喜欢省去杨登科名字中间那个字，喊他做杨科。中国人喜欢双音节，碰到张厅长喊张厅，碰到李局长喊李局，碰到赵秘书长喊赵秘，虽然不带长，却显得亲切。杨登科因为农业局的人喊他杨科，谁听了都不会以为他是司机。聂小菊就是听人杨科杨科地喊杨登科，以为他真是科长，才有心要跟他好的。两人约会了几次，发现杨登科人挺不错的，就喜欢上了他。等了解到他并不是科长，而仅仅是一名普通司机时，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却考虑到自己是老姑娘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也就残货半价，死心塌地嫁给了他。农业局的人就说杨登科艳福不浅，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学毕业生。这话只说了半句，另外没说的半句是聂小菊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下嫁给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粗人。
聂小菊本人却还算是知足，结婚成家后，一门心思相夫教子，小日子过得非常甜美温馨。惟一不满足的是杨登科是个工人，学历也低，似有门不当户不对之憾。聂小菊就极力怂恿他想法进个修什么的，先弄个文凭，以后把干给转了，好有出头之日。杨登科早有此念，也知道自己如果不长进，跟聂小菊的档次会越拉越远。于是虔心服务陈局长，终于获得了去电大进修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通过苦读，杨登科文凭是到了手，谁知却是空忙乎了一场，转干的事成了泡影。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挺不住，只字不提他的前程什么的，而是好言好语相劝，说在机关里做工人虽然不那么好听，待遇却并不比一般干部差，而且每个月要多几十上百的差旅费，年终还比干部多几百元劳保福利。
这虽然是酸葡萄哲学，但道理还讲得过去。可现在倒好，连司机也当不成了，天天闲着，弄不好是会憋出毛病来的，聂小菊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杨登科才好。
进屋后，聂小菊见杨登科坐在沙发上发痴，也没说什么，到厨房里做晚饭去了。饭快做好的时候，儿子杨聂也回来了，一家人开始吃饭。一碗饭几下进了肚子，聂小菊过来给杨登科添饭。杨登科望着风韵犹存的妻子，心里充满感激，觉得自己这么没出息，别的不说，至少对不起她的一片苦心，这才说了下午陈局长批评他的那些话。
杨登科说出陈局长对自己的批评，这已表明了他的想法。聂小菊笑而不语，只顾低头吃饭。饭后杨聂到自己的房里写作业去了，聂小菊这才偎到手拿遥控器频频调换电视频道的杨登科怀里，陪他说了会儿话。她不想逼迫杨登科，而是说：“陈局长说的自然有道理，但有些事强求不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杨登科说：“再这么自然下去，我只好回家抱孙子了。”说得聂小菊笑起来，说：“你儿子才读初中，就想抱孙子。”
聂小菊越是这个态度，杨登科想改变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他也知道这事急不得，必须一步步来。他开始厚着脸皮向吴卫东靠近，想通过他把车库里的破面包车弄出来开开。说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有些夸张，但手中有了方向盘，才好给人办事，才有可能多跟掌权的人接触，从而改变现状，这却是明摆着的现实。
只是吴卫东老躲着杨登科，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吴卫东就拿起话筒打电话，一打就是老半天。打完电话，杨登科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他不是说农村部等着会审文件，就是说政府有个办公室主任会议要参加，拍拍屁股走开了。杨登科当然不好强行拦他，或是热恋中的情人一样追着他屁股跑，只得改在下班后提着高档烟酒上他家里去。现在机关里的习惯都变了，好多要紧的话都不会放在单位里说，好多要紧的事都不会放在单位里办，非得去敲人家的家门，或是瞅准时机，另找妙处烧香磕头不可。
想不到轮到杨登科头上，去敲人家的门这一招也不灵了。他连续到吴卫东家里去了几回，可每次听到门铃响，吴卫东都要悄悄躲在猫眼背后往外瞧上一阵，一见是杨登科，便敢紧退下，要老婆死死把住家门，不让杨登科进屋，谎称他不在家里。
司机班几位同行见杨登科近不了吴卫东的身，很替他抱不平，说杨登科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有劳动的权利，吴卫东不让你劳动，他那是违法行为。还说如今的人怕硬不怕软，极力怂恿杨登科不要胆小怕事，跑到办公室去骂几天娘，捶几天桌子，闹得吴卫东不得安宁，看他敢不给个说法。
杨登科当然不会这么做，他毕竟已在电大学了两年文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从前也许他还真做得出来，现在却不能有这个念头了。杨登科觉得这事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得另外想想办法，他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天无绝人之路嘛。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吴卫东父亲重病住进了医院。杨登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想吴父病得真是时候，就像在街上捡了包美元，高兴得就要弹了起来。回到家见了聂小菊，就抑制不住地说：“小菊，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聂小菊正在择菜，抬头见杨登科脸色红润，阴云尽扫，以为局里给了他车开，说：“这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又不是没开过车。”
杨登科顿了顿，意识到聂小菊想到前面去了，说：“这跟有车开也差不远了。”聂小菊说：“我还以为局里已给了你车子。”杨登科说：“吴卫东父亲病重住院了。”
聂小菊放下手中的菜，迷惑的目光在杨登科脸上停留了好一阵，说：“吴卫东父亲住院了？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杨登科说：“能不高兴吗？”聂小菊说：“你不是幸灾乐祸吧？”杨登科说：“看你想到哪去了，我的心肠还不至于这么歹毒吧？我是说吴卫东父亲在医院里，我就有借口接近吴卫东了。”
聂小菊终于明白了杨登科的真实意图。她又低下头继续择起菜来，一边问杨登科：“你打算送多少？”杨登科说：“你看呢？没有个三千五千的，大概出不了手吧？”聂小菊叹口气，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去年又购房又搞装修，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还借了三万元的债，吃了一年的萝卜白菜，才还了一万三。现在存折上刚存进两千元，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足另外一万七，好把债给还清。”
家里的底子，杨登科当然心中是有数的。他以为聂小菊不同意出钱，有些着急，说：“难道我就老这么闲下去？你也不是不清楚，只有巴结上吴卫东，弄台车开开，才可能找到为领导服务的机会，取得领导信任，成为领导的人。只要成了领导的人，转个干，当个科长副科长什么的，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就不会老这么受穷了。”聂小菊说：“别给我上课了，这道理我懂，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是说这两千元也不顶事呀。”
杨登科听出聂小菊同意了自己的意见，说：“你开了金口，我就可以去借了嘛。”聂小菊说：“借借借，你真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说得杨登科乐了，低身捧住聂小菊的头，在她额上狠狠咬了一口。聂小菊没有防备，身子一歪，一条腿踢着了一旁的塑料盆，里面择好的菜全被抖出来，撒满一地。
最后两人商量好再借三千元，加上存折上的两千元，五千元应该出得了手了。只是这借钱的事说说无妨，真找人伸手，还确实不易。用流行的话说，如今是抢钱容易借钱难。抢了钱不用还不说，只要不是巨额款项，人家公安既管不了那么多，按比例拿提成又拿不了多少，也懒管得。抢钱的安全系数如此之大，抢起来既省事又来得快，谁还求爹爹拜奶奶去找人借呢？去年购房和搞装修时，杨登科夫妇俩就找过不少亲友，没说到钱，他们比爹娘还亲热，一论到钱的事，一个个脸色骤变，如遇大敌似的。最后还是聂小菊回了一趟娘家，才解决了问题。现在旧债还未还清，聂小菊再也不好意思回去找父母张口了。
杨登科只得自己出马，先找了一位做房产生意的朋友。给陈局长开车的那会儿，杨登科曾转弯抹角帮过他一些忙，心想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不在话下。那朋友开始挺热情，指着桌上那个镌了“世纪英才”字样的铜牌，跟杨登科吹嘘他去北京领这个铜牌时的盛况，说是某某高官亲自颁给他的，还一起照过相，共进过晚餐。可当杨登科刚说明来意，朋友脸色便一下子由红转灰，说是税务局刚来查过账，户头上仅有的几万元流动资金都被划走了。并故意大声喊里间的女秘书，问楼下讨要征地补偿费的拆迁户走了没有。杨登科是个还有些自尊心的角色，拍拍屁股，知趣地走了。
接着找了一位在法院做庭长的老乡。都说一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官的不想致富，至少在原告和被告那里就通不过。杨登科走进老乡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真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一见杨登科，老乡就电话也不打了，放下话筒，过来拉住杨登科的手，一边用家乡话问长问短起来。杨登科好不容易有了开口的机会，可那个钱字还只念到金字旁，老乡又揿下了电话的重拨键，直到杨登科离去，他的电话还没打完。
就这么跑了两天，最后一分钱也没借到手。杨登科也想到找找过去的战友，可那些战友几乎都是农村兵，复员后回了老家，买农药化肥的钱都没着落，哪有钱借给你杨登科？城里也有几个战友，可他们在厂里干了几年，也已下岗回家，有的穷得连老婆都跟人家跑了。找单位相好的同事比如老郭他们借钱，数字不大，估计不是什么难事，可这钱要送给吴卫东，找单位人借钱给单位里的人送，总不是那么回事，万一事情漏出去，岂不尴尬？
无计可施的时候，杨登科才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毕业那天用警车送他回局里的电大同学钟鼎文。如今流行这样的说法：要发财，去打牌；要想富，快脱裤。钟鼎文在城西派出所做所长，天天抓不完的赌，捉不尽的嫖，抓赌捉嫖得来的钱除了部分上缴国库外，顺手牵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没事。
果然跑到城西派出所，杨登科刚一张嘴，钟鼎文就不折不扣，当即从包里掏出三千元，说：“够不够？不够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存折。”杨登科心里感激得不得了，说：“够了够了。”伸手去接钱。不想钟鼎文手一缩，说：“先说清楚，拿这钱干什么去？现在单位向政府要钱都得说明用途，专款专用，朋友要钱也含糊不得的。”
杨登科知道钟鼎文下面的话是什么，故意说：“你做所长的见得多了，还看不出来？”钟鼎文说：“别绕圈子，我看不出来。”杨登科故作神秘道：“包了个二奶，这样的事你总不好让我向老婆开口讨钱吧？”钟鼎文说：“还算坦白。一等男人家外有家嘛，登科能赶上潮流，我是支持的，以后这方面的开支，老钟可提供部分援助。”将钱给了杨登科。
出了城西派出所，杨登科没有去局里，打的直接回了九中。刚好聂小菊上完课回到家里，见杨登科终于借到了钱，也替他高兴。如今借几个钱太不容易了，有时能借到钱，甚至比赚了钱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将钱收好，正和聂小菊商量第二天到医院去看吴卫东父亲的事情，忽听外面有人咚咚咚敲门。杨登科走到门后，对着猫眼往外一瞧，原来是战友猴子。
猴子不但姓侯，长得也跟猴子一样精瘦精瘦的，所以在部队里，战友们都叫他猴子。猴子只在部队里呆了不到三年，就先杨登科复员回到郊区老家侯家村做了农民。去年侯家村农民购买市农业局下属种子公司的稻种，秧苗育出来插到田里后，高的高矮的矮，秋后颗粒无收。村民没法活命，只得集体上法院告了种子公司，后来官司是赢了，钱却没拿到手。为此猴子还找过杨登科，想请他帮忙到种子公司去讨要法院判给他们的赔款。当时杨登科没在单位里，两人没见上面，回家听聂小菊说起猴子，本来想过问一下，过后又把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杨登科估计今天猴子又是为这事来找他的。
将猴子迎进屋，杨登科问是不是要去找种子公司，猴子摇了摇脑袋，说：“现在哪还顾得上那事？”杨登科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猴子张张嘴，却没出声，欲言又止的样子。杨登科说：“我们老战友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开句口嘛，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在部队时，你好像不是这个鸟性格。”
再三犹豫，猴子才支支吾吾告诉杨登科，他老婆住院了，医院诊断是什么肠癌。
杨登科就明白了猴子的来意。这是巧合，还是猴子会掐手指？要不自己刚借了钟鼎文的钱前脚迈进屋，猴子后脚便跟进屋借钱来了？只是杨登科有些无奈，自己又不是为你猴子借的钱，怎么能将急着要用的钱转借给你？
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抹不开战友的情分，把刚借来的钱给了猴子，忙过来满脸热情地对猴子说道：“嫂子住在哪个医院？我和登科一定抽空去看看。”猴子说：“看就不需要了……”话只说了半句，聂小菊又赶紧接住道：“猴子你客气什么呢？你和登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嘛，我们去看看嫂子也是应该的嘛。”
猴子还想把后面的话说完，聂小菊又掉头对杨登科说：“快跟我去厨房做饭，留猴子吃顿便饭，一起看嫂子去。”抓了杨登科的衣角就要往厨房里拉。
杨登科终是不忍，站着不动。正想说句什么，猴子已经看出女主人的意思，也就没将要说的话说出口，默默转过身，出了门。杨登科满心惭愧，拿开还紧紧抓着他衣角的聂小菊的手，追到门边，说：“猴子你别走，家里烧的是管道煤气，饭一下子就做好了。”
猴子已经到了二楼，说：“饭就免了。”那声音明显带有哭腔。
杨登科怔怔地站在门口，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真想拿出刚收好的那三千元钱，追上猴子，递到他手上。可他的脚心却像是铆在地板上一样，怎么也拔不起来。
三
第二天上午聂小菊没课，夫妇俩拿上从钟鼎文那里借的三千元现钞，又上储蓄所取了刚存进去不久的两千元，打的往医院方向而去。下了车，见水果摊上的水果新鲜，顺便买了一袋水果，然后走进医院，直奔住院部五楼。
吴父的病房在五楼，这是杨登科两天前就打听清楚了的。
上到五楼，杨登科先让聂小菊在楼道口站住，自己到吴父病房外晃了晃，见吴卫东不在里面，才招呼聂小菊过去，一起溜进病房。病房里很安静，吴父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打点滴，只有吴母无声地坐在一旁守护着。听杨登科和聂小菊说是吴卫东的朋友，是专程来看望吴父的，吴母忙起身表示感谢。问候过病人，又陪吴母说了一会儿话，杨登科这才拿出装在信封里的五千元钱，从容塞到病人枕下。
吴父对此浑然不知，吴母见了，哪里肯干？说水果就留下了，钱是万万不能收的。聂小菊捉住吴母那只伸向枕边钱的枯手，说：“平时工作忙，也没时间来陪吴伯，一点小意思，伯母你就别介意了。”拉扯了一阵，吴母自然敌不过两位年轻人，只好作罢。
杨登科和聂小菊要走时，吴母千恩万谢，说：“两位提了水果，还要留下那么多钱，我们哪里受用得起。”又问两位高姓大名，在哪个单位工作，说也好告诉儿子吴卫东。杨登科正要开口，聂小菊将他扒开，抢先说道：“是吴主任最好最好的朋友，不用说名字他也是知道的。”吴母信以为真，点头道：“那倒也是的，像你们这么好的朋友，不容易结交得到，卫东也不可能有好多。”说着送客人出了病房。两人走远了，吴母还站在门口，缓缓挥动着手臂，直至两人消失在楼道口。
下楼的时候，杨登科还没想清楚聂小菊不让他说出姓名的意图，说：“送钱送物的目的还不就是要让人家领情，为你以后的事铺路？今天留了钱，却不留名也不留姓，你是想学雷锋做好事吧？”聂小菊点点杨登科的鼻子，说：“亏你还在机关呆了十多年。”杨登科说：“我在机关里呆了十多年，走关系送钱物的事也没少做，可做无名英雄这可还是第一次。”
聂小菊得意地笑笑，说出了自己的高见：“五千元不算多，也不算少吧？吴卫东见了钱，不可能不往心里去吧？一往心里去，不可能不去了解是谁送给他的吧？他现在只是办公室主任，不是局领导或实权科室科长主任，送钱的人估计也不会太多，他费不了多大劲就会了解到是你杨登科所为。你送了钱，只说是他最好的朋友，连名字也不肯留下，吴卫东自然会对你另眼相看，这比留名留姓，效果是不是要好得多？”
杨登科佩服聂小菊的见识，心想如果她在机关里工作，肯定比自己混得好多了。便开玩笑道：“你看问题还挺有眼光的，只可惜在学校里当老师，埋没了一个人才。”聂小菊踢杨登科一脚，说：“我不是为你着想吗？你倒好，挖苦起我来了。”
很快到了二楼，杨登科忽见猴子正手提水壶，低了头朝这边走过来。便拉住聂小菊，往后一缩，退到楼道旁的杂物房里。聂小菊还沉浸在刚才的得意里，不知何故，说：“你要干什么？”杨登科嘘一声，小声道：“我看见猴子了。”
聂小菊就噤声不语了。猴子那沉重的脚步声响了过来，然后橐橐橐一下一下敲往楼下。杨登科这才问聂小菊：“你说要不要去看看他老婆？”聂小菊想想说：“今天也没有什么准备，就免了吧，下次再来，总得带点水果什么的。”杨登科说：“他最缺的是钱。”聂小菊说：“我还不知道他最缺的是钱？可你帮得了吗？”
杨登科无话可说了，和聂小菊一起出了杂物房。为了避免碰上猴子，两人不敢走猴子刚才下去的楼道，从另一头的楼道下了楼，出了住院部。杨登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这个世界也真是无奈，急需钱用的人求告无门，不需要钱的人，别人挖空心思送钱上门，送钱的人如果送不出去，还算不上好汉。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登科几次想去看看猴子的老婆，不知怎么的，却一直没去成。他的心思全在自己送出去的那五千元上面了，天天坐在司机班里，专心等候着好消息。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见吴卫东有什么动静，他还是一如既往，跟在康局长屁股后面跑进跑出。几乎没到司机班来，要派胡国干刁大义他们的车，也是电话联系。杨登科估计吴卫东还蒙在鼓里，没将那五千元跟他杨登科联系上来，否则他不可能这么沉得住气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吴卫东那里仍然没有音讯。杨登科有些稳不住了，心里犯了嘀咕。吴卫东不可能这么久还没弄清楚五千元钱的来历吧？这又不是什么难解的悬案。要么就是吴妈私吞了，没告诉吴卫东，可想想这种可能性不大，世上哪有母亲骗儿子的？何况那天跟吴妈的接触也看得出来，那绝对是一个诚实的老人，别说儿子，就是别人也是说不来谎的。
要么就是吴卫东收了钱，也知道是他杨登科送的，但他就是量大，没怎么把五千元放在眼里，早忘了这回事。杨登科旋即否定了这种猜测。吴卫东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不会对五千元无动于衷的。杨登科给陈局长开过车，吴卫东便时刻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以免影响自己的前程，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精细过人。事实上不是精细人也做不了办公室主任，那可是个要处处琢磨领导心思，领导想不到要替领导想到，领导做不到要替领导做到的特殊角色。这样的角色，收了人家五千元钱却不当回事，不给人家一个交代，那好像不太可能。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杨登科不相信吴卫东那么容易硬得起来。
道理虽是这么个道理，但杨登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五千元钱扔到水里大小还起个泡泡呢，扔到吴卫东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谁甘心？何况五千元里还有三千元是借来的，真的这么白扔了谁不痛心？杨登科就有意无意到吴卫东前面去晃一晃。有时是在办公大楼前的坪里，见吴卫东出了电梯，正要下台阶，杨登科忙出了司机班，做出个要进办公大楼的样子，往台阶上迈。吴卫东好像满脑子装着的都是国计民生，身边的人事无法引起他的注意，杨登科跟他擦身而过，好像也感觉不出来似的，只顾低头走自己的路，连望一眼杨登科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就是无意间抬起了头，那目光也是混沌茫然空荡荡的，毫无内容。
杨登科以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吴卫东不好对他有所表示，便到办公室去跑了两趟。吴卫东不是在看材料，就是在打电话，显得十分忙碌，杨登科走到了跟前，他也视而不见，似乎他不是市农业局的办公室主任，而是情系黎民日理万机的市长一样。倒是办公室副主任曾德平见了杨登科，会打声招呼，说：“杨科亲自到办公室指导工作来啦？”杨登科脸上一红，说：“曾主任你笑话我老实人干什么？我现在是失业工人，你当主任的总不能置之不管吧？”曾德平朝吴卫东那边努努嘴，意思是要杨登科找吴卫东，笑着走开了。
吴卫东还在那里忙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德性。杨登科心里恨恨地想，姓吴的，你难道要我本人开口说出那五千元来么？
下班回到家里，杨登科依然心不平，气不顺，忍不住跟聂小菊说起吴卫东的作派。聂小菊却依然信心不减，说：“好事不在忙中取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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