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下落呢!
黑龙江边上,经常能看到苏方从水中漂来的东西。
夏天在江边铲地,中午休息时,我们经常会游到与江岸分离的江岔小岛上去躺一会儿。
在那个小岛上,有时会捡到苏联的铝制水壶、写着俄文的画册碎片……这些从江面上飘过边境的异国物品,常常给年轻的我们带来很多新奇。
但苏方从空中飘来的东西却不多,这让大家吃了一惊。
有人大叫:“会不会是苏联派遣特务呢?”
杜义田对我说:“走!去看看!”
这时,降落伞已掉在半空中,马上就要落地了。
我们奔跑过去,许多人也一起跑起来,甚至有人把马也骑来了。
小时候练长跑的基础,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跑在前面。大概跑了有三里地,上前一看,是个方盒子,外面缚着个仪器。那降落伞也不是布的,而是橡皮的,薄极了,听说里面装了氢气。
这是一个测量天气的玩意,外表上没有任何字,是苏联的东西,顺着东风飘到中国这儿来了。
大家虚惊一场。
但边境上有很多事却不是虚惊。
我亲眼看见过老毛子在中国安装的电话窃听器。
那是在北树林,细心的放牛人看见树林中的电话杆上,有一很细小的缝,缝里嵌了根铜丝,一头挂在了杆头上的电话线上,于是报告了武装民兵和边防站。
我们到那里,顺着铜丝,在土里查到了个用油纸包着的小盒子。小盒子里,是个像线圈样的东西。
边防军说,这就是电话窃听器。
那么安放的人到底是谁?他是怎么从苏联越境到中国来的?
这都成了悬案。
除了苏联越境到中国来的特务外,在下乡的后来几年,我们还听到过一些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故事:
富拉尔基农垦兵团有个上海知青,冬天溜到黑龙江边境线上,扔了一张纸条,被边防军抓了回来。纸条大意是想到苏联去,希望约个时间。这个知青被押到各个大队批斗,也被押到过我们的大队。
瑷珲县北面有个生产队的某上海知青出身不好,他原以为“重在表现”,只要自己努力就行。没想到几年过去,表现得再好也入不了团,于是他失踪了。人们在他的箱子中发现上面摆着拾来元钱,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哪位好心的同学能将我的东西和仅剩的这点钱邮到上海我父亲那儿,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估计他是去了苏联。
逊克县有一个来自关内的年轻人,表现不错,已经当上了武装民兵排长。但有一天他留下一张纸条:黑暗时离去,光明时再见。从此人就失踪了,肯定是跑去了苏联。
在北安到西岗子的客车上,曾逮捕了一名女特务。后来说边防军的人说,她原是在呼玛插队的上海知青,偷渡出境后被苏联当局送到一训练基地,半年后即派往我国刺探情报。她潜回的前一天,身着苏联军服,戴上假鼻子,用望远镜查看熟悉我方地形,渡江的地方正是我所在的瑷珲大队头道沟。
我们知青点的凤凰阿哥(知青点中最年长的,我们把他比喻成当年抽的最好的凤凰烟)也抓住过一个越境者。
那是黑龙江冰封的季节,凤凰阿哥在江边干活,看见一个人影向江面上走去,于是大叫:“回来!”
见那人不听,凤凰阿哥就踩着冰雪追了上去,在那人到达主航道(边境线)之前,将他逮住。
后来发觉越境者是邻村的一个精神病人。
尽管如此,公社武装部还是给凤凰阿哥发了一张奖状。
89、蝈蝈笼儿 [本章字数:133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1 13:1o:56o]
麦收即将开始,队里组织了芟刀队。
知青中选了我。
记得去年我们开始学习打芟刀,只是打点青谷子、青黑豆,都是喂马的。今年,可以打小麦了,心中有几分得意。
可打小麦那天,我举着芟刀走到地头,心中不由一凉:别的芟刀手身后都站着捆个子的人,而我的身后空无一人。
毕竟我是新刀手,谁都知道,跟在新手后面捆个子是很吃力的。
我不管,只顾自己打起来,心想,反正队长会安排人来捆个子的。
我那刀打起来还蛮带劲的,心中正高兴呢,冷不丁一刀扎进泥里,把土块打得老远。我连忙把刀从泥里拔出来,刀尖上晃着块泥巴还没掉下,就听见背后一阵笑声。回头一看,是当地女青年李小梅。
她是捆个子组的组长,扎着两根小辫,穿一件浅色蓝格衬衣。
笑完了,她才对我说:“打得很好,我跟你捆。”
我心想,刚才还笑我,现在却说“打得好”,口是心非,你乐意跟就跟吧。
我举起芟刀,追赶前面的刀手,但越急打得越乱。慢慢地,我被拉得越来越远,芟刀甩出的小麦乱糟糟的。
我偷偷回头,看到李小梅正费劲地理着我甩下的小麦铺子,汗水浸透了她的蓝格衬衣。
她见我站下来,就说:“我觉得你撩成趟子挺好。”
我听后改了过来,果然,甩出的小麦整齐多了。
偏偏这时,“哗啦”一下,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只听见后面“噗嗤”一声又笑了。
我最恨这种幸灾乐祸的人,回头瞪她一眼。只见她笑嘻嘻地手里提着个芟刀耙刺。原来,芟刀坏了。
我只好拎着那坏耙刺去修理。
修好后,我扛着芟刀往地里走。李小梅跟着我,说:“你跟那些刀手吧。”
我知道,那样我就可以少打一些,重新开始。
我不理她,向刚才落下的一段走去。可能她知道了我的脾气,也不再吱声。
一会儿,其他刀手午间休息了,我执意要打到头。
我让她去休息,我自己可以一个人打和捆。
谁知她两眼一瞪,挺不满意:“你再说一遍?”然后说:“咱们一块儿追上他们再休息嘛。”
我不再说话,猛劲干了起来。太阳如火一样烫人,我浑身像出水里捞出来一样。她也埋头一声不吭地整理那乱七八糟的小麦趟子。
四周静悄悄地,突然,从地头休息的人群里窜出好几个人来,有的拿芟刀在前帮我打,有的帮李小梅捆。
来帮忙的老乡说:“你不熟练,慢慢学,不要累坏了。”
知青说:“你就不知道吃饭呀,给你留着五个饼和黄瓜,在衣服下盖着呢。”
打到地头了,我忍不住回头看看自己干的活,比上午好多了,芟刀打过的麦茬,贴着地皮,整整齐齐。
李小梅也坐在最后一个捆好的小麦个子上,瞅着我打的小麦说:“你现在打得好极了,我坐在这儿看得高兴。”
晚上,一抹红霞,打扮着堆起一溜麦垛的大地,我们坐马车回家。
一天下来,我成了大花脸,累得浑身酸痛。
“龙首破云腾,凤尾浣涧垂……”
坐在我左边的当地青年杜义田吟了两句,这不是我写的吗?
没想到,这才几天,我的那首诗词习作,竟然被蔡景行传到当地青年中,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了。
我无声地笑了,心里有点得意。
坐在我右边的李小梅递给我一个宝塔样的笼子,用小麦杆编织的,非常精细,里面还有两只叫蝈蝈。她告诉我:“叫蝈蝈每天中午都会叫,很好听的。”
我累得不想说话,她又告诉我:“这么一转,宝塔笼子就会露出一扇门,然后拿点西葫芦的花放进去给它吃。”
她看我傻傻地笑着,大声嚷着说:“你听见了吗?送给你,好好养着啊!”
我接过蝈蝈笼,杜义田伸手抢去。
李小梅又一把夺回塞到我手里:“这是给你的,好好拿着!”
9o、抢收动员 [本章字数:1642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2 o9:59:3oo]
天又下雨。
开一天队委会。
上午讨论到知青盖房子的事,引起了一场争议。
今年,知青点盖了一排新房,只够给女知青住,还有3o多个男知青仍然住在清真寺。按照计划,明年要再盖一幢。
可是王队长提出,明年知青点盖房的事要重新讨论,因为今年生产队修建猪舍需要大量木料。
这事是插队干部最关心的,可是老孙和老邵都不在,我就说:“该吃晌午饭了……”
会议中断。
我在吃饭时,找青年班子沟通了这件事,统一了思想。
首先,明年知青点的房子必须继续盖。其次,要帮生产队积极出主意修好猪舍。最后,就算盖房一事与队委会达不成共识,也不要和他们闹矛盾,要让他们了解知青是顾全大局的。
下午,队委会继续。
我和几个知青队委帮生产队算了一笔账,修猪舍的木料需要多少?盖知青房的木料需要多少?现在木料还差多少?再说,修猪舍的木料规格小,盖知青房子的木料规格大,不要把队里现有的大木料全都划成小木料,可以到知青点备用木料中来串换一些小规格的。现有木料在保证完成队里猪舍修建后,余下的大木料加上明年还可以捞更多的漂流木,应该不至于停下知青点的盖房。
王队长见我们讲得头头是道,转变了口气,说:“只要知青点能把零碎木料拿出来,修猪舍也够了。明年知青房还是要盖的。”
其他队委也纷纷发表意见:“知青房不盖不行啦,还是要先考虑知青盖房,猪舍简单修修能过去就行了。”
下午五点,生产队开贫下中农会,让我们五个知青作为代表参加。
几天来,老天爷和我们作对,雨水连绵不断,地里的小麦出现撑芒,有发芽的危险。
为了抢收小麦,交第一车公粮,生产队贫下中农召开了“抢收小麦动员会”。
贫协主任刘承新主持会议。
针对有些社员对队长有意见,不愿干活的现象,他说:“我们到底为谁干?为国家干,为自己干,为家人干!一切矛盾现在都撇开不谈,先从老天手中把粮食抢回来啊!”
他看了看我们,又说:“党和**把我们抬得很高,上海知青一口一个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到底拿什么来给他们学习?”
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没有人提要回家吃饭,大家争着要发言。
小牛一家都抢着说,小牛前几天手让机器扎坏,他没叫医生缝针,坚持干活。他打了头炮:“轻伤不下火线!”
接着是老牛,最近也不幸负伤,被不通人性的马给踢了,至今胳膊还肿着。他说“我不会说话,就一句:明天下地打芟刀去!”
这时,老牛的老伴一下子从炕里坐到炕沿,说:“老头、儿子都下大地干活了,我在家待着也没事,也去收小麦!不会打芟刀,还不会用镰刀割吗?保证不比你们一线的下地晚!”
李胜俊,揉着那患关节炎的两条腿,也开了腔:“打马草那活要比打小麦轻巧些,我想先上一线干几天,等小麦收完了再回来打马草。为自己干活,那还会舍不得力气?”
赵会鑫,卷着手里的烟,慢慢悠悠地说:“天太潮了,我建议马上把大耙拉到地里干活去,把扔在地里的麦穗搂干净,堆起来。要像往常一样过两天再去搂大耙,就可惜了。”
对这个建议,好多人叽叽喳喳议论开了。
老贾有点口吃,干脆站起来,用手指点着,费劲地说:“我、我、我看,我们应、应该先搂那块长、长、长得好的地!”
“对!”大家一起跟着呼应。
王奎喜是个老实人,在底下站起又坐下的,他不想上台显摆。只见他清瘦苍老的脸,一身褪色的破罩皮沾满了泥土,带着几根焦黄胡须的嘴,张张合合的,声音很轻,说了两句,没人能听得清。
他坐下了,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摁住胸口,自言自语地说:“我没准备,这些话说不好,但是它们是从我心里蹦出来的。”
发言的人更多了。
“停停停!”主持会议的贫协主任把手举起,大家都看着他。
刘承新说:“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听说松树沟大队前几天开了一个批判大会,批判了一个富农,说他在春耕时借口手坏了不能下地干活,自制了一副“牌九”,拉拢腐蚀知青不参加劳动,一起赌博。批判时,那两个知青也被带上台亮了相。
现在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个特点:年老的阴险毒辣,不露声色;年轻的野心勃勃,不计后果。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抓好阶级斗争。
不过今天晚了,大家肚子早就饿了吧,已经八点多了,散会!”
我们生产队也有三个富农,但没找出什么毛病,就只好用别队的事来“抓革命促生产”了。
91、木头风波 [本章字数:148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4 17:o9:o5o]
大田的麦收结束了,转入场院打场。
下班时,生产队交了第一车公粮。
把拉公粮的车送走后,天上下起了小雨,老乡叫它“关门雨”,说:“早上雨一天晴,关门雨下一宿”。
这一宿,开会开到很晚。
这是工作队召集大队的“一打三反”紧急会议。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参会者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来自于各生产队的知青骨干和插队干部。
生产队的年轻人已经厌战,昨天晚上团小组活动,就有当地青年提出,“一打三反”没有名堂,三年搞了三次,每次结尾都增加了矛盾,令人伤心。
今天早上出工时,老吴副队长坐在马车上也说:“什么么工作队?白天睡大觉,不劳动,晚上和我们闹。我们这些干大活的,一天下来早累了个屁的了,哪闹得过他们呀?”
工作队来到生产队已经好几天了,知道大家对“一打三反”有厌烦,正商量如何进行动员呢,这不,事情来了:
今天一早起来,黑龙江发起了大水,江面上晃晃悠悠地漂着好多木头。
老乡说:多年没见到上游漂下来这么多木头了,而且正好顺风,好多老毛子的大木头漂到了中方一边。
往年不顺风,不会水的老乡,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木头漂走。
今年,站在江边,就能捞着木头,你说,能让木头白白漂走吗?
有社员心里痒痒得厉害,干脆不出工,去捞木头了。
老老实实去地里干活的社员下班回来,看到没出工的人都捞到了木头,个个脸上笑眯眯的。他们心里不平衡了,说:“队里如果没个说法,明天大家都不出工了!”
问题反映到工作队,于是工作队就以处理“不上工捞木头”事件为抓手,召开紧急会议,同时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我对出席这次紧急会议的都是上海人很担心,因为知青点一直在捞木头。尽管知青点是以集体的名义,有政府的下江作业证,但农民不一定这么认为,他们会想:你集体户是大捞我农户是小捞,不都是为了盖房吗?为什么农民捞点木头就要搞“一打三反”呢?
我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不要让上海知青出面去搞以处理木头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这会引起农民与知青的矛盾。
二、即使要纠正农民捞木头的问题,也要注意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对待,谨慎处理。
第二天,生产队开会。
上面派来的工作队作了一个很猛烈的发言,他把老吴副队长那天在马车上说的话作为反面例子提出来,最后还发问:“此人算是贫下中农吗?他的‘贫’字值得研究。”
我看见老吴的脸一抽一抽的,低下头。
会上还选出了“木头事件”处理小组,有我、李晶霞、刘承新。
这是我最不想干的事,我再三推辞,工作队不让。
我叹了口气。
随后,大队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
培训班上,大队副主任老周作总结,他引火烧身,亮了自己的错误:不经请示,私用大队小船捞木头。表示所捞木头全部归集体。
老吴副队长一开始对这次要处理木头的事也来火。在地里干活时,他黑着脸,嘴伸得老长地叫着:“要抗就抗到底,我才不怕呢!”
大家知道他就是嘴头硬。有人戏弄他,拉起山东腔唱着调:“老吴――上面蚊子咬,下面瞎虻叮,这活怎么干哪!”大家全都大笑。
老吴偷偷地也忍不住笑。一会儿,他把脸一板,忘记了刚才“抗到底”的话,以一个队长的身份,大声向年轻人喝道:“快点干!别浪荡!”
但老吴看到大队副主任老周也自我检查,木头归公了,知道自己也抗不下去,就去屋后,扒开藏在草中的木头,让工作队查看。
他老婆为此还和他吵了起来。
我们生产队一共查出木头近五十根。
大队这时要派我出去搞外调,我心中暗喜:好脱离难点了!
但生产队坚决不肯放。王队长和老吴队长还一起来向我打招呼,让我不要有什么想法,并和我一起商量社员捞的这些木头怎么处理。
我知道,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社员捞的近五十根木头,社员正顶得嗷嗷叫,他们不敢得罪社员,希望我能挡在前面,事情就算闹大了,我也是要走的人,不会留下后遗症。
92、平息矛盾 [本章字数:138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5 13:49:53o]
我被顶在了杠头上。
晚上,开了一个社员大会。
工作队会后把捞木头的社员都留下谈话。
曹士英和杜义田情绪很大,对工作队处理木头的决议不满。刚刚毕业回队干活的小乐说:“让我们挣工分?光挣工分能盖得起房子吗?”
曹士英干脆一口一个“操”字,把工作队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把手一指我说:“连你也算在内!”好在还算口下留情吧,没骂娘。
旁边的杜义田、小牛等人一听都笑了,笑这小子二百五,连工作队也敢骂,爽;笑这小子有点孬种,不敢骂上海知青,臭!
不过这一笑,把现场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轮到杜义田表态时,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要是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我也没意见。”
工作队挨了骂,此时忍无可忍,与这些捞木头的农民争了起来,让他们几个“要老实一点”呀什么的,弄得很僵。
我知道肯定是这么个对立的场面
会前我就向工作队建议过,先个别做工作。但工作队批评我做事怎么婆婆妈妈的。
没办法,只好陪工作队一起和农民谈话吧,但我提醒自己,注意口气,不要对立。
看工作队和农民越吵越凶,我也插不上话,就走出房间,细细地在心里分析这件事。
我认为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使“木头处理”陷入被动。
我让李晶霞出来,去劝工作队结束这次谈话。
李晶霞一会儿跑出来对我说:“工作队坚持一定要谈下去。”
屋里面的吵嚷声更大了,无法收场。我不得不再回到屋里,对大家说:“既然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那队里明天会拿出具体的没收意见,今天先谈到这里吧。”
大家这才悻悻然散去。
天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去找王队长和老吴副队长商量意见。
两个队长也都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根据老乡家房子的不同情况,采取收、留两种方案:房子很好不用维修的,木头收归队里,但发放打捞费;房子破了需要维修的,留下木头,但收一定的木料费。”
我补充说:“这两种方案也可以让社员自己选择。总之,不要与社员对立起来。”
王队长说:“这敢情好,但工作队已经宣布全部没收了,还能改吗?”
老吴副队长也说:“就是,这上面的决议,怎么能改呢?”
我说:“工作队只提到要队里没收,但没提队里具体怎么没收,我们要想一个可以操作的办法。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人提出来,然后去粗存精的?不管什么事,队里总得充分发表个意见吧?行不行再说。”
没想到,其它几个生产队也都发生了捞木头老乡与工作队吵架的情况,他们正在连夜讨论如何调整策略。在听了我们提出的建议后,他们第二天早上通知我:同意这个方案。
第二天夜班打场前,再次召开社员大会。
会议由我主持,公布了这一处理决定。
捞木头的社员那天大都打捞了三四根木头,生产队只收一二根。
收上来的,发给打捞费,留下的,扣一点木料费,大家听了也没什么意见。
曹士英、小乐对这样的结果很高兴,还当场检查了自己那天的态度。
杜义田那天捞得最多,共八根木头,生产队决定给他家留三根,收了五根。
他听后倒在会议室后边的草堆上睡觉去了。说实在的,留给他家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他捞得多,被收的也多些。
只是算给他的打捞费毕竟抵不上那些木头的价值,他想不通,“呼”地一下站起来,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震醒了几个开会时打瞌睡的老乡。
大局已定,形势已稳,剩下他一个人有意见,也闹不起来,只好这样了。
木头风波终于告一段落。
“一打三反”也没什么好继续搞下去的内容,工作队要撤了,老邵也要调回上海,生产队几个当地干部虽然情绪低落,但对我说:“还是你们上海知青招数多,也敢说话呀。”
93、送插队干部 [本章字数:124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6 1o:55:24o]
上午,我套车去松树沟,帮调回上海的插队干部取打包裹的草绳。
三队插队干部老田与我一起去,他和老邵一起调回上海。
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生产队最操蛋的马,即不能驾辕又不会拉套,好几次趴到了道沟里。
好不容易到了松树沟,回来的路上,我把那匹操蛋马干脆拴在车后,不用它拉车了。
可就是拴在车后它也不老实,已经快到古城了,它竟然挣断了二指粗的麻绳,滑进了道沟。
任凭我和老田怎样拉它打它,它都不爬起来,弄得我们浑身泥浆,一双鞋像两只泥团子。
看着老田那副狼狈样,我劝他先回去,到生产队叫去人。
老田走后,我找了根棍子,垫在马脑袋底下,不让沟里的水灌进马耳朵,然后就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睡觉。
三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声,醒过来一看,王队长带了三个人,赶马车过来了。
用绳子套上那操蛋马,一用力,那马被拉上来了,一看,它腿都硬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两天后,我和几个知青送插队干部到黑河。
离开爱辉古城时,大队书记郭木森跟在胶轮拖拉机后,紧跑了几步,拉着插队干部的手不愿放开。
天飘起了雨点,老田在车上高喊道:“下雨啦!这黑龙江的老天也对我们有感情呀,挥泪作别呢!”迎着细雨,一路上几位老头笑声不断。
我的心情却不像他们那样欣喜惹狂,蒙着一层茫然。
在黑河客运站,老邵最后问我:“你什么时候回爱辉?你带着粮票,带着钱了吗?”
我说:“我都带着,饿不死我,你放心走吧。”
晚上,睡在黑河施卫疆的宿舍里。
打仗了!为了掩护撤退的老乡,几十名知青都牺牲了,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一场血性的肉搏战打响,我负伤晕过去了。
好一会儿,我睁开眼一看,老邵、小邵、施卫疆……正对着我微笑。
我醒了,向四周一看,什么也没有,云龙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一只脚压在我的肚子上,嘴里打着难听的呼噜。
我搬起他的脚,又轻轻踹他一脚。他这才翻了一个身,照样睡死过去,不过停止了呼噜。
终于安静了下来。
从黑河到爱辉,开江后是可以走水路的。
那船很古典,后屁股有硕大的扒水轮,就像南方农村的水车,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在火力蒸汽下不停地向后翻水,推着船体向前。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那与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家。
苏联那时已经有一种整个船体密封得像个棺材,前半部离开水面的气垫客船,速度飞快。我们叫它“棺材船”。
当苏联一艘客船与我们交会而过时,他们欢呼起来,招手挥帽,满脸笑容。我们一船的人,全都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最有意思的是,当一艘小游艇从我们船边飞驰而过,船上一对苏联中年夫妻,女的把手中的拖把扔给丈夫,摘下脖子上的头巾,又蹦又跳地向我们欢呼。我们一船的人,还是全部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民之间也不可以有友谊的表示吗?
船到爱辉,上岸的码头就在清真寺下。
上岸后到食堂刚坐下,看到邵子昂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针对知青工作最近有一个批示:“大部不调”。
他在信中劝我去读师范,因为知青今后的去向实在不明。那意思是极有可能“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我早已经拿定主意,无论是劝我去还是不劝我去的,我知道自己最终选择的结果都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94、我的骄傲 [本章字数:157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7 o8:43:25o]
很晚,我才踩着碎碎的石子路,顶着碎碎的满天星,轻轻地回到知青点,推开那扇为我特意半掩的门,摸到了自己的铺前躺下。
下乡两年多来,知青习惯为我留着门了,差不多天天如此,我似乎每晚都有事,总要很晚很晚回来。
就在老邵走前的那天晚上,开完队委会,作为党小组长的他找我谈话。
我已经填写了《申请入党志愿书》,党支部也召开了会议。老邵说支部在讨论过程中对我非常重视,全面帮我总结了优缺点。
在全面提出了我的优点后,就提了一条缺点:骄傲自满。
但最后他给我的信息是:你这次入党申请没有被批准。
骄傲,一个多么熟悉的批评!
在我经历的团队中,我经常被排除在第一层次之外,比如不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不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那是因为我骄傲。
就连在兄弟中,由于老大一直是住读,排行老二的我,实际上成为老大,当真的老大回家时,父母便经常指责我的腔调不对,说我骄傲。
小学选中队长时,我的得票数名列前茅,老师就不让我当,理由也一样:骄傲。
就拿前不久“木头事件”的处理来说吧,我曾提出让工作队暂停与老乡的谈话,曾提出改变工作队决议的建议。工作队在我们队结束后,想把我调到三队去搞一段工作,我却提出来:放我回大田干活去。
工作队临走时总结了我很多优点,最后提出的缺点也是一条:骄傲。
老邵走后,肖明见我总在思考“骄傲”的问题,出于好心地点拨我说:“什么是骄傲?就是你老想着去改变周边的环境;什么是自满?就是你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按肖明的说法,骄傲自满都不是自己纯内心的东西,而是你如何摆平自己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和姿态了。对周边环境逆来顺受的,一定是谦虚谨慎之人;反之,刚一定是个骄傲自满之人。
尽管肖明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太能接受。
我承认这是一种个人内心的缺点。
但我不是狂妄自大的人,只不过骨子里确实有一点与生俱来的傲气:简单直接而不善于逶迤周旋。
这样说,并不是想对我的骄傲作什么粉饰,我从小就与自己的骄傲作斗争,下乡后更不知道多少次检讨过自己的骄傲,但收效甚微。
我知道我改不过来了,与其逆来顺受地讲关系摆姿态来显示自己的谦虚,还不如本色一点,人活着心里舒服就行。
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来不会去批评别人的骄傲。我欣赏这类人能够自由自在地不满足现状,去追求改变周边环境,为他们能在逆境中骄傲地做出值得骄傲的事而击掌叫好。
而我清楚,既没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却沾染了一点傲气,这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不走仕途,只做技术性务实的事。
所以,我不再像第一次没入上团那样引起心里的波动,甚至可以说,没有波动。
已经是下乡后的第三个“国庆”。
下午三点多,知青点照例举办了宴会。
但我觉得是最没劲的一次。
知青中又有人被新批准入团,大家请他唱首歌,他硬是推掉了。
能在热闹的场面下,如此冷静地顾及到自己的风度,置别人的热情于不顾,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也长大,开始变得冷淡,感情不再那么奔放了。
有人醉倒了。我把参加宴会的老乡一个一个送到大道,把食堂打扫干净。
再回到知青那帮“醉汉”前。
阿弟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胸口,叫着:“我今后要重新做人了!以前犯了一点错误。唉!你们要帮帮我呀!”
我听了有点激动,但马上想起蔡景行说我有“老是轻信别人,永远不记教训”的毛病,有点怀疑阿弟是否存心装醉说些好话给我听。
我摸摸他的手,冰凉的;看看他的脸,嘴角湿漉漉的;眼睛闭着。一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样子,应该不像装的。
于是,我心里又被阿弟的那几句醉话感动了起来。
把他们都安顿好,我就到宿舍查夜。
一切都沉默下去了,月亮穿过厚厚的云层,照在这成了知青点的清真寺上,斜射在刚才还闹腾过的大屋子里,无数个酒瓶子相应地返着月光。
我系上武装带,端起枪,巡逻在古城的黑龙江畔,在这条国境线上。
脑海里想着:快入冬了。知青点有很多事要干。
自留地的苞米黄豆要收割了,菜窖要挖了,冬菜要安排了,女知青要搬进已经建好的新房子,明年要盖的新房子该竖房架了。
95、知青搬家 [本章字数:12o2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8 o8:4o:46o]
早晨,踏着碎冰与泥水而去;晚上,趟着陷脚的泥浆而归。
初冬来了,一日之寒也容易一日之化,烂泥和落叶打造了这特有的景色。
我们知青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幢新房今天开始搬家住人了!
新房间就在清真寺的对面,在码头上岸后道路的左边。一排四间,每间住四人,有火炕有火墙,碧绿的窗框、碧绿的炕面。
新房,当然全部给女知青住。
男知青的住房也因女知青搬去新房,作了一些调整,环境比原先宽敞,宿舍里也清洁和安静了许多。
这两年,好多男青年为了捞木料,在黑龙江中心――主航道上迎浪击水;为了打砖坯,多少个日子在下班后还来甩大泥,他们为建新房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对男知青说,先把女知青安排好吧,从这里向南,我们将再一幢一幢地盖下去,直到边防连的岗楼下。
而且,以后的住房会比现在还好,老孙已经设计好图纸,一排两间,每间都有自己独立的灶间和火墙热炕通道,将来结婚成家都可以用。
这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不过说真的,在我们的规划中,沿黑龙江边境线中方一岸的岗楼下,将会形成一组知青的大院。
下了第一场雪,好大。
队委会开了一天的会。
窗外是纷纷扬扬的雪花,屋里,是袅袅环绕的烟雾。
都是纯粹事务上的事,比如收割的安排,知青探亲,
但今年减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气氛低迷。
乘大雪,晚上再开了一个知青班子会,公布了知青点安置费的账目。从老知青下乡到现在,三年多,清理结果,现在还剩下637元,这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会议决定,在土地冰冻之前,抓紧把明年新建房的地基平出来,竖上房架。
会上还通报了一个情况,四队有人杀了我们知青点散放出去的一头猪,但具体是谁杀的不知道。
每年秋收冰封之前,当地农民都会把猪放到地里吃收割时漏下的粮食,等到冰雪封地时,就该杀年猪了。冬天,除了配种的老母猪,老乡是不会让肉猪喂过冬的,那是浪费粮食。
知青班子听到有人杀了我们放在地里的猪,个个很气愤,要求进行报复。
蔡景行和肖明去执行报复计划,两人在古城四周逗留了两天,却一无所获。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晚上会议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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