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下落呢！
黑龙江边上，经常能看到苏方从水中漂来的东西。
夏天在江边铲地，中午休息时，我们经常会游到与江岸分离的江岔小岛上去躺一会儿。
在那个小岛上，有时会捡到苏联的铝制水壶、写着俄文的画册碎片……这些从江面上飘过边境的异国物品，常常给年轻的我们带来很多新奇。
但苏方从空中飘来的东西却不多，这让大家吃了一惊。
有人大叫：“会不会是苏联派遣特务呢？”
杜义田对我说：“走！去看看！”
这时，降落伞已掉在半空中，马上就要落地了。
我们奔跑过去，许多人也一起跑起来，甚至有人把马也骑来了。
小时候练长跑的基础，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跑在前面。大概跑了有三里地，上前一看，是个方盒子，外面缚着个仪器。那降落伞也不是布的，而是橡皮的，薄极了，听说里面装了氢气。
这是一个测量天气的玩意，外表上没有任何字，是苏联的东西，顺着东风飘到中国这儿来了。
大家虚惊一场。
但边境上有很多事却不是虚惊。
我亲眼看见过老毛子在中国安装的电话窃听器。
那是在北树林，细心的放牛人看见树林中的电话杆上，有一很细小的缝，缝里嵌了根铜丝，一头挂在了杆头上的电话线上，于是报告了武装民兵和边防站。
我们到那里，顺着铜丝，在土里查到了个用油纸包着的小盒子。小盒子里，是个像线圈样的东西。
边防军说，这就是电话窃听器。
那么安放的人到底是谁？他是怎么从苏联越境到中国来的？
这都成了悬案。
除了苏联越境到中国来的特务外，在下乡的后来几年，我们还听到过一些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故事：
富拉尔基农垦兵团有个上海知青，冬天溜到黑龙江边境线上，扔了一张纸条，被边防军抓了回来。纸条大意是想到苏联去，希望约个时间。这个知青被押到各个大队批斗，也被押到过我们的大队。
瑷珲县北面有个生产队的某上海知青出身不好，他原以为“重在表现”，只要自己努力就行。没想到几年过去，表现得再好也入不了团，于是他失踪了。人们在他的箱子中发现上面摆着拾来元钱，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哪位好心的同学能将我的东西和仅剩的这点钱邮到上海我父亲那儿，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估计他是去了苏联。
逊克县有一个来自关内的年轻人，表现不错，已经当上了武装民兵排长。但有一天他留下一张纸条：黑暗时离去，光明时再见。从此人就失踪了，肯定是跑去了苏联。
在北安到西岗子的客车上，曾逮捕了一名女特务。后来说边防军的人说，她原是在呼玛插队的上海知青，偷渡出境后被苏联当局送到一训练基地，半年后即派往我国刺探情报。她潜回的前一天，身着苏联军服，戴上假鼻子，用望远镜查看熟悉我方地形，渡江的地方正是我所在的瑷珲大队头道沟。
我们知青点的凤凰阿哥（知青点中最年长的，我们把他比喻成当年抽的最好的凤凰烟）也抓住过一个越境者。
那是黑龙江冰封的季节，凤凰阿哥在江边干活，看见一个人影向江面上走去，于是大叫：“回来！”
见那人不听，凤凰阿哥就踩着冰雪追了上去，在那人到达主航道（边境线）之前，将他逮住。
后来发觉越境者是邻村的一个精神病人。
尽管如此，公社武装部还是给凤凰阿哥发了一张奖状。
89、蝈蝈笼儿 [本章字数：133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1 13:1o:56o]
麦收即将开始，队里组织了芟刀队。
知青中选了我。
记得去年我们开始学习打芟刀，只是打点青谷子、青黑豆，都是喂马的。今年，可以打小麦了，心中有几分得意。
可打小麦那天，我举着芟刀走到地头，心中不由一凉：别的芟刀手身后都站着捆个子的人，而我的身后空无一人。
毕竟我是新刀手，谁都知道，跟在新手后面捆个子是很吃力的。
我不管，只顾自己打起来，心想，反正队长会安排人来捆个子的。
我那刀打起来还蛮带劲的，心中正高兴呢，冷不丁一刀扎进泥里，把土块打得老远。我连忙把刀从泥里拔出来，刀尖上晃着块泥巴还没掉下，就听见背后一阵笑声。回头一看，是当地女青年李小梅。
她是捆个子组的组长，扎着两根小辫，穿一件浅色蓝格衬衣。
笑完了，她才对我说：“打得很好，我跟你捆。”
我心想，刚才还笑我，现在却说“打得好”，口是心非，你乐意跟就跟吧。
我举起芟刀，追赶前面的刀手，但越急打得越乱。慢慢地，我被拉得越来越远，芟刀甩出的小麦乱糟糟的。
我偷偷回头，看到李小梅正费劲地理着我甩下的小麦铺子，汗水浸透了她的蓝格衬衣。
她见我站下来，就说：“我觉得你撩成趟子挺好。”
我听后改了过来，果然，甩出的小麦整齐多了。
偏偏这时，“哗啦”一下，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只听见后面“噗嗤”一声又笑了。
我最恨这种幸灾乐祸的人，回头瞪她一眼。只见她笑嘻嘻地手里提着个芟刀耙刺。原来，芟刀坏了。
我只好拎着那坏耙刺去修理。
修好后，我扛着芟刀往地里走。李小梅跟着我，说：“你跟那些刀手吧。”
我知道，那样我就可以少打一些，重新开始。
我不理她，向刚才落下的一段走去。可能她知道了我的脾气，也不再吱声。
一会儿，其他刀手午间休息了，我执意要打到头。
我让她去休息，我自己可以一个人打和捆。
谁知她两眼一瞪，挺不满意：“你再说一遍？”然后说：“咱们一块儿追上他们再休息嘛。”
我不再说话，猛劲干了起来。太阳如火一样烫人，我浑身像出水里捞出来一样。她也埋头一声不吭地整理那乱七八糟的小麦趟子。
四周静悄悄地，突然，从地头休息的人群里窜出好几个人来，有的拿芟刀在前帮我打，有的帮李小梅捆。
来帮忙的老乡说：“你不熟练，慢慢学，不要累坏了。”
知青说：“你就不知道吃饭呀，给你留着五个饼和黄瓜，在衣服下盖着呢。”
打到地头了，我忍不住回头看看自己干的活，比上午好多了，芟刀打过的麦茬，贴着地皮，整整齐齐。
李小梅也坐在最后一个捆好的小麦个子上，瞅着我打的小麦说：“你现在打得好极了，我坐在这儿看得高兴。”
晚上，一抹红霞，打扮着堆起一溜麦垛的大地，我们坐马车回家。
一天下来，我成了大花脸，累得浑身酸痛。
“龙首破云腾，凤尾浣涧垂……”
坐在我左边的当地青年杜义田吟了两句，这不是我写的吗？
没想到，这才几天，我的那首诗词习作，竟然被蔡景行传到当地青年中，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了。
我无声地笑了，心里有点得意。
坐在我右边的李小梅递给我一个宝塔样的笼子，用小麦杆编织的，非常精细，里面还有两只叫蝈蝈。她告诉我：“叫蝈蝈每天中午都会叫，很好听的。”
我累得不想说话，她又告诉我：“这么一转，宝塔笼子就会露出一扇门，然后拿点西葫芦的花放进去给它吃。”
她看我傻傻地笑着，大声嚷着说：“你听见了吗？送给你，好好养着啊！”
我接过蝈蝈笼，杜义田伸手抢去。
李小梅又一把夺回塞到我手里：“这是给你的，好好拿着！”
9o、抢收动员 [本章字数：1642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2 o9:59:3oo]
天又下雨。
开一天队委会。
上午讨论到知青盖房子的事，引起了一场争议。
今年，知青点盖了一排新房，只够给女知青住，还有3o多个男知青仍然住在清真寺。按照计划，明年要再盖一幢。
可是王队长提出，明年知青点盖房的事要重新讨论，因为今年生产队修建猪舍需要大量木料。
这事是插队干部最关心的，可是老孙和老邵都不在，我就说：“该吃晌午饭了……”
会议中断。
我在吃饭时，找青年班子沟通了这件事，统一了思想。
首先，明年知青点的房子必须继续盖。其次，要帮生产队积极出主意修好猪舍。最后，就算盖房一事与队委会达不成共识，也不要和他们闹矛盾，要让他们了解知青是顾全大局的。
下午，队委会继续。
我和几个知青队委帮生产队算了一笔账，修猪舍的木料需要多少？盖知青房的木料需要多少？现在木料还差多少？再说，修猪舍的木料规格小，盖知青房子的木料规格大，不要把队里现有的大木料全都划成小木料，可以到知青点备用木料中来串换一些小规格的。现有木料在保证完成队里猪舍修建后，余下的大木料加上明年还可以捞更多的漂流木，应该不至于停下知青点的盖房。
王队长见我们讲得头头是道，转变了口气，说：“只要知青点能把零碎木料拿出来，修猪舍也够了。明年知青房还是要盖的。”
其他队委也纷纷发表意见：“知青房不盖不行啦，还是要先考虑知青盖房，猪舍简单修修能过去就行了。”
下午五点，生产队开贫下中农会，让我们五个知青作为代表参加。
几天来，老天爷和我们作对，雨水连绵不断，地里的小麦出现撑芒，有发芽的危险。
为了抢收小麦，交第一车公粮，生产队贫下中农召开了“抢收小麦动员会”。
贫协主任刘承新主持会议。
针对有些社员对队长有意见，不愿干活的现象，他说：“我们到底为谁干？为国家干，为自己干，为家人干！一切矛盾现在都撇开不谈，先从老天手中把粮食抢回来啊！”
他看了看我们，又说：“党和**把我们抬得很高，上海知青一口一个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到底拿什么来给他们学习？”
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没有人提要回家吃饭，大家争着要发言。
小牛一家都抢着说，小牛前几天手让机器扎坏，他没叫医生缝针，坚持干活。他打了头炮：“轻伤不下火线！”
接着是老牛，最近也不幸负伤，被不通人性的马给踢了，至今胳膊还肿着。他说“我不会说话，就一句：明天下地打芟刀去！”
这时，老牛的老伴一下子从炕里坐到炕沿，说：“老头、儿子都下大地干活了，我在家待着也没事，也去收小麦！不会打芟刀，还不会用镰刀割吗？保证不比你们一线的下地晚！”
李胜俊，揉着那患关节炎的两条腿，也开了腔：“打马草那活要比打小麦轻巧些，我想先上一线干几天，等小麦收完了再回来打马草。为自己干活，那还会舍不得力气？”
赵会鑫，卷着手里的烟，慢慢悠悠地说：“天太潮了，我建议马上把大耙拉到地里干活去，把扔在地里的麦穗搂干净，堆起来。要像往常一样过两天再去搂大耙，就可惜了。”
对这个建议，好多人叽叽喳喳议论开了。
老贾有点口吃，干脆站起来，用手指点着，费劲地说：“我、我、我看，我们应、应该先搂那块长、长、长得好的地！”
“对！”大家一起跟着呼应。
王奎喜是个老实人，在底下站起又坐下的，他不想上台显摆。只见他清瘦苍老的脸，一身褪色的破罩皮沾满了泥土，带着几根焦黄胡须的嘴，张张合合的，声音很轻，说了两句，没人能听得清。
他坐下了，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摁住胸口，自言自语地说：“我没准备，这些话说不好，但是它们是从我心里蹦出来的。”
发言的人更多了。
“停停停！”主持会议的贫协主任把手举起，大家都看着他。
刘承新说：“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听说松树沟大队前几天开了一个批判大会，批判了一个富农，说他在春耕时借口手坏了不能下地干活，自制了一副“牌九”，拉拢腐蚀知青不参加劳动，一起赌博。批判时，那两个知青也被带上台亮了相。
现在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个特点：年老的阴险毒辣，不露声色；年轻的野心勃勃，不计后果。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抓好阶级斗争。
不过今天晚了，大家肚子早就饿了吧，已经八点多了，散会！”
我们生产队也有三个富农，但没找出什么毛病，就只好用别队的事来“抓革命促生产”了。
91、木头风波 [本章字数：148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4 17:o9:o5o]
大田的麦收结束了，转入场院打场。
下班时，生产队交了第一车公粮。
把拉公粮的车送走后，天上下起了小雨，老乡叫它“关门雨”，说：“早上雨一天晴，关门雨下一宿”。
这一宿，开会开到很晚。
这是工作队召集大队的“一打三反”紧急会议。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参会者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来自于各生产队的知青骨干和插队干部。
生产队的年轻人已经厌战，昨天晚上团小组活动，就有当地青年提出，“一打三反”没有名堂，三年搞了三次，每次结尾都增加了矛盾，令人伤心。
今天早上出工时，老吴副队长坐在马车上也说：“什么么工作队？白天睡大觉，不劳动，晚上和我们闹。我们这些干大活的，一天下来早累了个屁的了，哪闹得过他们呀？”
工作队来到生产队已经好几天了，知道大家对“一打三反”有厌烦，正商量如何进行动员呢，这不，事情来了：
今天一早起来，黑龙江发起了大水，江面上晃晃悠悠地漂着好多木头。
老乡说：多年没见到上游漂下来这么多木头了，而且正好顺风，好多老毛子的大木头漂到了中方一边。
往年不顺风，不会水的老乡，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木头漂走。
今年，站在江边，就能捞着木头，你说，能让木头白白漂走吗？
有社员心里痒痒得厉害，干脆不出工，去捞木头了。
老老实实去地里干活的社员下班回来，看到没出工的人都捞到了木头，个个脸上笑眯眯的。他们心里不平衡了，说：“队里如果没个说法，明天大家都不出工了！”
问题反映到工作队，于是工作队就以处理“不上工捞木头”事件为抓手，召开紧急会议，同时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我对出席这次紧急会议的都是上海人很担心，因为知青点一直在捞木头。尽管知青点是以集体的名义，有政府的下江作业证，但农民不一定这么认为，他们会想：你集体户是大捞我农户是小捞，不都是为了盖房吗？为什么农民捞点木头就要搞“一打三反”呢？
我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不要让上海知青出面去搞以处理木头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这会引起农民与知青的矛盾。
二、即使要纠正农民捞木头的问题，也要注意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对待，谨慎处理。
第二天，生产队开会。
上面派来的工作队作了一个很猛烈的发言，他把老吴副队长那天在马车上说的话作为反面例子提出来，最后还发问：“此人算是贫下中农吗？他的‘贫’字值得研究。”
我看见老吴的脸一抽一抽的，低下头。
会上还选出了“木头事件”处理小组，有我、李晶霞、刘承新。
这是我最不想干的事，我再三推辞，工作队不让。
我叹了口气。
随后，大队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
培训班上，大队副主任老周作总结，他引火烧身，亮了自己的错误：不经请示，私用大队小船捞木头。表示所捞木头全部归集体。
老吴副队长一开始对这次要处理木头的事也来火。在地里干活时，他黑着脸，嘴伸得老长地叫着：“要抗就抗到底，我才不怕呢！”
大家知道他就是嘴头硬。有人戏弄他，拉起山东腔唱着调：“老吴――上面蚊子咬，下面瞎虻叮，这活怎么干哪！”大家全都大笑。
老吴偷偷地也忍不住笑。一会儿，他把脸一板，忘记了刚才“抗到底”的话，以一个队长的身份，大声向年轻人喝道：“快点干！别浪荡！”
但老吴看到大队副主任老周也自我检查，木头归公了，知道自己也抗不下去，就去屋后，扒开藏在草中的木头，让工作队查看。
他老婆为此还和他吵了起来。
我们生产队一共查出木头近五十根。
大队这时要派我出去搞外调，我心中暗喜：好脱离难点了！
但生产队坚决不肯放。王队长和老吴队长还一起来向我打招呼，让我不要有什么想法，并和我一起商量社员捞的这些木头怎么处理。
我知道，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社员捞的近五十根木头，社员正顶得嗷嗷叫，他们不敢得罪社员，希望我能挡在前面，事情就算闹大了，我也是要走的人，不会留下后遗症。
92、平息矛盾 [本章字数：138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5 13:49:53o]
我被顶在了杠头上。
晚上，开了一个社员大会。
工作队会后把捞木头的社员都留下谈话。
曹士英和杜义田情绪很大，对工作队处理木头的决议不满。刚刚毕业回队干活的小乐说：“让我们挣工分？光挣工分能盖得起房子吗？”
曹士英干脆一口一个“操”字，把工作队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把手一指我说：“连你也算在内！”好在还算口下留情吧，没骂娘。
旁边的杜义田、小牛等人一听都笑了，笑这小子二百五，连工作队也敢骂，爽；笑这小子有点孬种，不敢骂上海知青，臭！
不过这一笑，把现场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轮到杜义田表态时，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要是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我也没意见。”
工作队挨了骂，此时忍无可忍，与这些捞木头的农民争了起来，让他们几个“要老实一点”呀什么的，弄得很僵。
我知道肯定是这么个对立的场面
会前我就向工作队建议过，先个别做工作。但工作队批评我做事怎么婆婆妈妈的。
没办法，只好陪工作队一起和农民谈话吧，但我提醒自己，注意口气，不要对立。
看工作队和农民越吵越凶，我也插不上话，就走出房间，细细地在心里分析这件事。
我认为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使“木头处理”陷入被动。
我让李晶霞出来，去劝工作队结束这次谈话。
李晶霞一会儿跑出来对我说：“工作队坚持一定要谈下去。”
屋里面的吵嚷声更大了，无法收场。我不得不再回到屋里，对大家说：“既然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那队里明天会拿出具体的没收意见，今天先谈到这里吧。”
大家这才悻悻然散去。
天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去找王队长和老吴副队长商量意见。
两个队长也都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根据老乡家房子的不同情况，采取收、留两种方案：房子很好不用维修的，木头收归队里，但发放打捞费；房子破了需要维修的，留下木头，但收一定的木料费。”
我补充说：“这两种方案也可以让社员自己选择。总之，不要与社员对立起来。”
王队长说：“这敢情好，但工作队已经宣布全部没收了，还能改吗？”
老吴副队长也说：“就是，这上面的决议，怎么能改呢？”
我说：“工作队只提到要队里没收，但没提队里具体怎么没收，我们要想一个可以操作的办法。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人提出来，然后去粗存精的？不管什么事，队里总得充分发表个意见吧？行不行再说。”
没想到，其它几个生产队也都发生了捞木头老乡与工作队吵架的情况，他们正在连夜讨论如何调整策略。在听了我们提出的建议后，他们第二天早上通知我：同意这个方案。
第二天夜班打场前，再次召开社员大会。
会议由我主持，公布了这一处理决定。
捞木头的社员那天大都打捞了三四根木头，生产队只收一二根。
收上来的，发给打捞费，留下的，扣一点木料费，大家听了也没什么意见。
曹士英、小乐对这样的结果很高兴，还当场检查了自己那天的态度。
杜义田那天捞得最多，共八根木头，生产队决定给他家留三根，收了五根。
他听后倒在会议室后边的草堆上睡觉去了。说实在的，留给他家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他捞得多，被收的也多些。
只是算给他的打捞费毕竟抵不上那些木头的价值，他想不通，“呼”地一下站起来，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震醒了几个开会时打瞌睡的老乡。
大局已定，形势已稳，剩下他一个人有意见，也闹不起来，只好这样了。
木头风波终于告一段落。
“一打三反”也没什么好继续搞下去的内容，工作队要撤了，老邵也要调回上海，生产队几个当地干部虽然情绪低落，但对我说：“还是你们上海知青招数多，也敢说话呀。”
93、送插队干部 [本章字数：124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6 1o:55:24o]
上午，我套车去松树沟，帮调回上海的插队干部取打包裹的草绳。
三队插队干部老田与我一起去，他和老邵一起调回上海。
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生产队最操蛋的马，即不能驾辕又不会拉套，好几次趴到了道沟里。
好不容易到了松树沟，回来的路上，我把那匹操蛋马干脆拴在车后，不用它拉车了。
可就是拴在车后它也不老实，已经快到古城了，它竟然挣断了二指粗的麻绳，滑进了道沟。
任凭我和老田怎样拉它打它，它都不爬起来，弄得我们浑身泥浆，一双鞋像两只泥团子。
看着老田那副狼狈样，我劝他先回去，到生产队叫去人。
老田走后，我找了根棍子，垫在马脑袋底下，不让沟里的水灌进马耳朵，然后就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睡觉。
三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声，醒过来一看，王队长带了三个人，赶马车过来了。
用绳子套上那操蛋马，一用力，那马被拉上来了，一看，它腿都硬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两天后，我和几个知青送插队干部到黑河。
离开爱辉古城时，大队书记郭木森跟在胶轮拖拉机后，紧跑了几步，拉着插队干部的手不愿放开。
天飘起了雨点，老田在车上高喊道：“下雨啦！这黑龙江的老天也对我们有感情呀，挥泪作别呢！”迎着细雨，一路上几位老头笑声不断。
我的心情却不像他们那样欣喜惹狂，蒙着一层茫然。
在黑河客运站，老邵最后问我：“你什么时候回爱辉？你带着粮票，带着钱了吗？”
我说：“我都带着，饿不死我，你放心走吧。”
晚上，睡在黑河施卫疆的宿舍里。
打仗了！为了掩护撤退的老乡，几十名知青都牺牲了，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一场血性的肉搏战打响，我负伤晕过去了。
好一会儿，我睁开眼一看，老邵、小邵、施卫疆……正对着我微笑。
我醒了，向四周一看，什么也没有，云龙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一只脚压在我的肚子上，嘴里打着难听的呼噜。
我搬起他的脚，又轻轻踹他一脚。他这才翻了一个身，照样睡死过去，不过停止了呼噜。
终于安静了下来。
从黑河到爱辉，开江后是可以走水路的。
那船很古典，后屁股有硕大的扒水轮，就像南方农村的水车，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在火力蒸汽下不停地向后翻水，推着船体向前。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那与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家。
苏联那时已经有一种整个船体密封得像个棺材，前半部离开水面的气垫客船，速度飞快。我们叫它“棺材船”。
当苏联一艘客船与我们交会而过时，他们欢呼起来，招手挥帽，满脸笑容。我们一船的人，全都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最有意思的是，当一艘小游艇从我们船边飞驰而过，船上一对苏联中年夫妻，女的把手中的拖把扔给丈夫，摘下脖子上的头巾，又蹦又跳地向我们欢呼。我们一船的人，还是全部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民之间也不可以有友谊的表示吗？
船到爱辉，上岸的码头就在清真寺下。
上岸后到食堂刚坐下，看到邵子昂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针对知青工作最近有一个批示：“大部不调”。
他在信中劝我去读师范，因为知青今后的去向实在不明。那意思是极有可能“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我早已经拿定主意，无论是劝我去还是不劝我去的，我知道自己最终选择的结果都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94、我的骄傲 [本章字数：157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7 o8:43:25o]
很晚，我才踩着碎碎的石子路，顶着碎碎的满天星，轻轻地回到知青点，推开那扇为我特意半掩的门，摸到了自己的铺前躺下。
下乡两年多来，知青习惯为我留着门了，差不多天天如此，我似乎每晚都有事，总要很晚很晚回来。
就在老邵走前的那天晚上，开完队委会，作为党小组长的他找我谈话。
我已经填写了《申请入党志愿书》，党支部也召开了会议。老邵说支部在讨论过程中对我非常重视，全面帮我总结了优缺点。
在全面提出了我的优点后，就提了一条缺点：骄傲自满。
但最后他给我的信息是：你这次入党申请没有被批准。
骄傲，一个多么熟悉的批评！
在我经历的团队中，我经常被排除在第一层次之外，比如不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不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那是因为我骄傲。
就连在兄弟中，由于老大一直是住读，排行老二的我，实际上成为老大，当真的老大回家时，父母便经常指责我的腔调不对，说我骄傲。
小学选中队长时，我的得票数名列前茅，老师就不让我当，理由也一样：骄傲。
就拿前不久“木头事件”的处理来说吧，我曾提出让工作队暂停与老乡的谈话，曾提出改变工作队决议的建议。工作队在我们队结束后，想把我调到三队去搞一段工作，我却提出来：放我回大田干活去。
工作队临走时总结了我很多优点，最后提出的缺点也是一条：骄傲。
老邵走后，肖明见我总在思考“骄傲”的问题，出于好心地点拨我说：“什么是骄傲？就是你老想着去改变周边的环境；什么是自满？就是你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按肖明的说法，骄傲自满都不是自己纯内心的东西，而是你如何摆平自己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和姿态了。对周边环境逆来顺受的，一定是谦虚谨慎之人；反之，刚一定是个骄傲自满之人。
尽管肖明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太能接受。
我承认这是一种个人内心的缺点。
但我不是狂妄自大的人，只不过骨子里确实有一点与生俱来的傲气：简单直接而不善于逶迤周旋。
这样说，并不是想对我的骄傲作什么粉饰，我从小就与自己的骄傲作斗争，下乡后更不知道多少次检讨过自己的骄傲，但收效甚微。
我知道我改不过来了，与其逆来顺受地讲关系摆姿态来显示自己的谦虚，还不如本色一点，人活着心里舒服就行。
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来不会去批评别人的骄傲。我欣赏这类人能够自由自在地不满足现状，去追求改变周边环境，为他们能在逆境中骄傲地做出值得骄傲的事而击掌叫好。
而我清楚，既没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却沾染了一点傲气，这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不走仕途，只做技术性务实的事。
所以，我不再像第一次没入上团那样引起心里的波动，甚至可以说，没有波动。
已经是下乡后的第三个“国庆”。
下午三点多，知青点照例举办了宴会。
但我觉得是最没劲的一次。
知青中又有人被新批准入团，大家请他唱首歌，他硬是推掉了。
能在热闹的场面下，如此冷静地顾及到自己的风度，置别人的热情于不顾，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也长大，开始变得冷淡，感情不再那么奔放了。
有人醉倒了。我把参加宴会的老乡一个一个送到大道，把食堂打扫干净。
再回到知青那帮“醉汉”前。
阿弟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胸口，叫着：“我今后要重新做人了！以前犯了一点错误。唉！你们要帮帮我呀！”
我听了有点激动，但马上想起蔡景行说我有“老是轻信别人，永远不记教训”的毛病，有点怀疑阿弟是否存心装醉说些好话给我听。
我摸摸他的手，冰凉的；看看他的脸，嘴角湿漉漉的；眼睛闭着。一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样子，应该不像装的。
于是，我心里又被阿弟的那几句醉话感动了起来。
把他们都安顿好，我就到宿舍查夜。
一切都沉默下去了，月亮穿过厚厚的云层，照在这成了知青点的清真寺上，斜射在刚才还闹腾过的大屋子里，无数个酒瓶子相应地返着月光。
我系上武装带，端起枪，巡逻在古城的黑龙江畔，在这条国境线上。
脑海里想着：快入冬了。知青点有很多事要干。
自留地的苞米黄豆要收割了，菜窖要挖了，冬菜要安排了，女知青要搬进已经建好的新房子，明年要盖的新房子该竖房架了。
95、知青搬家 [本章字数：12o2 最新更新时间：2o13-o3-28 o8:4o:46o]
早晨，踏着碎冰与泥水而去；晚上，趟着陷脚的泥浆而归。
初冬来了，一日之寒也容易一日之化，烂泥和落叶打造了这特有的景色。
我们知青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幢新房今天开始搬家住人了！
新房间就在清真寺的对面，在码头上岸后道路的左边。一排四间，每间住四人，有火炕有火墙，碧绿的窗框、碧绿的炕面。
新房，当然全部给女知青住。
男知青的住房也因女知青搬去新房，作了一些调整，环境比原先宽敞，宿舍里也清洁和安静了许多。
这两年，好多男青年为了捞木料，在黑龙江中心――主航道上迎浪击水；为了打砖坯，多少个日子在下班后还来甩大泥，他们为建新房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对男知青说，先把女知青安排好吧，从这里向南，我们将再一幢一幢地盖下去，直到边防连的岗楼下。
而且，以后的住房会比现在还好，老孙已经设计好图纸，一排两间，每间都有自己独立的灶间和火墙热炕通道，将来结婚成家都可以用。
这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不过说真的，在我们的规划中，沿黑龙江边境线中方一岸的岗楼下，将会形成一组知青的大院。
下了第一场雪，好大。
队委会开了一天的会。
窗外是纷纷扬扬的雪花，屋里，是袅袅环绕的烟雾。
都是纯粹事务上的事，比如收割的安排，知青探亲，
但今年减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气氛低迷。
乘大雪，晚上再开了一个知青班子会，公布了知青点安置费的账目。从老知青下乡到现在，三年多，清理结果，现在还剩下637元，这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会议决定，在土地冰冻之前，抓紧把明年新建房的地基平出来，竖上房架。
会上还通报了一个情况，四队有人杀了我们知青点散放出去的一头猪，但具体是谁杀的不知道。
每年秋收冰封之前，当地农民都会把猪放到地里吃收割时漏下的粮食，等到冰雪封地时，就该杀年猪了。冬天，除了配种的老母猪，老乡是不会让肉猪喂过冬的，那是浪费粮食。
知青班子听到有人杀了我们放在地里的猪，个个很气愤，要求进行报复。
蔡景行和肖明去执行报复计划，两人在古城四周逗留了两天，却一无所获。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晚上会议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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