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谁搞谁倒霉！”
11o、同宿一屋 [本章字数：1552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2 o4:44:23o]
东北农村好像没有赶集的风俗。
下乡这么多年，就没看到过集市贸易，也许是那个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缘故？
但这年年底，瑷珲古城弄来了很多商品，不叫赶集，叫“商品交流会”。
上面领导说，是因为全公社完成了当年人均上交国家一吨粮的任务，作为奖励，决定办这次“商品交流会”。
那天清晨，供销社还没开门，街边就围起了一大群人。
妇女们提着布包，老头儿手插袖口，年轻人挤作一堆打闹，小屁孩们扒着窗朝里瞅。
路上，四下村屯的人还在不断地蜂拥而来，大家招呼着快走，脸上都喜气洋洋的。
供销社门一打开，屋里立即就拥满了人，挤得墩墩的。商店里摆满了货，还新搭了几个柜台，人们费劲地从这个柜台挤到那个柜台。
供销社主任用个大喇叭使劲叫唤：“别挤，别挤！场院里也搭了棚，大家可以去那儿看看！”
人们拥向供销社的场院，只见露天的雪地上，搭上了一排排木板，算作简易的柜台。东西真不少：新式的半导体收音机、凤凰牌自行车、上海平面手表、各种各样的花布、新书、哈尔滨牌香烟、硕大的苹果、皮靴、皮帽……
我特意想来看看有没有白象牌铁锹，这铁锹钢质好、轻薄弹性、再粘的土它也不沾。平时看老乡使得挺逮劲，一直也想自己能有一把这样的好锹。可挤了半天也问了半天，都说这次交流会的商品是生活用品，没有农具，于是只好死心，什么也不买，就凑合着看看热闹罢了。
在人群中碰见了好多来自邻队的知青，认识不认识的，打个招呼点根烟。又见蔡景行买了本《中国地理知识》，说以后学习起来又有一本工具书了；肖明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说明年下地干活有了方便的“快马”了。昊宇买了好多苹果，把外衣的四个口袋都塞得满满的，说这么大的苹果是今天交流会上最吸引人的东西。
热闹了一整天，我什么也没干。
晚上，我在武装民兵连值班站岗。
肖明跑来紧张兮兮地对我说：“吴茂财屋里睡着个女人！”
在这里要交待一下：在我回队前的两个月，被判了两年刑的汪永德和吴茂财也刑满释放，回到了知青点。
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记得，因为他们，我当年也被关了十天笆篱子。
话还是回到吴茂财屋里睡着个女人的事吧。
那年头，知青都已经老大不小，谈个恋爱失控的事时有发生。
我中学同班一个在邻队插队的女同学，，与我们队女知青也熟，都是一个中学来这儿插队的，前一阵流产，就到我们知青点女宿舍住了好长时间，因为我们知青点伙食不错。
说实在的，我不想管这种男女之事。
以前插队干部在时，老孙每晚一到九点，就背着手电筒到知青点来查夜。
他曾对我说过：知青年纪太轻，上海人自己现在不要谈恋爱，更不要让上海人与当地青年谈恋爱，9点钟以后，必须让他们离开异性的宿舍。
但现在知青年龄越来越大，总不能永远不让他们谈恋爱吧？自从1974年8月程岚与邻队知青结婚后，这条禁令已经彻底被废了。
所以我不再想去管这种事。
可是不管呢，也有问题。以后知青点失去这个底线，会不会被弄得乱七八糟？
我们知青点现在有三对谈恋爱的，从来没有人像吴茂财这样，晚上把女的带进屋睡觉。如果不管，万一以后发生这种事，拿什么来说服大家？
我想了想，今夜是我值班，可以不从男女的角度，而从边境治安管理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就叫了一个武装民兵，背着枪去吴茂财的宿舍。
门倒扣着，拍门。
吴茂财用问话来拖延时间，迟迟不肯开门。
使劲拍，拍不开门不罢休。
门最后不得不打开了。
屋里除了那女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男知青。
女的说自己是大五家子的上海知青，自称是吴茂财的恋人，今天来看“商品交流会”，晚了回不去了。
男的则称是吴茂财的朋友，也是上海知青，来自西岗子公社，说是趁“商品交流会”的热闹来会会朋友。
我不管这些，只是依据“边境投宿要报告”和“知青点生活管理规定”两个理由，认定他们这样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睡在一个炕上是不行的。
当然，大五家子离瑷珲古镇25公里，这么晚让那女的回去也不可能。
我让肖明去叫张春芳，安排那女的到知青点女宿舍去睡。
111、大庆招工 [本章字数：1411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1 o8:43:19o]
知青点的母羊下崽了！
早几天，在大队部负责烧炕的老贾看到这只大肚便便的母羊，就说它要分娩了，看知青不会弄，他就把母羊牵回自己家帮着照料。
这天早上，我正在生产队场院分工，老贾一脸高兴地跑来对我说：“下……下了！”
“几只？”我问。
“一……一只！母……母……母的！”老贾讲话本来就结巴，一高兴更结巴了。
我赶紧把工派完，跟老贾去了他家。
母羊已经站起来，小羊刚吃完奶，双膝跪着，不停地抻着腿，也想站起来。
我连谢都没谢一声，脱下棉袄，抱起就走。母羊见我抱走了它的崽子，紧张地跟着我走。
小羊羔身上还有点湿，在清晨零下二十多度的温度下，一条伸出棉袄的小腿冒着热气，一会那小腿上的毛就冻硬了。
我赶紧用棉袄再包包紧，嘴里“咩——咩——”地叫着跟在身后的母羊，快步向知青点食堂走去。
几年来，知青点的羊，从五只剩下了一只，又从一只发展到两只，好在都是母的，还有继续发展的机会。这不，这第三只又是母羊。
知青在边境线上再苦再累，但对今后的生活还是抱着一种希望，大家都对知青点的基本建设、副业收入、生活管理抱着期待。看到我抱了只小羊，身后跟着母羊，都大叫：“小羊生好了！”簇拥着一起来到知青点食堂。
我把小羊放在暧烘烘的火炉边上，一直紧张的母羊，这时才安静下来，用嘴不断地舔着小羊身上的湿毛。
大家高兴地惊叹：“阿呦，老可爱额！老好白相额！”
下午，生产队派我去公社开了一天会，主要是关于大庆招工的事。
名额分配是这样的：
全县共招81名大庆工人，其中分给爱辉公社18名（5个女的），分给爱辉大队2名（都要男的）。
招工对象：
全部从城镇上山下乡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的插队知青中招受，在同等条件下，对已下乡独生子女、对父母子女较多但身边无子女的、对父母在用工单位的予以照顾。
招工注意事项：
政历清楚，思想进步，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现实表现较好，年满17岁到28岁的未婚青年，经过体检，体格健康，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招收的新工人有六个月试行期，试行期内发现隐瞒重大历史、有慢性疾病的予以退回，对走后门冒名顶替的，不管什么时候发现就什么时候退回，哪来退哪。
招工手续：
在大队党支部、革委会领导下，组织贫下中农讨论，知青点评议，征求带队干部意见，填写登记表，要附讨论和评议原始记录。公社党委审查，在1月8日前向县里报到，集中到县里体检。要有预备名额，一备一。
开完会已经是晚上，回知青点食堂吃饭时，我把招工对象条件等跟当队长的王雄涛说了。
王雄涛不顾边上好多知青在，马上大声嚷着：“走！在这儿呆腻了！”
显然，他说的是自己想去。
蔡景行问：“如果没有被批准呢？”那话里意思不是你想走就一定能走的。
王雄涛眼睛一瞪：“有谁能和我别苗头？大队如果不批准的话，我今年队长不当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也就没往下争。
第二天晚上，召开贫下中农会议讨论，因出席对象都不是招工对象，事不关己反应平淡，同意推荐王雄涛。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般大家对推荐走的人都会说很多肯定的评价，但那个会上却对王雄涛提了不少意见。
但知青却和“揍锅底”整风时表现出来的平和不同，涉及到离开农村的命运之争，大家都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对待。
已经到年底，一部分知青回沪探亲去了，剩下18个知青，在评议时，八票同意，十票反对，没通过。
问题摆到了队委会。
王雄涛是队长也是当事人，为了避嫌，没参加会议。
毕竟王雄涛当了一年队长，对生产队还是付出了许多心血，本人想去当个大庆工人这样的愿望也不算高，再说也符合招工对象。队委会最后表决同意推荐他。
112、选举大会 [本章字数：17o2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2 12:18:o5o]
生产队一年一度的班子重选开始了。
队里部分老乡本来暗中酝酿让王雄涛落选，现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因为王雄涛要走，招工材料都报到公社去了。
但这些人想结束“知青当政”却并不容易，因为老乡心不齐，而知青很团结，在选举大会上，我被选为队长。
队委成员中，生产队长老吴、车马队长何明英、妇女队长张春芳、会计刘金鹏，也依然是两位老乡两位知青。
但保管员的人选遇到了麻烦。
原来的保管员李胜俊再三提出不想再担任，因为他听说有人在散布他手脚不干净啦，年轻时有过生活作风问题啦等等。
参加生产队整顿班子的工作队提名让老王接任保管员。
老王一年前还是队长，落选后由上海知青王雄涛当了队长，他当了一年的“摇头派”。
如今王雄涛要走，老王来劲了。
选举大会上，对提名老王表示支持的36人，反对的35人，弃权的4人，不同意见之间势均力敌。
会后，知青骨干开会讨论知青点的事务工作，选举蔡景行担任知青点负责人。
会上，大家免不了对保管员的人选议论了一会，结果争论得不可开交。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
建议王雄涛在没有走之前担任民兵排长，刘金鹏不再兼团支部书记，提名由昊宇作为团支部书记候选人。
这样，在新班子中，队长、妇女队长、会计是上海知青，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和保管员是老乡，而队委的另外三个自然成员：贫协主任、民兵排长和团支部书记中还有两名是知青。九名队委上海知青占了5个，已经是主要力量。谁来当保管员都改变不了知青在队委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知青不必介入老乡之间的矛盾，不妨投个平均票，尊重大多数老乡的意见即可。
大家同意了我的看法。
而村里南北两头本来意见不统一的社员，也进行了私下里的串联。本来住在北头的社员对南头的李胜俊有意见，现在也倒过来支持李胜俊了。这与其说是对工作队提名的老王不满意，还不如说是对工作队的不满意。
于是，在第二次表决中，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李胜俊被选上了保管员。
但李胜俊对此结果却并不高兴，没说当也没说不当，蔫蔫地什么也不说。
工作队见自己提名的老王没被选上保管员，也很无奈，见到我就说这个生产队的水很深。
工作队为了把所谓很深的水摸清楚，天天召开会议，一脸的严肃，弄得大家很紧张。
除了部分老乡见还是“知青当政”心里憋着劲外，其他老乡也被天天的会议搞得筋疲力尽，出工干活的人很少。生产队的打场任务还没完成，车马也都闲下来了。
第一次召开队委会，我提出首先一件大事就是动员出工，保持正常生产。全公社的打粮差不多都结束了，开始投入到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就我们生产队，黄豆还没打完，劳动力全部被拖在打场上，社员越干越疲沓。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我建议集中两班人马为一班，抓紧中午和下半夜电力充足的时段，连轴转它两宿，攻下这个最后堡垒。
会上我还提出两点：一是科学种田，由王晓晗担任科研组长；二是规划长远，建水泥晒麦场，由云龙负责施工。
我对这两名知青的提名，是想把一些正直的知青团结起来，让他们在队委之外发挥作用，和我一起挑起生产队的重担。
劳力重新组合后，仅仅中午一班就把堆积如山的豆垛消灭了一半。如果顺利，再有一夜就可以拿下打粮。
但就在打场结束的最后一天，出了一个插曲：
今年豆秆不够分，队委会商量决定，按顺时针的顺序，最后一车豆秆应该分到老王家。还剩下几家，由队里用煤到别的生产队串换一些来补足。
但老王下午跑来对我说：“曹士英把最后一车豆秆拉到自己家去了！”
曹士英的家挨在老王家下面，怎么能跳过老王家，把豆秆御到自己家去呢？
我赶到曹士英家，他正准备解绳卸豆秆。
我拦住他：“这最后一车往哪儿分？”
他说：“不知道。”
我问他：“前面那一车轮到谁？你往那儿送的应该知道吧！队委会定下来的顺序，你也应该知道吧！”
他见我问得紧，就说：“这最后一车应该是老王家，但以前他分草时没给我分，我也就不给他分！”
我说：“你们以前那些事我现在不管，但我要告诉你，你这是搞报复，而且是违反了队委会的规定来搞报复，这对吗？”
曹士英楞了一会儿，不想和队委会作对，老老实实地回答：“不对。”
我说：“那么，你把这车豆秆给老王家送去！”
老王以前当队长时尽管有很多错，但如果现在错上加错地来报复，生产队就会陷入复杂的矛盾中。我必须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处理，那就是一切按规定做。
113、工分之争 [本章字数：1326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3 11:27:11o]
打场结束，队委会开始筹划到西边衙门沟里刨泡子泥的事。
所谓泡子泥，就是苔头甸子里多年沉淀积压的草炭。冬天，把苔头甸子上面的冰层打开，底下黑呼呼的草炭冒着臭烘烘的热气，等于天然的肥料。
那年全县农村在冬季投入了刨泡子泥的改土运动。
我们队在北面沿江有一百多垧沙土地，地力极差，是冬天改土的重点。
组织劳力去西边的衙门沟刨泡子泥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要把西边的泡子泥运到北面的沙土地去，马车的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
会上，我特地问车马队长何明英：“今晚马车和车老板能不能定位，明天出工能不能做到一个也不少？”
他顿了顿，欲说还休，便到底没说出什么，只应了一句：“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天一早，我不放心，到场院去，见何明英正在套车，我问他：“怎么样？”
他莫名其妙地给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跟你配合不好!”
我问他：“怎么了？”
他支支吾吾地，又开始说不清楚了。
我说：“这样，先去干活，晚上召开一个车老板会，我听听大家的意见。”
晚上，车老板的会由何明英主持。
他们讨论了一会马车修理和使役上的事后，何明英终于憋不住，把车老板拉泡子泥工分低的事在说了出来。
生产队的工分一年四季是不同的，农忙时最高12分，农闲时最高8分。现在是冬闲的季节，白天也短，刨泡子泥的社员一般用五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工8分；但从西面到北面因为路远，拉泡子泥的车一天顶多拉三趟，每趟3分，车老板从早到晚要干7个小时，只有9分。虽然每工比正常工要高出1分，但他们觉得还是吃亏了。
何明英说：“人家说干活不为分，我就是为分。没有分你拿什么？去年我稀里马哈干了，掉了好多分，欠了账，那找谁去？”
车老板开始群体发声：“队上就是想卡我们的分！”
“不给分，能调动积极性吗？能出来干活吗？”
“你们知青不像我们拖家带口的，不给分我们拿什么养家？”“跟你们好好说也没用，就得来点硬的！”
人多嘴杂，都容不得我插话。
这时，何明英指着说得最凶的曹士英说：“你别那么说，为啥你不出车不请假？为啥有意见不提，要消极怠工？我有时也有意见，可是从不停车！就算是不合理，我也不能停下集体的生产！”
车老板一听这话，蔫了。
我这才接上话头：“这样吧，你们觉得自己每天要比刨泡子泥的多干两个小时，那是把在家门套车到卸车都算上的。但刨泡子泥的五小时，却没把他们来回路上要走一小时算上，这算法有点问题。”
“那还差一小时呢。”有人嘀咕。
我接着说：“考虑到这一小时的问题，拉一趟35分怎么样？”
看大家低头算账后不再吱声，估计能接受这个方案，我补充说：“关于工分的问题，是经队委讨论定下来的，也许会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我今天就是来听意见，看看有没有要改进的。但是要改，也必须经过队委会。我只能把这事在队委会上提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队委会最后定了，大家都要接受。这不是谁硬谁不硬的事，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消极怠工。如果大家都消极怠工，打不出粮食，就是给你一天拿1oo分也是零！”
第二天一早，趁在队部派活时，队委人员比较齐，我把调整车老板定额工分的事提了出来，几名队委没意见，通过了。
见何明英乐呵呵地套车，我对他说：“这事呀，你也有责任，队委会最初定工分时，你就应该在会上提出来。”
沟通意见，平衡利益，执行程序，团结班子……22岁不到的我要面对这一切，感到队长真不是好当的。
114、以酒对水 [本章字数：136o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5 o7:56:32o]
大雪封地后，老乡像往年一样，家家户户开始轮番杀年猪。
东北的习惯，杀猪那天，把猪下水和猪头什么的全吃了，剩下的好肉就挂在偏房里冻上，留着过年。
不管谁家杀年猪都会请几个要好的知青去。从东家吃到西家，四十多户吃下来，也就快到过年了。
无论到谁家吃杀猪肉，酒当然是不可少的。
那天在二胖家杀年猪，当地青年小牛的坐位在大水缸边，他起了坏心，舀了一茶缸井水与我碰杯。
那时没有酒杯，都是喝茶的搪瓷水杯，少说也有三两酒。
我一口喝完。
奇怪的是平时不爱喝酒的那小子竟然也爽快地一口干了。
有人提醒我：小牛刚才喝的是一茶缸井水。
我来火了，我并不担心自己的酒量，生下来就有1o磅半重的我，父亲一直认为我长大后会是个武人，两三岁时，他就用筷子蘸酒给我舔，大了后，父亲只要一喝酒，总要叫我上桌来两盅。酒量是从小就练出来的。
我站起来，拿过酒瓶，给自己和小牛各倒了满满一茶缸，说：“刚才审查不严，算我倒霉，再满上，一人一杯。”
说完，我又仰头喝下。
小牛一看，脸上现出尴尬，但在众人目光之下，他理亏在先，什么也不用说了，只好紧蹙双眉，呲牙咧嘴地把那缸酒喝了。
回去的路上，小牛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就走沟里去了，一路上嘴上喷着胃里没消化的玩意，吐了自己一身。
我倒是酒足饭饱，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小牛。
进了他家院子，我就叫：“出工啦！出工啦！”
他爸牛大爷说：“出什么工呀？趴炕上了，一宿没动！”
直到第三天，才看见小牛出来干活，一见面就说：“哎呀，那晚你可把我整惨了。”
这小子从此见到我再也不敢提喝酒的事。
在东北，喝趴下是男人，喝了不趴下更是男人，但要是装熊不喝，那以后就别在台面上说话了，因为没人会把这种人当个男人看。
大队书记郭木森平时有十分良好的作风，有空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然后会利用休息时间到各个地头溜达，看看庄稼的长势、秋收的进度。
只是平时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因为害怕他拽着你一本正经地讲大道理，一讲就好长时间，特别枯燥难受。
这不，他又来刨泡子泥现场了。
那天，我正在衙门沟顶着西北风刨泡子泥，本来还闹腾的劳动工地，一见到他，以为他又要来说些什么大道理，一下子安静下来。
没想到今天他偏偏什么也没说，拿着铁锹一边帮我干活，一边悄悄地说起了自己的苦恼：
公社社直单位最近不断向大队要人，而且是指名道姓地要，要的都是社直单位干部的子女。老郭觉得应该让社员推荐，不能上面要谁就给谁。结果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
老郭一气之下，说自己不想管这些事了。
我听了无言以对。这年头，社会风气就这样了。不认真，自己良心过不去，认真了，别人跟你过不去，总之是过不去。
不怕别人跟自己过不去，那就顶着；怕呢，就脱离官场，省得同流合污。
但我不敢这么对老郭说，他什么都认真，一旦面子上下不来，反过来又要给我讲大道理。
老郭见我不吱声，问我想什么呢？
我确实在想前些日子打场送粮的一件事：
有一个县里来运粮的司机想到生产队划拉一些草籽。他对老吴队长说：到粮库抛秤时，他就坐在车上不下来；而抛皮时，他就下车。这样，我们交的粮不是就多了他这个1oo多斤的人了吗？
几个老娘们一听，嘻嘻哈哈地说这个司机挺够意思。
贾大爷站出来说话了：“你这是对付国家呀。哼！还穿一身黄军装呢！”
一下子把那司机弄得一脸臊。
面对老郭的问，我冒出了一句：“现在，也只有几个老农还比较认死理也敢讲话了。”
老郭听了摸不着头脑，走了。
115、雪夜追盗 [本章字数：1575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5 o8:4o:2oo]
夜里，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昊宇从大队团总支开会回来，告诉我：会上别的生产队知青对我的回来有些异议，他们关心我两点：一、以后是否还想被推荐去上大学？二、会不会干一阵子就被上级调走？
这早已经是我两年前彻底想通的问题了：一、当我被推荐读中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不会有再一次被推荐上学的机会。二、自从1968年家中被抄，父母被拉走隔离审查后，我所看到的小至居委主任大到政府官员的善变，已经让我对官场不再有什么兴趣。
我对昊宇一笑，说：他们尽管可以放心，我走的路与他们不会有利益之争。
昊宇又问我：你回农村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当老师？
我说：老乡从来都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精明得多：不愿意当老师的更不会愿意去当农民。
我俩正说着话，只听屋外有人喊我：“张春芳叫你！”
我走出宿舍，只见张春芳紧张气喘地对我说：“快去知青点食堂，刚碰上了一个小偷！”
“东西少了没有？”我问。
“东西倒没少，因为小偷想去拿豆油时，被我们发现，逃走了。”
食堂北墙的窗户开着，风钻进来，冷嗖嗖的。
我仔细查看，寻找证据。这天做食堂的王晓晗在一旁有点紧张，对我们说：她跟小偷打了个照面，相隔只有四五步远，看清对方是汪永德，而且指出他没戴帽子。
十五的月亮斜射进食堂，不用打手电筒，屋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晰，窗台上有一块沾着雪的鞋印。
窗户外的雪地上，也有一溜新的鞋印。冰天雪地的东北，留下了再清楚不过的证据，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海产的“青年牌”单皮鞋的印痕。
已经入冬了，老乡和知青穿的都是棉胶鞋或大头鞋，穿单皮鞋的只有一个人：汪永德。白天他休息没出工，来食堂吃饭时，大家就看到汪永德穿着一双单皮鞋。
大家追寻着那鞋印，直奔男知青宿舍去。
推开门，没看到汪永德，但炕上却放着他戴的皮帽。
事情已经很清楚：刚才从窗口进入食堂的是汪永德。
夜已深，我把其他人都支回去睡觉，一个人在汪永德的宿舍等着。
我想看看，他回来时是否没戴帽子？是否穿着那双单皮鞋？
但是，他连油也没偷成，我跟他谈什么呢？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汪永德母亲的那双泪眼，挥之不去。
汪永德，三年前因与吴茂财等一起砸了西岗子一家供销社而被判刑两年。我回上海探亲时，曾去拜访过他的家。那天刚和他父亲打了个照面，就被他的小弟弟带出家门，绕了整整一圈后，去另一个知青的家里见到了他的母亲。
原来，她母亲怕她男人听到我们提起汪永德，这个细长瘦弱的老实工人在汪永德被公安抓去时，就出过工伤事故。所以，得知我们要去家中，她就自己先来到另一个知青的家里，派小儿子在家等着我们。
一见到我们，她就告诉说，汪永德最近写信回来说自己如何积极上进，向母亲讨要学习材料和报纸。前几天，她又给汪永德寄出了十天的文汇报，她每天叫小儿子上街去买文汇报，集到十天就寄去。
说到这里，她擦去满眼的泪水，看着我们说：“他还会变好的，你们要帮帮他呀，帮他好起来。”
那双母亲伤心无奈却还求助期盼的眼神，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回队后，汪永德也刑满释放了好几个月，平时倒也安分。我也没有歧视他，对他挺好的。前几天看他衣服单薄，我还借了件球衣给他。
没想到他贼心不死，又干上了！
汪永德一会儿回来了，他看见了坐在炕沿的我，也不打招呼，直奔屋角的大水缸，拿起大水勺，舀了大半杯冷水，“咕嘟咕嘟”地仰头喝下。然后，还是不搭理我，自己坐在炕沿上。
我也没着急搭话，仔细看了看他，没戴帽子，稀稀的头发，自从监狱出来，白了好多。砖块般平方的黑脸上留了浓浓的唇须。五短的身材，披着的棉袄，里面穿着我给他的那件褐色球衣，而脚上穿的正是那双“青年牌”单皮鞋。
我问他：“出屋干什么去了？连帽子也不戴？”
他看看我，不吱声。
我说：“你不说也可以，这大雪天已经把你走过的地方告诉了我。”
他急了，喉咙粗了起来：“我去过什么地方啦？我……”
我打断他的话：“今晚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好长时间了，深更半夜的，不想大嗓子跟你说话，明天早上再跟你谈。”
我走了。
116、哑炮背后 [本章字数：1627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6 o8:26:o9o]
第二天一早，我到队部派活，看见汪永德蔫不支地也来了。
我对他说：“你带7个人去大庙石场采石。”
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用防备的眼神看着我：“昨天夜里，我真的……”
我打断他：“昨天夜里的事，大家都明白。今天分给你的活儿，整明白了没有？”
他睁大眼睛，十分意外：“什么？你真让我带工干活去？”
“你行不行呀？”我问了一句，再重复一遍这个分工，告诉他带的是哪7个人，连看也不看他，就接着派其它的活去了。
他挠着头，领着人走了。
我不知道给他这样一个尊重，他能不能把握好？
派完活，我也来到大庙采石场。
爱辉要建粮库，花2oooo元要了我们队的8亩地，作为另外的回报，我们拿到了粮库的基建活，是队里一项创收副业，今天是第一天开工。
五个炮眼已经打好，把炸药填满，一声令下，点上导火线，人都跑出警戒线外，可等了好久，只见冒出一股烟，连屁大的声音都没响。
一大早的，就碰上哑炮，叫人心里窝囊。我说：再试一次！
汪永德带人把炮眼掏净，重新装药、点火，依然只是冒了一股烟。
炸药是保管员李胜俊炒的，他是一位有经验的人，没人怀疑炸药配方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以为炸药受潮了，只要拿回去放在饲养员屋里的炕上温一下就行。
我把炸药摊在炕上后，让老王看着，自己骑车再去工地。谁知还没骑出场院，就听后面大叫大嚷的，饲养员屋子冒烟了。
还好人多，七手八脚地扑打一阵，没烧起来，免去了一场火灾。
老王以前也炒过炸药，悄悄告诉我：“硝氨、锯末、柴油的比例应该是91：7：2，我看了一下这炸药的成色，就知道比例放得不对，柴油和锯末放得太多，这哪能炸响呢。”说完，他“嘿嘿”了两下，带着深意地瞅了我一眼，走了。
难道是保管员存心？
我沉住气不吱声，把工地上的汪永德找来，跟他讲清炸药比例，架起大锅，炒热锯末后，倒入硝氨，搅匀，再加入柴油。
中午，我们将新炒的炸药再次填入炮眼。
那五炮，炮炮像霹雳一样，震得古城上空回响良久。真替我们出气呀！这是知青自己炒的炸药！
下班的途中，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
李胜俊在今年队委改选中有些异常，先是不想干，后来被选上也一声不吭。事后我了解到，在上海知青王雄涛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后，以李胜俊为首，部分老乡开始反对知青当家。
尽管后来王雄涛应聘大庆招工，自然退出选举，但新回队的我却被选上队长，依然是知青当家。
对此，李胜俊等人心里并不满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在生产上拿一把也是可能的。但这仅仅是“可能”，第一，我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在拿把，第二，我也不愿意把别人想得太坏。
不管怎么说，知青当家确实存在不足，我们没有掌握全部的农业生产知识，还需要老乡的扶持。在部分老乡对我们还不理解时，我们不光要真干实干，成为生产的内行，还要心胸宽阔，争取让曾经拿把或旁观的人也能和我们一起为生产队出力。
想当年带着“杂牌军”来黑龙江插队，不也有人因此而不高兴吗？现在，我们知青点不是成了团结的集体了吗？
晚上开社员大会，动员大战今冬明春，搞好改土基建，在布置了生产任务后，我极其平淡地提到了今天的“哑炮”。但一字不提保管员炒炸药的事，只谈自己的工作不仔细，差点引起火灾，并以此为教训，严肃提醒各位认真工作，不要耽误生产和造成集体财产的损失。
这并不是避开矛盾，而是弓在弦上，引而不发。我想先试试矛盾有没有转化的可能，我不想把“哑炮事件”升级为政治斗争。
我不怕别人说我愚钝，连这些矛盾也看不出来。我只怕自己过于敏感，因为这世上好多事都是被精明人干砸的。
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的动员大会起了作用，还是我对“哑炮”一事的态度起了作用，第二天出工刨泡子泥的人比往常多了三四倍。
刚从学校毕业，才十六岁的小丫，一个瘦弱单纯的农村姑娘，本想在家“猫冬”等开春后再到队上干活，今天也顶着寒风去衙门沟刨泡子泥来了。
东北，拿大镐干活是男人的事，可是小丫却扛着大镐来了，她举起来就很费劲，放下去就再也没劲了。有人笑话她：“你刨的像鸡爪蹬出来的一样，又少又碎，这一天挣的工分连碾镐的钱都不够呀！”
小丫倔倔地回答：“刨一点是一点，总比在家猫冬的大老爷们强吧？”
117、过年新招 [本章字数：142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6 2o:o6:58o]
下午，公社来了个电话，告诉生产队：县里大庆招工组把王雄涛退回来了，估计是家庭政审没通过。
这对王雄涛是个打击，也给我出了个难题。
工作队提出：既然退回来了，就调他到大队机耕队去，把蔡景行换回来。
我没有表态，我得为他的今后好好想想。
王雄涛本来就想离开生产队，走得远远的，如果到大队机耕队去，他以后就失去了招工的机会。因为招工名额一般都是分到生产队，不会分到大队机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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