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队去的。
我想为王雄涛保留这样一份机会，既然退回来了，就留在生产队，留在队委会里。
我对工作队说：“可以征求一下他本人意见，我个人觉得他现在当民兵排长留在队委会也挺好，以后还有机会走。”
果然，王雄涛表态哪儿也不去，就留在队里。
还有两天就是大年夜了。
知青点晚上包饺子，一直包到清晨四点才结束。
叫人捉摸不透的是：今年老乡来帮知青点包饺子的人太少了，只有六个人。
而且，按惯例，春节前贫协早早就会安排大年初一知青到老乡家吃饭的事，今年也迟迟不见动静。
小年夜的晚上，知青点召开班子开会，我提出一个话题：
明天大年夜怎么过？请哪些老乡来？
往年大年夜知青点宴会，总要请老乡中的几个队委和贫协委员。
有知青提出：“今年看来贫协不会安排初一知青到老乡家吃饭的事，我们也不要费心了，就请六个来帮包饺子的老乡吧。”
这引起了大家的不同意见。
我说：“即使贫协不安排，大年初一老乡也会自发地把要好的知青请到家里去。这样吧，这个生产队既然是知青当家，就要拿出当家的样子。
春节宴会分两步安排：一、大年夜搞个小宴会，可以只请六个来知青点包饺子的老乡，不再请老乡中的队委和贫协，讲的是礼尚往来。二、年初二搞个大宴会，把凡是在年初一请知青去家里吃饭的老乡都请来，讲的也是礼尚往来。”
知青班子同意我的建议。
散会后，消息传开，其他知青听了也很高兴，云龙说：“以前去社员家过年挺不好意思的。现在谁家请我们，我们也请人家，这才像话！”
没想到，大年夜小宴会刚刚散了十分钟，听说贫协那头就开了会，安排初一请知青吃饭的事，并连夜紧急通知社员谁家请谁。
有知道内情的告诉我：贫协原来早就想开会讨论的，因李胜俊总是推说家里有事，开会的人凑不起来而耽误了。今天见知青这头大年夜只请了6个包饺子的社员，感到不太对劲，于是赶紧落实。
年初一一早，我得知被分到杜义田家去过年。
杜义田，以前在一打三反中被工作组撸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之后与贫协一帮老农长期不和。贫协把我分到他家去过年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太清楚。
是让我去做团结工作？是提醒我不要与他一样的结果？
不管了，我一大早先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杜义田的家门口：“红旗飘飘干劲高，征途万里奋今朝，春来早”。
吃饭还早，我就先去给队里的老农拜年。
东北人过年很讲究，一进屋要一鞠躬，说声“新年好！”
一家家走过来，家家都喜气洋洋，格外客气。
在保管员李胜俊家，他给我倒了一杯糖水。
我说：“一早拜年，听大家说昨夜大年三十挺稳当，一点风也没有，连狗也不叫，这是个好年头的预兆，是不是？”
李胜俊说：“是呀，今天初一，早晨也是风和日静，直到日上竿头，才起了点风，好年头呀！”
我问：“这说法有准吗？”
李胜俊答：“准！多少年的经验了。”
我说：“前些天查了一下康熙字典，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和我们现在说的意思可不一样。古人说的‘人定’是指社会安定，强调‘人定’要胜过‘天时’，不是现在所说的人一定能战胜老天。”
李胜俊疑惑地看着我，呵呵地笑了两声。
我说：“所以说，年头好也罢，年头不好也罢，大家心齐了就好。”
他终于听懂了我的意思，慢慢地吐出一个字：“难。”
118、醉闹秧歌 [本章字数：175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7 13:41:44o]
年初二的晚上，是我们下乡后由知青点办的最大一次宴会。
所有请知青到家里过初一的老乡都被我们请来参加晚宴。隔壁三队的知青点没人张罗过年，干脆也一起被我们请来凑热闹，反正请三十个是请，请五十个也是请。
人太多，宴会放在了大队部会议室，这儿离知青点食堂很近。
所有知青一起忙乎起来，刘金鹏在会议室的黑板报上画了一幅红梅映雪图，再写上四个大字：“欢度春节”；蔡景行有点小想法，在黑板的两旁写上了对联：“每逢佳节倍思亲，乡亲知青心相映”。
酒过三巡，气氛热烈了起来，有人唱起了歌。
我不会唱歌，在大家啦啦声中，念了一首打油诗：“北上路八千，插队已五年，难得乡亲多呵护，从此同舟向前。”
知青拉老乡来对诗，杜义田算是个文化人，初一那天我在他家喝酒，喝得挺高兴。他笑嘻嘻爽快地站起来：“桌上酒菜分外香，知青寄情意味长，团结奋战七五年，要叫粮食上大纲。”
老乡又大叫：“全体知青来一个！”那意思是叫我们唱歌。
“我来指挥！”王雄涛激动地站到了凳子上，扬起手臂，知青合唱的歌声荡漾着，传染了每一个人。
宴会进入高嘲，酒拼得更厉害了。
为了今天的菜，已经忙了一个通宵再加一个白天的云龙，把最后的菜端上来后，也醉了。
原来这小子竟然边掌勺边喝着酒，他穿着大围裙，此时只会咧着嘴笑：“这个宴会热闹，有味道，让人乐不思蜀，不想家了。”
不知他是在夸宴会把老乡都请来了，还是在夸他自己的烹调手艺。
再好的宴席也有散的时候，在门口，老乡拉着知青的手，还在叙情。
雪地里，扭秧歌的队伍已经从四乡八邻赶来。
王雄涛听见秧歌队吹响的锁呐声，看到雪地里走来打着灯笼的长龙，来劲了，从秧歌队里拽过一只灯笼，硬拉住我一起扭。
他有点醉了。
大庆招工没去成，他想醉，而他真的就醉了。
他没有踩着秧歌的锁呐节奏，自顾自地扭着，还死命地抓住我：“快扭呀，你看，农村太有味道了，真开心呀！”
他摔倒了，滚了一身雪，爬起来继续扭。
刘金鹏要拉他回去，他推开，对我说：“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扭起来呀！”
我理解他因为一连串的不顺需要发泄。我对他说：“你不要倒下去！”他说：“我靠着你，我没有倒下去！”
我随着他也一起扭了起来。
东北过年历来就有扭秧歌的传统，但我从来没加入过。在黑河师范时，记得学校有一次组织同学去街里扭秧歌，一早大家就忙开了：折树枝、剪纸、扎灯……我先扎了一个圆灯笼，不行，太一般，扔了；又用五根树枝扎了一个长着红缨穗、半腰上挂着四只大耳朵、很长很长的灯笼，这才觉得有点意思。
晚上，在人们一阵哗笑中，我拿着它走进秧歌队。我不会扭，只是跟在秧歌队的后面走，但这只怪模怪样的灯笼却吸引了很多人。
怀抱小孩的妇女拍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叫着：“快看，快看呀！”
六七岁的小孩跟着我，叫道：“嗨！大苞米！大苞米！”
有人高兴地叫着：“唷！格只灯笼瞎嗲！”一口沪语，一听就知道是上海知青。
今天，在王雄涛的拽拉下，我扭着笨拙的步子，随秧歌队的长龙，进了边防站的大院。秧歌队在这里头尾相衔，转成了一个大圈。
跟在后面的我们，看见了秧歌队的头：一个女的披着花花绿绿的床单，两个男的画了假胡子，戴着瓜皮帽和马褂长袍。
刘金鹏对王雄涛说：“你看，这算什么东西？不扭了，回去！”
王雄涛醉得什么也看不清，强睁眼看了看，把手中的灯笼对着穿马褂长袍的扔了过去：“呸！”他唾了一口。
我趁势说：“去他的，回家！”推开人群，和刘金鹏一起，把王雄涛搀扶着走了。
回到知青点，王雄涛吐了。
蔡景行早就醉了，宴会一散就回屋躺在了炕上，见我们回来，嘴里喃喃地叫着：“啊！知青，前进的动力，祖国的未来！”
年初三，开了一天队委会。
刚散会，大队郭书记就来找我，谈初二晚上我们大闹秧歌队的事。
他开口就说：“真是胡闹，喝醉了酒，跑到大街上耍酒疯去了！”
“秧歌队里有男扮女装，我们看不惯……”我想找个理由。
他打断我的话：“什么看不惯？越说越复杂，不就是老乡披了被单扭秧歌嘛？说你们喝醉酒的事就行了！”
我不再吱声。
“是不是你带头的？”他追问。
“是。”我不想牵扯到其他人。
“那晚喝了多少酒？”他还问。
“不知道，准备了3o瓶白酒，反正全喝完了。”我回答。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喝多了又是什么？”郭书记很认真地生气了。
我知道，他在明示我，喝醉酒，这是最好的解释。东北这地方，喝趴下了闹酒疯，没人会计较你。
“是喝醉了。”我承认。
郭书记就醉的错误讲了半天大道理后，让我走了。
119、四号病 [本章字数：143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28 17:o5:32o]
宋集屯水库一年一度的维护工程又开始了。今年给我们队的任务是采石修渠。
队委会决定，以知青为主力，由我带队去18公里外的水库采石修建水库，由吴队长在队里组织车马往地里送粪备耕。
正好，我上任后，对仓库物资和往来账目的摸底清理也全部结束，当晚开了一个社员大会。
我把生产队的地块面积、仓库里的种粮储备粮、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场院里的大型机械、马圈猪圈里的马牛猪……通统向社员作了一次交底。
我希望大家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集体，有收益大家分享，有困难大家出力。并对春耕之前的水库和送粪两大活进行了人员安排和动员。
第二天，我带着一批年轻人去宋集屯水库，住在一户当地的老乡家里。
晚饭后，赶了一天路的我们东倒西歪地躺下休息。
房东端来热乎乎的一大盘饺子，把我们给整懵了：怎么这样客气？让我们显得十分不好意思，推让好久，房东说：“今儿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按我们这儿规矩，吃了这顿饺子，年就过去啦！”我们这才不再推让。
吃着饺子，想着上海的亲人、知青点的战友，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早上起来，我们来到采石场。
这是一片蒿草丛生、树密雪厚的山坡，已经有其它队的民工先期来到这里，各自占了一片，在那里丁丁当当地打炮眼，轰隆轰隆地炸石头。只见巨大的山坡上锤起锤落，硝烟弥漫，碎石乱飞，车来人往，穿梭不停。
采下的石头是按立方米来计算的，任务完成就可以撤退。
第三天，队里派人来告诉我：边境一条线上的马匹得了四号传染病，死了好多马，我们队里也死了一匹。有人猜测是对岸老毛子的马过境后把疫情传过来的。
再以后，坏消息不断传来，第二匹、第三匹……一共28匹耕马，这样死下去怎么行？
马匹运输成了备耕的决定性矛盾，我心急火燎地返回生产队。
老吴一见到我，摇头叹气，说自己伤心得已经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晚上，开队委会，重新调整车马，力争解决向地里送粪的运输问题。
谁知第二天一早，队里又死了一匹马。
公社兽医站提出：沿江大队全部马匹都必须停止干活，封闭马厩，防止传染。
往地里送粪的活全部停下了。
死马要拉出去深埋，场院里社员成群，议论纷纷。
竟然还有人哈哈大笑：“没活干了，待着吧。”还有人说：“这下生产队可完了，种水稻时拉水耙没马，更有好看的了。”“这生产队，没个搞好！”
我陷入了极度困境。
晚上，召开社员大会。
我把马匹死亡和送粪停止的困难向大家摊牌，特别指出：在目前的困境中，消极悲观是没有出路的，幸灾乐祸更令人不能容忍，这不是在看队长的好戏，而是在全体社员伤痛的心上撒盐。
会场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一般。
有人在下面叫道：“马不行，用人拉！”
会场嗡地一声，低低的议论像闷雷滚滚，延续了几秒，有人打破低沉的议论，大声呼应：“用人拉！”
更多的声音炸雷般响起：“用人拉！”
没有更多的语言解释，大家都知道将去干什么了。
冬天的雪还没化。
第二天一大早，爱辉古城的南北道上，前进着一批年轻人，他们一人牵一个自己连夜打出的雪爬犁上工了！
刨粪的工地上，有人把一块特大的粪矗在地头，用雪抹上了“大干”两个字，洁白的，老远就能看见。
从粪堆工地到大田地里，只见雪爬犁川流不息。更有五六个人拉着一个大爬犁“哗哗”地趟过大街，吸引了所有的过路人，看得直吐舌头。偶尔有卡车路过，也闪在一边，让我们的拉粪爬犁先过。
一天干下来，算了一笔账：三十多个人，抵上六七辆马车，送出了平时一天五分之四的粪，虽然少了一点，但备耕没有停下，尤其是人心齐精神爽，消极悲观之氛围一扫而光。
昨天还在骂骂咧咧“这生产队，没个搞好”的人，也加入了拉粪的队伍，脸上流淌着汗水，显得特别卖力。
12o、惊马狂奔 [本章字数：164o 最新更新时间：2o13-o6-3o oo:58:28o]
人拉爬犁送粪的事，传到了县里和地区。
地区农林办的张宝民特地到生产队来看我，得知我们生产队位于瑷珲古城，是公社所在地，土地分在西边和北边两片，相隔很远，人力马匹每天奔波在路上的时间要超过别的生产队一半以上，他不停地叹息：有台手扶就好了！有台手扶就好了！
在大队机耕队的蔡景行听了说：有手扶，我就回队里干！
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的心情依然沉重。
“四号病”来得快去得也快。
十天时间，队里死了6匹马，疫情总算过去，公社兽医站同意给马匹解禁。
生产队的备耕生产重新进入正常。
算起来，我们一共拉了七天雪爬犁，一天也没耽误备耕生产。
马匹解禁的第一天，车老板都套着马上地拉粪去了。在马厩里禁闭了十天，终于能放开四蹄出来溜达，马儿也显得十分兴奋。
看到马厩里有一匹老马和瞎马，我也驾上它们，赶着马车往地里送粪。
空车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帮队里的家庭妇女，嘻嘻哈哈地背着捡来的黄豆上了车，说是让我捎带她们回家。
好不容易捱过人拉爬犁的紧张日子，这些家庭妇女闲了下来，相约一起到地里捡收割时落下的黄豆。这不是队里派的工，而是她们自己捡回家去的。
在车上，她们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看到我一本正经赶车的样子，跟我开起玩笑来：“看着眼热了吗？哈哈哈！”
我不屑地问：“就眼热你们这点黄豆？”
她们只顾从自己的心理来猜度我：“眼热的话，就赶紧讨一个老婆吧，到时候也能整整小日子。”
我没理睬她们，对马吆喝了几声“驾！”
马儿跑起来了，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颠得这帮老娘们一个个大呼小叫。
路过大庙采石场时，突然“咚”的一声炮响，马儿惊得撩开四蹄，猛地向前窜去。“咚！咚！”又连着两炮，马儿拚命顺大道狂奔。
那帮家庭妇女惊叫着，捡来的黄豆散落一路。
我紧拽缰绳，站在车上大声吆喝：“吁――！”可是马儿根本不听，“得得”的乱蹄声揪人心肠。
飞奔的马车进街了！左前方有一堆柴禾，我急忙喊“约！”毫无作用，外套是个瞎马，撞上了柴禾，只见它踉跄了几步，就摔倒在地上，辕马还是一直向前，拖了有七八米才停下。
我下车一看：瞎马尾巴磨去了好几缕，风一吹飘了满地；左后蹄闪了一下，走道有点瘸；右后腿磨去了铜钱大小一块皮，滴着血。辕马没事，但鞍子摔坏了，后鞦断了一条连皮，肚带头上的皮也丢了。
那帮娘们一个个连滚带爬地从车上下来，一边叫着“吓死我了！”一边还不忘回过头顺道去捡她们以为别人都会眼热的黄豆。
我整理好马车，重新套上辕马，牵着瞎马回队部。
生产队送粪备耕步入常态，我又不放心水库的采石任务了，他们连续在山里干了近半个月，情况到底如何？
我返回宋集屯采石工地，出乎意料的是，知青听说了队里用人拉爬犁送粪的事后，也给自己鼓劲大干，每天的采石量在整个采石场里名列前茅，采下的石头堆满了现场，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晚上，我开了一个会，告诉大家，已经到三月底，小麦播种开始了，水稻地也要刨埂，劳力要逐步向春耕倾斜。因此，主要人员从采石场撤回生产队，剩下几个，一边做好收尾工作，一边等待大队拖车上来运石料，运完石料也全部回撤。
第二天上午，我和回撤的人来到西岗子车站，打算坐长途车回队。
可是车站突然加强了对边境居民证的检查。我们出来干活的，没有带那东西，以前只要说一声就放行上车了，可今天怎么说也不行。
没办法，为能早一点回到队里，我想走回去。和其他人一商量，他们出来了半个月，也都归心似箭。于是大家放下行李，留一个人等待马车来接，其余步行三十多里地，赶回队上。
一路上，轻松悠闲，毕竟肩上没有重担，还迎着阳光和春风，大家唱着歌。
路上的残雪在升起的太阳下慢慢融化，大片的麦田已经被拖拉机耙得平平整整。
东北早春三月底，1o多公分的土壤表层刚刚解冻，下层还是冻土时，拖拉机就开始顶凌播种小麦。小麦种在冰上是不会死的，而小麦的收获季节却是在伏期火热的高温天气，所以人们称小麦是“种在冰上，死在火上”。
北国早春的景色和即将播撒的希望，让我忘却了来回奔波的烦恼。
当队长已经两个多月了，从“哑炮”到“四号病”，一连串的事，虽然我不觉疲倦，倒也感到十分吃力，我给自己鼓劲：加油，决不倒下！
121、公开回应 [本章字数：1789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o1 o9:13:55o]
带着水库大部队回队的当天晚上，听说牛大爷母亲生病了，我和蔡景行一起去探望。
一进屋，见牛大爷的母亲在炕上躺着，并无大碍，见我们还打了个招呼。
牛大爷坐在炕尾，抱着家中那条大黄狗。我很少见老乡在家中抱着狗的，问他：“这狗怎么了？”
牛大爷说：“它倒是没什么，但有人说我妈病了，是这条大黄狗每天晚上叫的原因，要我赶紧把这狗杀了，否则会要人命的，我才不信这套呢！”
他摸着大黄狗的头，向我一一摆乎这狗的优点：它不馋，从不吃小鸭小鸡，连队上杀猪时搁在一边的猪肉也从来不碰。还机灵，能逮黄鼠狼，去年冬天，和老贾家的狗一起，把一只黄鼠狼撕成了两半。
说着说着，他眯起眼笑了，一脸的怜爱。
他母亲也笑了：“人老了病多，这关狗什么事呀！”她换了一个话题，对我说：“你当队长呀，要哄着点社员，甭让别人说你有偏心。”
我问：“说我偏心谁？”
牛大爷抢过话头：“那还用问，说你偏心知青呗。”
我笑了对他说：“我看你还偏心知青呢。”
牛大爷：“知青大老远从上海来咱这穷地方，爹妈又不在身边，多可怜，咱尽点力帮着点也应该呀。”
刚下乡时，我们才十六七岁，被老乡关心了四五年。现在我们已经2o出头，当了队长、队委，生产队的电磨房、豆腐房、喂猪、喂马这四大后勤也都有上海知青，在这个生产队当了一大半的家，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在牛大爷的眼里，我们还是当年刚下乡时应该呵护的孩子。
其实，现在应该是我们来关心老乡的时候了。
出门，蔡景行对我说：“连不出门的老太太都听到说你偏心知青的话了，这是有人故意四处放风，你要警惕了。”
我陷入沉思。
这个生产队位于古镇中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屯。社员来自镇上各种人员，没有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与固定的宗族关系。自合作社以来的二十多年，各种矛盾不断变化，年年都要换队长。
正是在这些矛盾的缝隙中，知青才成了生产队的中坚力量。
在王雄涛当了一年队长后，部分人沿袭年年换队长的习惯，不再想让知青当队长，选举前就鼓动：“知青啥都不懂，还是当地户当队长好。”
我被选上队长后，让这些人感到有点失落，“哑炮”、“过年安排拖延”、“四号病有人乐”等等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眼看我们一步步度过难关，有些人憋得忍不住了，他们不敢当面，但却在背后放风：知青当队长就是偏心知青。
这些现象当然值得注意，在日常用工派活时，一个不小心，就会产生老乡与知青的矛盾，直接影响到春耕生产。
当然，也没必要紧张过度，我始终认为充其量这只不过是部分人一种狭隘心理的反映，对此，我可以采取慎重对待、只干不说、促进团结的方式，将矛盾平息在萌芽状态，但也必须公开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把复杂的问题透明化、简单化。
春耕动员，我在社员大会上安排好各路人马后，针对有人讲我“偏心知青”作了阐明：
“凡是当队长的都有‘偏心’，不‘偏心’就不能当队长。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偏心’是什么？在我的眼里，没有帮和派，只有公与私，谁维护集体利益，我就‘偏心’谁。也没有亲和疏，只有新与旧，谁能创新取得成果，我就‘偏心’谁。
当然，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欢迎各位当面指出，衡量我是不是‘偏心’的标准，是拿事情说话，就说这个事该不该‘偏心’？我认事不认人，至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是老乡还是知青，都不是我‘偏心’的理由。”
我见大家一时发楞，问大家：“天天出工不搞帮派的、爱护财产不贪小利的、科研创新不耍尖使滑的，队长不‘偏心’他们，那不成了傻瓜队长了？”
有人发出了笑声。
我接着很严肃地说：“在我当队长之前的遗留矛盾，本人概不负责。像以前什么抓‘修特’、一打三反等等，历史上都已经有了结论，不要拿这些历史来跟我讲现在的事。还有什么新人、老人，南头、北头……之类的，我不认这些，我只认贫协、团支部、妇联、民兵排、知青点，各管一摊，各司其职。做事要有监督，办事要讲公道，大家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社员鼓起了掌。
去县城取最新的良种，完事后到江边逛逛，正好碰到几个分在农村教书的师范同学，他们来县城开会。他们述说现在每天下班后，冷清得很，十分怀念学校的生活。
是呀，在这江水欢畅奔腾时，我和许多同学还一块儿激流拍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四下分散，各奔自己的前途和生活了。真是“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面对冰封数尺的江面，他们心中不免有点凄凉。有同学问我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我说：“自从回到生产队后，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无暇回忆以前的师范生活，毕竟我还生活在知青集体中，倒也过得热热闹闹。”
122、杞人忧天 [本章字数：1855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o1 23:55:15o]
水库采石场留守的知青完成任务后，于今天下午全部撤回。
看到他们满身是土，脸被风吹得黑黑的，却露出回家的兴奋，真想赞扬他们几句，可话到嘴边时，却成了一句亲昵的戏谑：“孩子们！都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儿子！”他们也这样笑答。
这就算打过招呼了，省了好多废话和令人感到酸溜溜的客套。
我拿起水桶和扁担，给他们挑点水，让他们好好洗去一路的风尘！
也许是我在社员大会上关于“偏心”的解释起了作用？
李胜俊带着三辆马车去黑河拉豆饼，上午去的，下午下起了大雨。
我以为他们怎么也要在黑河耽误一天了，没想到镇上有乘长途车回来的人对我说：“你们队里拉豆饼的马车冒着大雨往回赶呢！”
我心里不由震了一下，这路上六十多里地冒雨而归，那还不浑身淋透了？毕竟李胜俊是五十多岁的人，这么冷的天太遭罪了！
我拖了车马队长何国明说：“走，上场院迎他们去！”
等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到了。
我上前拍拍李胜俊的棉袄，溅了一巴掌的水，拉开他的内衣一看，也都湿了。我让所有赶车回来的车老板都赶紧回家，车由我们来卸。李胜俊和一帮车老板都冻得直哆嗦，说不出话来，把手中的缰绳递给我们，颤颤巍巍地回家了。
卸完车已是晚上七点，我回知青食堂吃饭。
食堂里只剩下一碗饭和两盆菜，但做饭的伙食员还没吃，跟我客气了半天。我什么也不说，拿了两只冷馒头走了。
一个人，舀了碗水缸里的冷水，就着两只冷馒头，一边慢慢地吃，一边看今天刚到的家信。来信说，**最近有这样一句话：“时近黄昏，风紧云重，燕子在低飞，地球在害病。”
这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没搞懂。
早上起来，忘了昨晚没搞懂的问题，大家一起走在上工的路上，春风轻拂，笑语飘洒。
并排和我走在一起的云龙问我：“早上你听广播了吗？董必武逝世了。”
我突然对那句“时近黄昏，风紧云重，燕子在低飞，地球在害病”有了一点感悟：根据宇宙自然法则，老一辈革命家将会越来越少，万一在他们走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而这一切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我把这个想法同云龙一聊，云龙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倒是勤勤恳恳在最艰苦的农村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但一旦地球都害病了，不是把我们给坑了吗？”
我也叹口气：“既然**都说‘地球在害病’了，那我们这代人也许会经历一场世事大变。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也许我们是杞人忧天。”
云龙把扛着的铁锹换了个肩，问我：“还记得九年之前，我们混在中学生里去串联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那是1966年冬，我们还是小学六年级，看人家中学生长征步行走出上海游山玩水，心中十分羡慕。我和云龙、蔡景行等七人也背起行李，自己做了一面“长征串联”的红旗，穿过上海，混在中学生步行串联的队伍里，走到苏州，再乘船去杭州，游玩了“天堂美景”。
云龙说：“那时谁也没想到，我们后来竟然会一起到这么远的地方插队，同饮一井水，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所以，今后的事现在也是无法预知的。”
是啊，面对历史变化，我无法选择，但作为个人，却应该有自己的做人定位。
在经历了家庭巨变和农村生活后，我早已不再有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但还想努力修善自己的人格，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我知道无论自己站在哪一种人群中，略瘦的、不高不矮的外形都是最不起眼的，但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我算过这笔账：一辈子过好了也不过才三万来个日夜，唯一能延长生命的方法，就是把夜里的一半当白天过。干什么？百~万\小!说。所以无论是父母被打倒还是插队到农村，熬夜渐渐成了我的一种嗜好。小小年纪时，脸上就有了皱纹，在同龄人中，一向被称为“少年老成”。不过，我对自己说，我用熬夜的方法，比同龄人多“活”了几年。
除了我这张最普通的黄种人脸和最普通的身高外，要说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额上三横、眉间两竖、鼻旁两撇共七道深沟了。童年时，爱对天遐想，抬眉竖看，硬看出来额上三横；少年时，避不开人间不平，想不通只好皱眉横看，看出了眉间两道竖；成年后，玩世不恭，嘲弄笑看四周，看出了鼻沟两条撇。这也算是“阅尽人间春色”了吧。
黄种人的眼睑都有点肿。说这话，我并没有拿同类的共性来掩盖自己缺点的意思。我的眼袋要比我的同年人更加松弛，它里面的眼球布满血丝。这是熬夜在外表上对我的报复；但闪烁的目光却也比较敏锐，这便是熬夜在暗地里给我的回报。
假如同我一起干过活，还会发觉我有一双宽厚的手和宽厚的脚。在爆发性的、短距离的运动中，它们显得不那么灵活，甚至有些笨拙；就像我整个人一样，在平静的氛围下，我常常是个庸人。但我知道，我的双手和双脚是极有耐力和后劲的，在长距离运动的后半段、在无论怎样的世事变动中，我相信自己依然会有支撑的耐力和向前的后劲。
123、评分交锋 [本章字数：1391 最新更新时间：2o13-1o-18 22:2o:o2o]
队里有五辆牛车，与胶轮的大马车不同，那轮子是铁条箍的木轮，老乡称之为花轱辘车，用牛拉的，你说能快吗？
所以，赶花轱辘车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头，是生产队里的二线活。
平时这些赶牛车的老头由贫协主任带着，倒也不用我担心。
可是有社员反映，赶牛车的一天要挣一个半工，15分，比上大田干活的青壮年还多，这不合理。
开队委会时，我把问题在会上摆了出来。
贫协主任刘承新马上追问：“提意见的都是谁？”
我避开是谁这个问题，说：“不管是谁，我们就事论事。赶牛车的要比下大田的壮劳力多半天工分，会不会影响一线生产的积极性？”
队委会其他成员碍着贫协主任的面，沉默。
老吴打圆场：“那就13分吧。”
我说：“还是多了一些。”
刘承新看着我说：“多什么？我们要比大田的人晚下班一个小时呢！”
几个知青队委忍不住了，笑着说：“那是牛车走得太慢，就算晚一个小时，12分也到顶了。”
刘承新不高兴了，把手一挥说：“那也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说：“这样吧，晚上正好要开社员评工分会，就放到社员会上讨论，由大伙一起来决定吧。”
晚上，社员一听说讨论牛车工分，几乎异口同声喊：“1o分！”
现在已经进入春忙，在大田干卯子工的最高分是12分，二线活给1o分是正常的。
我问几个赶牛车的老头同不同意？他们支支吾吾地说：“大伙说了算。”
刘承新显然不满意，脸都挂了下来，但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抽着自己卷的大喇叭烟，什么也不说。
接下来进入每季度一次的工分评比。
评工分是最令人挠头的事，本来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评不好就会结下梁子，见了面像仇人一样。
现在是四月份，评的是一季度的工分，整个评比很不顺利，一直评到半夜。
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身强体壮的王加顺和李树田两个人有意见，他们一冬天大部分时间没出来干活，就像小丫说的，是“在家里猫冬的大老爷们”。见自己被评了二等工，他们面子上下不来，不服气地争起来。
见他们争了好半天，知青李国明和王晓晗站起来说，自己被评上一等工太高了，主动提出降为二等。
这一下会场鸦雀无声。
国明自从上海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大田干活从不叫苦叫累，打场时经常加班加点，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所以被评上了一等工。
王晓晗是女知青，负责科研，但一冬天都在一线刨粪没歇过一天，备耕时又起早贪黑测量土质，再根据种粮品种，制作了不同地块的施肥表格，使今年购买化肥针对性强，生产队资金用在了刀口上，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在队里是少有的几个被破例评上一等工的女知青。
大家没同意他们自愿降等的请求，而是拿这两人与争工分的人比了起来。那两个大男人自觉没趣，坐在那里再也不发一声。
本来，生产队一把手这活就不太好干，现在，为评工分的事，我又把自己顶在了风口浪尖。当然，我并不害怕，无论我得罪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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