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本，还有那颗鸡蛋大小的白菜心。
我把白菜心放在口里，在我舌齿的挤压下，嫩嫩的它，分泌出甜甜的汁，慢慢地滋润着我的嗓子、滋润到我的心。
怎么还闻到一股焦味？。
下雪了，山火应该是不会再烧了，我翻个身又想睡下。
可是焦味越来越浓，我心中不安地惊醒过来，推开小屋的门来到大间，发现晨曦透进窗户，做食堂的何雨琴已经来了，生起了火。
灶坑里的豆杆燃烧得正旺，轻轻的炊烟划了一道圆弧，平静地悬在半空，慢慢弥漫在食堂里。
144、顶住压力 [本章字数：1267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16 o8:54:28o]
大火之后，知青点彻底从清真寺搬了出来。
在这之前，知青沿着江边盖了三幢房，已经不再在清真寺住宿，只留下清真寺的偏房做食堂，现在连食堂也搬了出来。
可恨的是大队武装民兵排长林石海，最近公社组建了一个基建连，把他调去当连长，他说要在清真寺设立连部，盯着我要知青点拿2ooo元给他，修补屋顶烧坏的那个偏房。
我真弄不明白，他在公社大院里随便找间房就可以当连部，为什么偏偏要看中清真寺？这不是存心吗？
我以水稻打场交粮太忙，拖着没理他，他就天天拿回族老乡来吓唬我。一直拖到下大雪，没办法修屋顶了，这件事才暂时搁置了。
不过，水稻打场确实很忙。
今年生产队种了四十垧水稻，长得还不错。场院里堆成山的稻垛上，挑起的个子沉甸甸的，马绳口淌出的稻粒黄澄澄的。
可是等轮到最后十垧地的水稻运到场院里时，挑起的个子轻飘飘的，马绳口里淌出的一半是水稻一半是稗籽。
大家都知道，这十垧水稻地的技术员是顾本产。
此人过去是地区干部，因在经济上犯错误，被革职到古城中学当老师。然而祸不单行，在一次赶车上山为学校砍柴时，又摔断了腿，成了残疾人。后来又因账目不清，直接被贬到生产队当农民了。
他是个老光棍，天天瘸着腿去大田里干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他也算个有文化的人，天天干活时带着书报，只要有空，他就百~万\小!说看报，也不跟人啰嗦。
我见他有文化，今年春天就让他当了水稻技术员。生产队种了四十垧稻田，他管理其中的十垧。
水稻技术员这活，是要点文化的。比如土地平整测量、生长期水量控制、灌浆期的防霜，等等。
原指望他能结合书本知识，在水稻种植管理上做得更加细致到位，甚至还能有一些小创新。
但是我忘记了他的一大弱项：他是一个有污点的人。当时的大环境下，一个有污点的人，一般都活得很窝囊。
叠稻埂时，有人偷工减料，他不敢指出。撒稻籽后一放水，他管理的二里长的几十排稻地，一夜之间，从头到尾，稻埂全部被冲垮。
放水灭稗草时，其他水稻技术员欺他胆小，堵了他十垧稻田的进水道。结果，稗草没淹住，长过了水稻。
年底打场脱谷，他的十垧地收了一半水稻一半稗籽。社员边干活边骂，骂他，也骂我，还有人又将此事上纲到“依靠什么人的阶级路线”上去了。
顾本产觉得连累到了我，在路上见到我，害怕得低下头，一瘸一瘸而过。
我确实压力很大，甚至很后悔用了这么一个水稻技术员，让集体蒙受了重大损失。
怎么办？再让他一瘸一瘸地回到大田去？我倒是解脱了，但此人这一辈子就生活在失败的阴影中，再无出头之日。
我不想这么做，反省自己的用人之道，我也有教训要汲取：光想到发挥别人的长处，没想到还要弥补别人的短处，在用人上存在很大的欠缺。
我与同样担任水稻技术员的刘金鹏分析，此人有干劲肯拼命，也有悟性会汲取教训，如果支持他在管理上敢于把关，还是大有希望的。
我对刘金鹏说：“为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就再冒一下险吧。你去转告顾本产，就说我的意思，再让他干一年，失败是成功之母，看他有没有信心。”
刘金鹏那晚回来对我说：“顾本产哭了，双手拍着炕桌号啕大哭，我从来没看到有人这么哭过。他说做梦也没想到队长仍旧信任他，他只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也为信任他的人打一个翻身仗。”
145、冤家路窄 [本章字数：1726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18 oo:42:o5o]
1975年底，打完场交完公粮之后，县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四级干部会”。
这次四级干部会议开会前，要求各队都必须准备一份十年来集体经济发展的数据资料。我们生产队十年来的数据如下：
1966年以前，集体固定资产2万多元，包括物业：一旧仓库（约2oo平米）一排旧马棚、一旧马号；无一匹机动动力和像样的农机具，老牛破车嘎达套，最高年产量27万斤；人均最高年收入87元。十年后至75年，固定资产135万元，全部动力87匹马力以上，拖拉机、抽水机、排灌机（田间非田间作业机具）几十种，最高年产量82万斤，人均最高年收入23o元。
其实，上述资料中“1966年前”的状况一直到1969年时都是一样的。生产队集体经济跨越式的发展是从1969年大批知青插队时才真正开始的。
可是上级要求资料在时间上的划定一定要以文革为界限，我们一下子也没弄懂为什么。
直到县里开会后，我们才知道上级要这份资料的用处：肯定文化大革命，反对右倾翻案风。
四级干部会传达了**主席的最新指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不用说，大家就知道是指。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将近一年后，又被不点名地批判了。
全县从县、公社、大队到生产队，四级干部到会的有16oo多人，在县城开了整整19天会，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听说这是历年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全县当生产队一把手的上海知青不多，作为这样一种身份，会议开幕式时，我被特意安排在主席台最后一排就座。
直是冤家路窄，当我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来时，看到紧挨着我的竟然是四年前命令手下抽去我的皮带、把我关进牢房的人――县公安局军管会主任。
他还认识我，并朝我笑了一笑。
我略微点一点头，自顾自坐了下来。我一直不知道当年他关我十天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他现在也无法解释而我也不需要听他什么解释了。
四年前，天真单纯的我们，从刺眼的阳光中走向暗处，就象得了夜盲症一样，摸不清方向，被人恶意耍弄，还要斗私批修，总觉得是自己有毛病。
四年来，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之后，已经学会了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前方，能利用哪怕是一丁点的微光来看透周边都是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人们在顺境中往往会眼光短浅，在挫折中却能预见未来的原因。
我不会再像四年前那么天真幼稚地对所有的人都抱有信赖，心里十分清楚不同岗位的人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
我的点头只是想保持一点做人的风度，其实心里对身边这个浑身冒出烟酒味的家伙感到恶心得不得了。
好在只是一个开幕式，时间不长，我还能忍住没反胃。
会议尽管开了有史以来最长的19天，但处在偏远边境的人们，对正在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中心城市那样的热情。尤其对与会的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已经是年底了，粮食、种子、化肥、年终分红才是最为关心的大事，大家都归心似箭地等待散会回生产队去。
回到生产队，接到母亲十天前来的一封信，说她本月去北京开会，可能会抽空来我下乡的地方看看。
父母在一年多前，已经被“解放”，从位于奉贤的“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市区单位，走上了工作岗位。
去年，母亲乘出差南昌的机会，就去了哥哥所插队的江西农村探望，她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儿女呆过的地方都要去看看，所以这次到北京开会，就想抓住机会来黑龙江。
我们大队2oo来个上海知青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海的家长来探望过。
今年夏天有一个例外：第二生产队有一个知青在黑龙江里游泳，钻到轮船的底下，再也没上来。七天后，在1oo多公里外的逊克县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父母赶来了，直奔逊克县，把儿子就地埋葬，又伤心欲绝地从逊克直接回上海了。
严格地来说，那可怜的父母在生产队一天也没呆过。
我看了信非常高兴，母亲要来的话，不光是全大队，也可能是全公社知青家长中唯一的了。但我也十分担心，因为北京到哈尔滨，再到我下乡的地方，远远不是抽空就可以来看看的，那得赶多少路转多少车呀！
信中，母亲还报了两条喜讯：
哥哥今年已经被推荐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大学了。至此，我家只剩下我不在上海；
大弟已经被批准入党。说来惭愧，参加工作的四兄弟中，三个都是党员，只有我一个进步太慢。
果然，紧接着母亲在北京又来了一封信，说会议结束后只有二三天的空，来回黑龙江不可能了。
我企盼的心，重新归于平静。
146、零下43度 [本章字数：1621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18 o8:38:29o]
还好母亲没来黑龙江。
不要说是北京，就是到了哈尔滨，还要向西北行6oo多公里，才能到爱辉古城。尤其翻过小兴安岭后，就算是西伯利亚地貌了，冬天，那可不是一般南方人受得了的。
已经到了三九严冬，整整刮了三天大风，昏天暗地，地上的积雪被刮得飞扬起来，大地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白茫茫一片。
地形也被重新安排了一番，玻璃窗被厚厚的雪、厚厚的霜封了整整三天，人们一进屋就如同与外世隔绝，连眼睛的视线都溜不到那风雪呼啸的天地了。
不要以为这里的农民一到冬天便坐在暖炕上磕瓜子喝老酒，像熊瞎子一样“猫冬”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插队五年来，我除了回上海探亲，从来没有在冬天闲过。
更何况前些日子县里又开了个紧急电话会，要求春节前大破“猫冬”思想，掀起以改土增肥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嘲。
我们队里，除了修理花轱辘大马车、石头场采石安排了少量人手外，其他人马都集中在南北两个高温造肥点，昼夜不停制造颗粒肥，还有刨粪送粪……每天的活儿都安排得满满的。
昨天夜里，我们就趁着月光，组织3o多人，人拉着车，把场院里清理出来的打场芠子拉到高温造肥地点。
自从有了手扶拖拉机后，除了蔡景行、汪永德，我也加入了开手扶送粪的加班，每人8小时轮流干，反正那手扶就是干不死的马儿。由于白天我要处理队上的一些事，夜里的活儿就由我来干。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两天是最冷的天气，气象预报说有零下四十三度，夜里开手扶顶着风雪那就更冷了。
我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皮帽、皮衣，大头鞋里的毡垫我就塞了七层。可是西北风迎面刺来，就像割脸上的肉一样，浑身也冻得冰凉。
我冷静地操纵手扶：换挡、加油、扳离合器、脚蹬方向轮，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四下里黑漆漆的天地。
天亮了，我下班走在路上，碰到了常永石。他原先是我们队的当地回乡青年，后来靠他老子在公社当官，弄到了公社中学教书。只见他裹着一件上漆的黑皮大衣，戴着毛色发亮的貉克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
我确实穿得有点怪，一件半长不过膝的光板羊皮大衣，肩上破了一块，用了块白胶布粘上，皮领子也坏了，露出白衬，没有扣，用一根自己搓的麻绳在腰间拴上。
我没理他，回到知青宿舍，我脱去这件皮衣，再脱下大头鞋，发觉七层毡垫和袜子冻得都粘在了一起。我用手搓暖了僵硬的脚，一头倒在炕上睡着了。
一直睡到下午才醒来，听说去岗子拉煤的人马回来了，不过有一匹马在西三加子那儿趴下，要队里组织四五个人去弄回来。
等我赶到队里一看，杜义田已经把马车套好，还来了不少车老板。我想跟着一起去，他们把我推了下来，说保证把马整回来，让我放心。
不去就去吧，反正我也闲不着，去走访了几户社员。一家是生病在家没出来干活的，一家是父母带孩子去黑河看病，家里只剩下几个“萝卜头”的。一家是上次评分低了点有些情绪的。
说来也怪，第二天早晨，风嘎然而止，太阳温暖地俯射大地，窗户上滴嗒了一会，霜雪便化得干干净净。绝好的天气，引得人们心情也有了几份快乐。
谁知晚上，又飘起了小雪，我找肖明去打扫一下知青点空着的房子。
过两天县里工作队要来队里，正好冬天很多知青回上海探亲，空房有的是，安排工作队临时住没什么问题。大冬天的，也别让工作队的人一日三餐都跑知青食堂了，知青点的宿舍都有单独的锅灶和火墙炉子，队里只要安排个人，拿点米面油菜，就可以给他们就地开伙。
一出门，肖明就叫道：“下雪了，不去了。”就几步路远的地方，下雪怕什么？我不理他，顶着细雪在前走。
到了门前，他见我站着不动，便上前推门，锁着。他又叫道：“门锁着，算了吧。”我没睬他，从兜里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如果连这点准备都没有，那还叫队长吗？
不知怎么搞的，灯泡不亮，他又一个劲地嚷嚷：“肯定不行，回去吧！”
我一遍又一遍，固执地拧着灯泡，他在一旁不耐烦地吼着：“你就是倔，非要失败才肯回头呀！”
我一声不吭地继续，灯终于亮了。
一切条件都具备后，他无话可说，见我抱柴禾烧炕，他拿起了扫帚扫炕，嘴里不服气地嘟嚷着：“是老天助你，要不然不会这么顺利的。”
147、酒后失言 [本章字数：1613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19 1o:o3:31o]
早上去生产队分工，突然听到了哀乐，广播里报周总理逝世了。
我一下子呆在那里，简直希望这是一场梦，还没醒的梦、可怕的梦。但愿等我醒了一切还都像过去一样。
可是我拍拍自己的脑袋，那哀乐声依然在响，我才意识到这是真的，是真的现实。我十分爱戴的尊敬的总理，与我们永别了。
没有上级布置，老乡晚上开会时自发在政治文化室为周总理设了灵堂，挂起了周总理的像片，向像片三鞠躬。
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地区工作队派驻到了生产队。他们一来就传达了上级精神：当前主要任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生产队班子整顿与整风。对周总理的逝世，各单位自己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佩戴黑纱白花，等等。
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对这么多“不要”有点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上级对丧事简化是一种新的做法。
工作队来了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关心的仍然像往年一样，是“算盘响，换队长”。那天是周总理的“头七”，我的心绪不好，下午收工后，到贾大爷家里喝了一点酒。边喝着酒边谈周总理的事。
喝完酒，我习惯性地一个人又去队部场院看看。
喂马的饲养员值班室里，早有两个工作队员在等着我，开口便责问我为什么今晚没安排社员开会？
我真的是忘了安排开会的事，我借着酒劲说：“喔唷，忘了。今天太累，明天再说吧。”
那两个工作队员严厉地批评我：“这是政治态度问题，你这样下去要犯错误的。”
我心里的闷火一下子发作了，想起几年前老吴副队长背着工作队说过的话，我今天就当着工作队的面说了出来：“你们精神倒蛮足的么！这样，明天你们吃在知青食堂，白天下地和我们一样干活，晚上我就陪你们一起开会。”
他们看着满身酒气的我，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起昨夜的酒后失言，我突然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哪怕是酒后说过的话，也不能不算数。
我早上去队里分工时，撤下了给工作队做饭的娘们，还让车老板套了一辆马车，把给工作队安排的大米、豆油和菜给拉到了知青食堂。
晚上收工回来，我看了看工作队住的宿舍，没人了。
听说他们把我告到了公社，告到了县里，还告到了地区。
唉，怕什么？不就是个队长嘛，换就换啦，国家总理还换人了呢！我觉得与总理比起来，知青就是一些小草，算不上什么。
无风无雨的日子里，没人会注意到小草无力耷拉着的身躯；风吼雷闪的日子里，小草也只能在扭曲中压抑地发出喊叫；如果给小草一点露水，它们会欣喜若狂；但如果给小草一点火星，它们就有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怀着一种无名的火气，还有一点忐忑不安的焦躁，我等待结果。
可是等了好多天，没见动静。
大队郭书记那天通知我去参加公社召开的边境工作会议，顺便告诉我：“你们队的工作队撤了。”
我问：“那队长选举的事谁来弄？”
郭书记说：“你们自己先准备起来，到时候大队来人。”
这天的公社边境工作会议，通报了有关方面最近汇总的在东北、华北、西北的内潜外逃情况。其中东北方面，苏方向我派潜特务的频率和人数十分罕见，而且由于防备不够，有两名武装特务竟然潜入了北京，会议因此对加强边境地区的管理，提出和重申了若干规定。
一、 严守国界。双方边境线已定界一致的地方严守，不一致有争议的地区维持边境现状，保护国界标志，发现对方私立、移动国界标志要保护现场，进行拍照，及时上报；保护界河河道和航运，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国土，防止水土流失。国界问题应报中央解决，不准任何人擅自处理。
二、 不主动惹事，不挑起冲突，如对方挑衅，应根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不后退、不示弱。区别对待人民和政府、决定政策的人和执行的人、事物不同的性质和情节，斗争时把矛头指向领导集团，主要指挥者、行径恶劣者。
三、 我军民在争议地区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还应按原来进行，未经批准不准扩大和缩小。若对方干涉，应进行说理斗争，僵持不下时，形势不利可保留权力暂时撤回，等对方撤回后再上。若对方军民越境，应讲明道理劝其返回，若不讲理不准殴打、扣留，让边防部队解决。
从中可以看出，周总理的逝世，不光引起世界各国的官方表态，还引起了一些国家情报机构的暗中刺探。
148、纸上谈兵 [本章字数：1747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o 18:39:o8o]
想想自己平时得罪了不少人，可选举那天，却十分顺利，我成了这个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连任的队长。
有了这个连任，就有时间来干一件一直想干的大事了。
事情还要从倪智刚说起。
前不久，我接到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里面还画了一些草图。
信是已经转点到浙江的倪智刚写来的。在生产队五十多个插队知青中，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默默无声。
劳动中，他不会一马当先地争第一；学习中，他不会慷慨激昂地谈体会；交往中，他不会猛拍胸脯夸海口。当然，他也不会因派他的活儿苦而抱怨，不会因伙食差而不满，不会因不受人重视而不快。
大部分的时间，他是独自一人在种试验田，捣鼓那些被称之为“92o”的菌种肥料。所以，在生产队、在青年点，很少听到他的声音。
即使回到了集体宿舍，他也是独来独往，在这个集体里听不到他的争吵声、打闹声，甚至高兴的或不高兴的声音。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生产队插了四年队，然后安安静静地转点去了老家――浙江的一个农村，继续在那里务农。
插队的四年里，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可以让别人作为茶余饭后谈笑的故事，而倪智刚，人们几乎找不出可以议论一下他的故事。
在这封长达四页的信中，他谈了对生产队远景规划的建议：
1、 把北面的沙土地合并，在江边的清兵大营遗址上辟出蓄水池；搞个抽灌站，把黑龙江水抽上来，以水治土。
2、 把西面的地也合并成大块，除换茬种水稻的地外，其它地块也要利用宋集屯水库的渠道，实现旱时灌溉，涝时排水。
3、 缩小水稻面积，扩大小麦、黄豆面积（列了一堆农作物的种类和分别的产量），提高产量和收益。
4、 科学实验要以小麦为首要，而且要以改良种子为重中之重。
5、 对所有土地进行成份测量，再根据所种庄稼实现科学施肥。
信中，他提到有一年地区农林办的技术人员曾经对北面沙土地进行过考察，说那片沙土下面是黄粘土，存得住水，可以提江水上岸，如果水田旱田轮番耕作，最终能达到用水改土的目的。
我的前两任队长也都尝试过在那里打井，但都是在夏秋季。
第一任队长挖了个深不到三米的口，因为是在江滩上，松软的沙土塌了，以失败告终。
第二任队长做过木匠，在沙滩这个塌了的旧井里，做了木头的井壁来支撑，但挖到近四米，沙土里冒上了水，又作罢了。
倪智刚说自己后来又跟地区农林办的技术人员去那个废井处测量过，得出的结论是：要想保证足够的水量，必须把井垂直打到9米深，这是与江心最低水位时相同的位置，然后还要再在9米深处向江心排下2oo多米长的水管，引江水入井。
他详细地在信中画了一张如何从黑龙江里提水上岸的草图。
显然，这个活，在春夏秋季都绝对干不成。
只有在冬天，在零下三四十度、沙滩冰冻、黑龙江水位最低时才有可能成功。
倪智刚在信中承认自己是个空想主义者，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当时的队长这么干那么干。现在自己人在浙江，可脑子里天天想着仍在边境线上的黑兄黑妹，只好在信上纸上谈兵，也算是了却自己一个心愿。
他在信尾说：“如果你不想这么干，或者觉得我写得没用，那么，在上茅坑时，就拿这几页纸擦屁股去吧！”
看到这句愤慨的话，我笑了。信纸擦屁股，能得劲吗？
我把倪智刚的几页信纸摊开在会议桌上，烟雾袅绕中，队委会开始了争论。
这井打还是不打？大家意见并不一致。
老吴提醒我：“现在打井白搭工，明年根本使不上。”
我知道，井打出来后，还要花很大的力气筑渠，开春离现在才三四个月的时间，指望它明年提水在沙土地上种水稻，当然是来不及了。
我说：“明天使不上，还有后年、大后年，打井要解决的是长远的事。”
老吴不以为然地冷冷一笑：“后年？谁当队长呀？你今年把工搭上了，也不能算到后年的账上去呀！”
我明白，每年换队长形成的思维习惯就是：每任队长只算一年的账，从来就没有长远的打算，谁都想把当年工分的钱做得好看点，而不愿意为将来的发展投入人力和资金。
但如今队委会9个成员中，6个是上海知青，个个都是愣头青，想干点事儿的。大家对老吴说：“你的意思是队长就不能连任三年四年？”
老吴“嗨”了一声，想说什么又不说了。
几个知青队委分析了以前两次打井失败的原因，在倪智刚来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建议：清理旧井，购置水泥涵管，利用北大营颓废土墙筑水渠，在冬天时开挖连接江心的地下水道，争取在爱辉沿江建成第一个“提水灌溉工程”。
我说：“这样吧，这个工程要投入很多资金和劳力，今天先议个方案，不着急定下来，还要再听听社员大家的意见。”
149、老农三劝 [本章字数：1717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1 o1:31:11o]
喜欢春天的人要警惕不要流于庸俗，沉迷在新鲜嫩绿和万紫千红的假象里，最终在潮湿温暖中发霉腐烂。
喜欢秋天的人要警惕自己脱离百花，得意于孤独自赏和自鸣清高的风头里，将生命凋零在冷漠的摧残中。
像打井这样的大事，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刚愎自用，我要听到真实的声音。接下来几天里，我带着打井的规划走访社员。
除了对生产队各管一摊的骨干进行个别的征询意见外，我还特地到各种劳动现场听取大家的群体反映。
今年县里开四级干部会，要掀起冬季挖“泡子泥”改土的热潮。爱辉古城在西边衙门沟外有一片泡子地，大部分青壮劳力在那里挖泡子泥。
对我们生产队来说，北树林往北沿黑龙江的坡岸，有1ooo多亩兔子不拉屎的沙土地。这一直是生产队的心病，我们挖“泡子泥”的目标就是要改造这片沙土地。
工地上，铁镐打开了冰冻一米多的沼泽草甸子，底下全是腐烂后沉积多年草炭土，老百姓称之为“泡子泥”，它们就像沤烂的牛粪一样，黑乎乎的，却散发着醇厚的香草味，在零下三十来度的冰天雪地里冒着热气。
被铁镐打开的面积越来越大，突然只听得“澎”一声，冰层裂开了一道缝，地下冒出了一尺多高的泉水，哗哗的泉水流淌在被打开的草甸子里。我怕这水要淹没已经挖出的“泡子泥”，赶紧调来马车拉“泡子泥”，往北面的沙土地里运。
休息时，我和大家聊天：“从西边到北面十几里地，就凭队里这几辆马车，一冬能往沙土地里送的泡子泥实在是杯水车薪呀。”
杜义田说：“你们插队前，这里土地多，大都采取轮种的办法，种一年地，撂一年荒，土地自然肥沃，北面沙土地也就种些饲料粮啥的，没当回事。后来土地不够用了，想打井提黑龙江水改造那片沙土地，可惜都失败了。”
我从兜里掏出倪智刚画的图纸给大家看：“以前的失败是因为方法不科学。要想成功，就得在冬天干。”
大家围上来看了直咂嘴：“小倪人走了，心还想着这儿，画得这么细呀。”
有人说：“要能干成的话，可去了我们生产队一块心病了！”
到底是青壮年人，有点激奋，七嘴八舌地建议：“与其在这儿挖泡子泥，还不如马上组织打井突击队，干它一个冬天！”
第二天中午，太阳暖暖的，我坐在场院喂马的伴料槽上，和造高温肥的几个老农唠起了打井的事。
我说：“从黑龙江里提水成功后，第一年在江边的沙土地上种2o垧水稻，第二年除了把上一年的水田翻种成旱作物大豆外，再种4o垧水稻，第三年延伸水渠过公路，把公路西边最旱的沙土地也逐渐变成水田。”
几个老农习惯地蹲着，抽着大喇叭烟，烤烟味弥漫在空气中，还有他们身上的土炕味和汗水味，他们说：“要能解决北面沙土地的旱，这可是百年大计呀。”
我说：“只要把水从黑龙江里抽上来，将来即使是旱地也可以搞喷灌，我们还可以把最后扎根留下的知青移居到北树林，对提水站和喷灌实行就近管理。”
在我的心里，一直看好北树林这块风水宝地，那里是爱辉古城的龙头，江边可打渔，林里可种蘑菇植木耳，景色和环境都要比古城里强多了。
老农听了都笑起来，不过他们没有像青壮年人那样激奋，一个个慢条斯理地对我有好多提醒。我归纳成三点：
1、要把打井的规划变为大伙的愿望，变成队委班子的统一意见。
2、不要怕有人说这是出风头和蛮干，在改变生产队面貌上，总有一些懒汉懦夫思想的阻挠。
3、向上级汇报计划，争取更多支持。
我在向大队党支部汇报打井这件事时，书记郭木森却把话题转移到了对我入党的考察，向我提了很多意见，其中特别强调了“不要好高骛远。”
大概这就是他间接地对打井这件事表了态吧。
我开始整理各种不同的意见，发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对打井一事表示了犹豫和否定的人，都是在一定位置上的干部，或多或少在为我个人名利考虑，他们是为了我好。而支持和肯定的人，大都是普通的乡民，他们希望改变生产条件，对自己将来的劳动和生活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和希望。
再次召开队委会，我明确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生产队连家庭妇女都算上，才12o来个劳力，4ooo亩土地中五分之二是沙地。我们是每年冬季用全部劳力挖泡子泥，做一件永远也做不完的事呢？还是集中力量，在江边打井，提水上岸，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
我已经到地区农林办确认，按照图纸的设想和施工的季节，我们能够把打井的事在今天冬天完成。现在是树立必胜信心、顽强斗志和耐久毅力的时候！
没有人再表示反对，队委会决定打井今冬开工。
15o、江滩摆阵 [本章字数：1547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2 1o:o7:41o]
打井土建技术由云龙负责，团支部组织起青年突击队，我们打着红旗上了江滩，打响了提水上岸的攻坚战。
爱辉古城有那么多水井，但没有一个是在冬天打的，更不要说在寒风呼哮的江滩上打井了。
你想想：铁镐对石卵，那是火星对火星，三下两下，镐尖就秃，这活真的没法干。倪智刚之所以在信的最后愤慨地提到茅坑和擦屁股，就是他认定没有人会下冬天打井这个决心。
但在我的脑海里，这只是北面以水改土的一个开始。作为整体水利工程的第一步，就是用一年时间，打井筑堤，把黑龙江水引上岸，明年在沙土地上种上水稻；不远的将来，则要铺设活动喷头，对易旱的沙土地进行“人工降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结束北面沙土地冬天拉泡子泥、夏天挑水抗旱这种劳民伤财、劳而无功的形式主义。
大队郭书记担心我“好高骛远”，是怕我费劲不讨好，到头来落下一片责难声。但既然知青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总得有自己的活法有自己的目标，哪怕失败我也认了。我相信无论在怎么样的艰难处境下，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去寻找生活的希望，这是年轻人的天性。
云龙带领七个人，在只有2米多深的旧井上架起了吊架，刨出了旧的木头井壁，换上了直径15米粗的水泥管。然后两人一组轮流下井，刨去冻层，继续下挖，边挖边下沉水泥管。经测量，这个竖井打到冬季江水最低水位，要9米深才行。
竖井的作业直径是2米，非常狭小，下井作业的人必须脱去棉袄棉裤。他们的汗水冒出井口，成了白色的蒸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凝结下，迅速化成细霜，升腾在空中五六米高，散落下来，在井口四周形成了一个白圈。
青年突击队2o多人负责在沙滩上开挖江心到井口的渠道。
这是因为怕沙滩塌方，从9米深的竖井底部延伸到江心这一段的引水渠道，必须从江滩上打开，然后埋下直径o6米的水泥管，工程长度在23o米。
寒冬季节，江滩上的卵石和沙土冻层达到近17米。十字镐砸在卵石上冒出火星，飞出的碎片把突击队员的脸都击出了血。三镐下去，镐尖就秃，几乎没有谁的手掌虎口不被震裂的。
为此生产队为每人准备了两把大镐，还派出一人驾着花轱辘车，每天专门把工地打秃了的镐，送到古城铁木社碾镐尖。
我和好多上海知青一样，放弃了回上海探亲。
和农场兵团知青不同，不知什么时候，在黑龙江插队的知青，两年回一次上海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约定。
因为农场兵团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探亲有路费，假期有工资。
而插队知青靠挣工分过日子，没有什么假期，也没有什么路费。两年回上海探亲一次，不光可以省下路费，而且也可以在上海待上两三个月，玩个痛快。
今年冬天，一些本来应该轮到回上海探亲的知青留了下来，就为了打好这口井。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