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4o天，我们在江滩上顶着呼呼的寒风，不知敲秃了多少铁镐。
当竖井的大水泥管和引水渠道的小水泥管在9米深处接通的那一天，云龙却爬不上井面了。
大家在井口吊架上放下运土的柳条筐，将浑身汗水湿漉的他从井底吊起后一看，他的两条腿关节受寒发炎，已经肿得比大腿还粗。
我说：“早几天就看你走路不利索，怪我不细心，没顾得上问你一声。”
云龙笑笑说：“怪就怪自己这腿不争气，年纪轻轻的，却老寒腿了。”
我让人把云龙搀扶到花轱辘车上，让他回去，这几天不要上班了，好好休养一阶段。
工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在打开的23o米渠道里，铺设引水涵管。
铺设完毕后，为了防止江沙堵塞水泥管的进水口，我们在进水口上压上几块巨大的石头。
我们把挖开的江滩重新填平，我们撤下了竖井上的吊架，青年突击队的一片欢呼声回响在冰封的十里江面上。
当倪智刚纸上的那幅图终于成为现实后，我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那封信了，包括那幅图。生活中有些事真的就是这样奇怪，随手摆放的东西总在眼前晃悠，而随身带着的东西却无影无踪了。
我想写信告诉倪智刚，那封信决不是我去茅坑时擦屁股用掉的。好在我们已经用血和汗将它“画”在了黑龙江边，它可以为我作证明。
151、彗星猪头 [本章字数：1595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3 o9:28:o1o]
江边打井初战告捷后，备耕开始。
我带领九人去9o里外的陡沟深山里砍材料。共三辆马车，表面上任务是砍4o车柴禾，实际上是想在其中砍几车做农具的材料。计划将从山上砍的柴禾倒到陡沟的屯子里，再由大队28胶轮运到生产队。
上山9人有一名4o多岁老乡，他的任务是“参谋”砍些什么样的材料；其余人都在25岁以下。
车到西岗子，我们上林业站换了介绍信，交了砍柴钱。下午四点多到达目的地，路上一切都很顺利。
陡沟不是个生产队，只是一个有十来户的道班所在地，今天一下子上了各队来砍材的1oo多人，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尽管我们已经事先派了一人来联系住处，但见到他时，他无奈地摊开双手：“真的没地方住了。”
这在我的预料之中，幸好比我们更早到陡沟的三队老乡已经找到住处，他们情愿搭地铺，为我们腾出一间只能住4人的屋子，先将就一夜。
我们赶紧先做饭喂马，只是陡沟的井太小了，这么多人用水，把井也掏干了。打上来的，只是小半桶黄泥沙水，连房东家的水缸也见了底。
负责做饭的是吴茂财，他把我们带上山的仅仅五斤肉割了一点，炒了一个菜，驱除了大家在困难面前的沮丧。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歌声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热闹。
1o个人，脸没擦脚没洗就躺下了。可怜这个四人炕硬是挤下了七个人，肩挤肩真难受，只好侧着身子睡觉。另外三人，一个把没打开的行李排列在一起算作床，一个在一条半尺来宽的长条凳上躺着，还有一个要半夜喂马，就在外屋的面袋上坐着百~万\小!说熬夜。
我睡不着，脑海里翻腾着：明天，应该首先解决住的问题，然后找好砍柴场地，先捡一二车干柴自用，再打个电话向队里要马草马料。
第二天早晨起来，只见四队的人赶着马车返回了。
他们比我们还要困难，18个人没有地方睡，在别人的宿地挤了一夜，早晨饭也没吃，便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安排好一天的工作后，与肖明骑马去找砍柴场地。
下午，已经住进陡沟小学的城关二道泉生产队，不知为什么也撤回去了，我们赶紧填空，去了陡沟小学校。
有了住的地方，大家心里一下子安定下来。
这所小学校是个歪歪的土房，很小，中间是一道齐胸高的火墙，火墙一边有六张课桌，另一边有一条四米不到的短炕。说它是短炕，是因为它只有不到一米半宽，我们用木头架着两张车厢板这才能躺下。
捡干柴的云龙和国明一直到下午四点才回来，怕他们麻达山，我派老乡小虎和铁旦去找。人回来了，柴禾也有了，吃住的问题总算全部搞定。
晚上，大家打了一会扑克牌，有的还拉起了提琴、百~万\小!说的百~万\小!说、记日记的记日记，感觉都还不错。
早晨四点，我们就起床，穿衣、洗漱、吃饭、套车，吆喝着马爬上了山坡。
冬天的太阳起得晚，还在山背后伸懒腰，只露出一点点鱼肚白，依稀可以见到人的轮廓。
这时，肖明好奇地叫着：“大家快看！”
只见正东方有一个亮点，拖着长长的尾巴挂在天空中。
铁旦昨夜值班喂马，他说：“昨天下午四点多，它就出现了，先是从山坡上升起，很大的一个，淡淡的。然后随着上升慢慢缩小，一直到今天早晨太阳露脸，它就发出了很亮的光。”
大家怪铁旦：“你看到了怎么不早点说？”
铁旦说：“这扫帚星不是什么好东西，谁见了谁晦气，跟你们说了让大家来看？这不好。”
肖明摇摇头说：“这不会是苏联的什么侦察卫星吧？”
我说：“不可能是苏联的卫星，这就是扫帚星，也叫慧星，但说见了不吉利是迷信。”
中午，温暖的太阳把山林照化了，雪水浸透了下半截腿，大家干得热了，脱去棉袄皮帽。
大概是早晨的汤有点咸，渴得要命，我抓把雪塞进嘴里，又有点寒齿。
整个山头，数我们最晚收工，共拉了三车柴禾。
晚上回来，见吴茂财炒了好几个菜，还买了几瓶酒。
我笑了：“怎么，今晚喝开工酒呀？”
吴茂财说：“今天是二月二龙头节，按老乡的习俗，要烧猪头猪脚吃，叫猪头节也行！”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把酒倒上了。
酒这个东西有时不是好东西，小虎喝了点酒叽咯了几句，埋怨炒的菜太咸了。为龙头节忙乎了一天的吴茂财原来一心想听到些好话的，这下不不高兴了，两人吵起来，还动了手。
龙头节，真成了猪头节。
152、与狼对峙 [本章字数：1326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4 o8:47:53o]
晚饭后，我召集大家开会。
大家以为我要批评晚饭时两人打架的事，气氛很严肃。
可是我只是让大家议论一下一天下来，我们有些什么做法要调整一下。
大家一下子话多了起来，有的建议马车停在山坡下的道上，不要进砍柴场地，砍下的柴禾由人顺雪坡搬出去，这样马车能多装点。
有的建议以后一天吃两顿饭，中午不要因为吃饭来回折腾。
4o多岁的老迟干过木匠，他说这两天砍柴时，已经侦察到哪些地方有哪些规格的木料。
正当大家说得热闹时，我面露难色地说：“今天看到了扫帚星，这日子不太好。”
铁旦说：“早上你不是说这是迷信吗？这会儿又说什么日子好不好的？”
我说：“是呀，早上我还不相信迷信，现在我相信了。今天有扫帚星，又是猪头节，这不，晚上就有两个人吵架了？一个扫帚星，一个猪头，碰到一块了。”
大伙一听全乐了。
吴茂财和小虎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吴茂财还想争辩什么，我打断了他：“不要解释了，这儿离生产队9o里，大家既然出来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就是像一家人一样团结。平时老乡和上海知青尽管在一个生产队，但像这样如同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却很少，口味习惯不一样，要多体谅才是。”
大家听了都说是，一起劝吴茂财和小虎。俩人不好再说什么，表示事情过去了，不会放在心上。
正开着会，外面响起了拖拉机的“突突”声。原来，大队胶轮带了2o多袋马草和马料，把喂马的铁旦高兴坏了。我招呼驾驶员吃了饭，又让他们装了一车柴禾回生产队。
已经进山十天了，我们顺利完成了四十车柴禾和三车规格木材的任务。
临走前，老迟不甘心，想往更深的山里去转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木材。
吴茂财说自己来了十天，还没去过山里，也想跟我们一起去。
于是，老迟、我、吴茂财、铁旦四个人，一人扛一把斧子，进了深山。
这是个阴天，山里的雪很深。
老迟说山沟里的树要比山坡上的长得好，于是我们沿着一条小道，摸进了山沟里。
突然，铁旦看见雪地上有熊瞎子的脚印，有点害怕。
我有点纳闷：“这熊瞎子不是要冬眠的吗，怎么会出来？”
老迟说：“冬眠的熊瞎子有时也会出来转转的。”
铁旦听了更害怕：“我们往回走吧。”一边说一边四处张望，生怕哪里冒出那熊瞎子来。
吴茂财却显得十分兴奋，说：“他妈的，我们四人一人一把斧子，还怕一头冬眠的熊？去看看！”
正说着，铁旦压低声音说：“不好，你们看左边的山坡上！”
大家顺着他的目光抬头向左边望去，只见山上密密的白桦林里，有一匹狼站在那里，正冷漠地盯着我们。
吴茂财越发兴奋：“一头熊都不怕，还怕这一条狼？”
老迟有经验，说：“当心，狼更难对付，也许这只是头狼，它后面往往是一群狼呢！”
这下，大家有点心慌起来，想跑。
老迟说：“别慌，不能跑，全部蹲下。它知道我们有准备，不敢贸然前来。”
我们紧握斧头，全部蹲下，与那狼对峙着。它不动，我们也不动。
大概十多分钟后，那狼终于退后，不见了。
我们这才站起。
我说：“砍木料是小事，安全是大事，此地凶险，不宜久留。”
于是四人前后左右各盯一方，往回撤。
到了住宿的小学校后，吴茂财还在叹气：“唉，没看到熊，没打到狼，今天白去了一趟山里。”
铁旦这时感到了安全，一脸的轻松，调侃吴茂财：“你小子，今天白捡了一条命回来！”
老迟闷闷不乐，因为最后一天想寻觅根好料，却没有收获。
我则为此次已经圆满完成任务而高兴，大声叫道：“套车！回家！”
153、贫家长女 [本章字数：1633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5 18:33:52o]
从陡沟回来，在队部卸车时碰到老吴，我俩掐算了一下，这一个冬天，除了青年突击队在北面打好提水井外，改土造肥也取得了历史上最好成绩：马车和手扶拖拉机往地里送了3ooo车泡子泥、2ooo吨的粪肥；老人妇女赶着小车造了高温肥22o吨。
见我笑得开心，老吴嘟囔了一句：“这一冬，工分也花了不少呀！”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是怕用那么多劳力整肥，到年底粮食的增产可能还赶不上工分的增长。
我乐观地对老吴说：“工分挣得多，收入也就多，这账大家还是会算的。”
已经是三月天了，路上的积雪夜里冻白天化，十分泥泞，小麦播种就要开始。
今年队里要种8o垧小麦，大大小小分布在十来个地块。前一阶段我参加了公社科学种地培训，曾经对科研组长王晓晗说过：“今年所有地块必须全部进行土壤速测，以便合理施肥。”
从队里卸车回来，我先去知青食堂，不是为了吃饭，而是想去看看腐殖酸铵肥的发酵加工室。
我和刘金鹏原来在那里的宿舍现在成了王晓晗的地盘，她正站在我们曾经睡过的炕上，用铁锹拌着气味怪怪的肥料。
腐殖酸铵肥，是去年年底开始推广的。把从草甸子里挖来的草炭土，放在炕上烤干碾细，然后在里面掺上煤屑、人尿、豆饼和碳酸氢铵，充分拌匀后加温发酵七天，就成了一种有机肥和无机肥混合成的肥料。
王晓晗是直性子，见我在门外看着，开口一句“回来啦”马上便问：“什么时候开始搞土壤有效氮磷的速测？”
我不着急回答，先反问她：“这个腐殖酸铵肥现在做了多少吨？”
王晓晗说：“已经做了35吨。接下去要加工成颗粒肥，再拌小麦籽，有很多事情要做，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我说：“如果平均每亩施颗粒肥1oo斤，现在这些量可以解决三分之二的小麦播种，已经不错了。明天我来安排三线妇女制作颗粒肥，分日夜两班干。你也停止制肥，开始土壤速测吧。”
她说：“那好，这就是最后一批发酵了。”说完，她跳下炕，带上门走了，扎着的两条小辫一甩一甩，长长的鬓发随风飘起。
6年前的一幅场景重现眼前：
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后，我去同学“小老虎”家告别。“小老虎”在我父母被打倒后还与我来往，曾和我一起对付过周边小流氓对我家的欺负，与我结下患难之交，但他不想去插队，想报名去黑龙江兵团。
“小老虎”的家在一条小弄堂深处，弄堂里的矮平房全是用薄板壁间隔起来的，面积只有三四平方到十来个平方，房顶铺着油毛毡。弄堂里是高低不平的弹格路，十分弯曲狭窄，有时不得不与对面走来的人侧身而过。
弄堂里唯一最大的空间约六七平方米，安装着一只公用水龙头和一间只能站立一人的公用电话间。这是棚户区里最热闹的地方，打水的人在这里来回穿梭打着招呼，洗衣淘米汰菜的也忙里偷闲地聊着家长里短；还有站在电话间旁边等候打电话的人，听着已经在打电话的人大声说家里的事。
这儿的人家几乎没有任何隐私，甚至半夜里的枕头风都能传到隔壁人家去。所以他们大多显得热情坦诚直接豪爽。
“小老虎”送我出家门，路过这个棚户区的最大空间，他指着一个正在公用水龙头旁拎水的姑娘对我说：“喏，这是跟你们一起报名到黑龙江插队的王晓晗，她在家老大，同我姐姐很要好，你以后要对她多多关照。”
王晓晗，圆圆的脸，弯弯的眉，谈不上漂亮，却五官端正，属于比较耐看的那种中国古典之美。
我应承着“小老虎”，其实那时我们刚刚报名，学校还没有把报名的同学分成两个排，也没有宣布我是其中一排的排长。但不管怎么说，答应一下照顾女同学总是应该的。
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们？只见她眼皮都没抬起，拎起盛满水的铅桶转过身走了，扎着的两条小辫一甩一甩，长长的鬓发随风飘起。
我从6年前的场景中回过神来，看着王晓晗娇小的背影，心里想：到底是棚户区苦人家出身的长女，干起活来真是没得说。曾经听别的女知青说，她自己用缝被子的针和线，把脚后跟寸把长的裂口缝了五针，照样出工，听得男知青都目瞪口呆。还有，去年底她和另一位女知青被老乡评上了一等工，可见大家对她干活的承认。
别的不说了，就说这一个冬天吧，35吨腐殖酸铵肥！掺入其中的煤屑和人尿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都是她一个人挑着扁担，到老乡家一点点收集来的。
154、雨夜坟地 [本章字数：1889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6 o8:44:19o]
忙了一冬的35吨腐殖酸铵肥，正在被三线妇女日夜加班，用一种像摇肉糜的机器制成颗粒肥。
小麦8o垧地的土壤速测也已经完成，王晓晗打了一个报告，详细标明了每块地含氮、磷、钾各是多少。
小麦播种开始，王晓晗和我每天带领几个社员，跟着播种机，按照不同地块，在麦种里拌下不同的化肥和不同量的颗粒肥。
播种机扬起的土，把我们罩得就像一年多前在西安发现的兵马俑，只剩下双眼还黑白分明。
一边播着小麦，一边我还惦记着水稻。
前不久，蔡景行从一本南方杂志上看到手扶拖拉机在水田里干活的图片，他就每晚在宿舍里画来画去，说是要造一副能让手扶拖拉机下水的铁轮和刮土压土用的水田耙。
这是让我感到眼睛一亮的事：拉水耙，是种水稻中最累人也最累马的一个活儿。人就不说了，那马要在水里拉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遇到稻池里冒出水面的土，人还要站上木板，使劲将土刮平。
马不是水牛，对马来说，拉水耙要比拉旱犁累多了。再加上我们这个队的地远，除了下水田拉水耙，还要来回拉人，每年种水稻时，队里都要累死几匹马。如果能用手扶替代马匹，不仅能去除马匹使役的一块心病，而且能腾出马匹投入旱田播种，大大加快整个春耕的进度。
蔡景行画好图纸给我看，我说：“我看不懂图纸，也不和你算钱，你直接上公社机管站，一定要在水稻播种前拿出实物来！”
西边稻地叠好了埂，放好了水。
这天，蔡景行开着手扶拖拉机，拖斗上装了一堆他自己车、刨、焊出来的铁件。
来到水稻地头，他把手扶的胶轮卸下，换上了铁片叶轮，说手扶有了这轮子就可以在水里行走了；又在手扶后面横挂上一根长两米的三角铁，说遇到土包就踩下三角铁刮平；最后在手扶后面还挂上一块如三角铁一样长的宽铁板，说有了它就可以把刮下的土推到低洼处。
他开着这个怪物下到水田，手扶果然在水里行走自如。而且12马力的手扶劲特别大，偌大的土包，他一踩三角铁，就像削豆腐一样痛快。削下的泥土被铁板带走，卷起水池里一排浪头，把水稻技术员吓得大叫：“轻点！轻点！”怕冲塌了新叠的稻埂。
老乡看得目瞪口呆，响起一片巴掌声和欢呼声。
这天，撒稻籽的、背稻籽的被手扶远远甩在了后面。而原来每年种水稻，这帮人经常坐在稻埂上，等着马拉水耙。
当晚，我召开队委会，对稻田播种作出调整。只留一个马拉水耙跟在手扶拖拉机后面检漏，两个马拉水滚在撒稻籽前趟水，其它马拉水耙全部撤下，提早进入旱田播种。
另外，还决定手扶不要在路上来回折腾，白天黑夜换人开，做好保养就可。
手扶拖拉机拉水耙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在县里引起很大反响。
那天，县农机科特地组织全县机耕队负责人来我们队水稻地现场参观。蔡景行在稻池里驾着手扶，或左或右，或踩或挡，操作得真是如鱼得水，神气十足。
地区农林办张宝民听说此事，也特地赶到现场，看了后喃喃自语：“一台小手扶，干出大事业，真是没白给这些知青呀！”
4o垧水稻，过去每年播种要花半个月的时间，现在才一周就要结束了。
最后一天，下雨。
我顶着雨开手扶拉水耙，浑身湿透。晚上蔡景行来接班，我对他说：“还剩下最后3垧地，有个大半夜就干完了，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其实，我知道自己脸上发烫，着凉后有点发烧了，担心雨后道路泥泞难走，想坐手扶回去。
雨越下越大，等把最后一块稻池干完后，蔡景行对我说：“今夜雨大，把手扶开到地营子里放着，拆卸轮子和水田耙很费劲，不如明天我自己来弄。”
我知道他是宝贝这些机械，而他却不知道我在发烧。我应了一字：“好。”
俩人步行回家。
从西边稻田到爱辉古城有七八里地，只有土道，泥泞不堪，没走几步，鞋子就沾上粘粘的黑土，越粘越多，腿重得抬不起来了，只好用手抠去厚厚的泥巴再走。
如此反复，俩人筋疲力尽。平时1小时不到的回家路，今夜走了2个小时，才到坟头地。此时大概有凌晨四点了，离爱辉古城还有一半路。我们俩人再也走不动，瘫坐在泥水里。
这片坟头里有清朝一个将军的墓，文革前还有墓碑，后来被人炸掉当石材了。我们曾有几次在秋夜去西边稻田点烟防霜，经过这里时看到过星星的磷火，一帮女知青吓得尖叫。
今夜虽然没见磷火，但风雨大作，刮得坟头旁的松树呼呼作响。我问蔡景行：“怕不怕？”
蔡景行说：“真想就在这里睡过去，哪里还想到怕？”
我把粘满了泥的鞋子脱下来，因为鞋里也灌满了泥，沉甸甸的。突然我对蔡景行说：“我真的是头晕了，穿鞋干什么？光脚走还怕沾泥吗？”
蔡景行也恍然大悟，问我：“你怎么早没想到？”
我没说自己发了一天烧，脑子已经十分糊涂，省得在当下的困境中再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只是振作精神，拎着鞋子站起来说：“我们都傻了呗！”
光着脚，我们在烂泥中滑叽叽地、但轻松好多地往古城的方向走去。
看见了点着灯火的人家，看见了冒着炊烟的房子，看见了东方一溜的鱼肚白……
155、北营筑渠 [本章字数：2o8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7 o9:o1:5oo]
在手扶拖拉机助力下，今年春耕结束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正好，这为我们完成江边提水站的配套工程――修筑水渠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不得不很枯燥地介绍一下北面沙土地的地形。
从瑷珲古城到黑河，有一条与黑龙江并排的公路，把队里沿江的狭长沙土地一分为二，公路东边35o米外就是黑龙江，修筑水渠的第一期工程，就是这段35o米的长度。不要小看这仅仅35o米长度的水渠，修好后却可以解决渠南渠北共68o多亩沙土地的用水。
说来也巧，我们在江滩上已经打成的提水井，其岸上就是当年清兵留下的“北营”遗址。
我又不得不再啰嗦地介绍一下这个“北营”。
1855年，到瑗珲考察的俄国人马克，写了一篇《黑龙江旅行记》，详细记述了当时瑗珲的盛况：
“要塞（指内城）呈四方形，每边长约一百俄丈。整个要塞由内外两道栅墙固定在一排横木上，相互之间距离也是一俄丈。内外栅墙之间有一道高二俄尺的土堤。要塞的每边中间均开着大门，四角各修着塔形突出部，高度与要塞相等。”
“我们走出要塞大门以后，一条相当长而宽阔的大街立刻展现在眼前，据讲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市街。这条市街与河岸平行延伸着。大街的两旁有许多小巷和另外一些街道。至于说这条重要市街上的房屋建筑，则谈不上有任何优美之处。大部分房舍皆为土房，几乎每栋房子临街的一面都是店铺。我们走在大街上，颇有在一个商场里闲逛的感觉，店铺完全朝街开着，连放在货架上的商品都看得清清楚楚。店铺朝街的一面通常都摆一张柜台，把商人和顾客隔开，每座店铺都挂着写有花花绿绿的汉文和满文的招牌，而在木杆上还飘扬着用纸剪成的各种各样的图形、三角旗和龙。所有这些都使市街显得十分奇特。从两旁的房屋上，横着街拉着一些绳子，夜间上面挂着用来照明市街的灯……”
当时的瑷珲，确实相当繁荣，据民国九年的《瑗珲县志》记载，当时瑷珲“人口四万，商贾三千，诚为黑龙江中枢之点。”
在19oo年瑷珲被燓之前，这里有公署衙门、大人府、电报局、税捐局、矿务局、海关、演武厅、街道厅、永积仓、北营、南营、教军场、船库、船坞等机构。
内城有城隍庙、万寿宫、真武庙、文庙、外城有大佛寺、先农坛、昭忠祠、娘娘庙、地藏庙、九神庙、龙王庙、关帝庙等宗教建筑。
其中提到的北营，是瑷珲被焚之后留下不多的遗迹之一，现在被老乡称为“北大营”。
“北营”的面积只有要塞内城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还用俄国人马克的记数方法来换算的话，北营长宽各5o俄丈约1o67米；四周由2俄尺约142米高的土堤围成；面积在1垧2亩左右。
也许因北营里曾经驻扎过兵马，沉淀了不少粪肥，土壤要比周边沙土地强好多，队里每年都在这1垧2亩地里种西瓜，西瓜的质量远近闻名，连3o公里外的黑河，每年都有人专门来这里买瓜。
不过，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北大营里已经种上的西瓜，而是北大营靠南的那段1o67米长、142米高的土堤，可以改造成提水上岸的水渠。这一段土堤的长度，占了第一期水渠工程的将近三分之一，可以省去我们多少工呀！
筑修水渠是最吃劳力的活，由我带着社员干。先易后难，我们先清理“北大营”的土堤，把它整理成标准的水渠，然后兵分两头，一头向江边延伸，约5o多米长；一头向公路延伸，将近2oo米长。
水渠工地就靠在公路边，来来回回的人们看见了口口相传，传到了县长吴隆洲的耳朵里。
吴隆洲，就是五年多前在西岗子水库和云龙对骂，骂完后啥事没有的那位县长。他一向对农业基本建设十分重视，闻讯后来到筑渠工地查看，回去立即发动县机关干部每周日前来帮助我们一起筑渠。
事情弄大了。
周日，两三卡车的干部，百十来号人，自带劳动工具和午饭，呼拉拉地和我们一起扑在筑渠工地上。
那天，吴隆洲也来了，他皱着眉头问我：“听说你还不是党员？”
我回答：“嗯，还在争取中。”
吴隆洲停顿一下，转移了话题：“筑渠是个大事，以后每周星期天你组织社员突击筑渠，县里也会在这一天多派些人手来，估计有十来个周日就可以完成。平时你要抓紧田间管理，不要影响正常的趟锄生产。”
我心中关于筑渠与夏锄劳力怎么安排的纠结一下子被他解开了。
江边提水站的一些后续工作，我交给了蔡景行。他领着两三人在那里拉电线、造泵房，修岸坡。手扶拖拉机的活儿就交给了汪永德，由他带一个黑河知青作徒弟。
为了买泵机的事，我跑了两次县城，第一次定购了一台8o马力的。蔡景行说他查了一下资料，用不着这么大的，只要6o马力的泵机就行，我只好再到县城找水利科换一台。
办完事后，我去县城长途汽车站回生产队，看到好几个来自各公社的生产队队长，因在一起开过生产现场会，大家彼此熟悉。同他们打过招呼后，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参加地区农科所组织去大寨学习的，我们生产队的王晓晗今天也应该到县城来报到了。
这几天忙得，我把这事都忘了。毕竟去山西大寨那么远参观学习，对生产队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总该表示一下重视，嘱托王晓晗一些什么吧？
可这是当天回瑷珲的最后一趟班车，我来不及去看王晓晗了，就写了一张纸条，让这些队长中我熟悉的一个人带给她。那家伙诡异地看了我一眼，哈哈笑着接下了纸条。
其实，纸条上面就一句话：“除了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外，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他们在科学种田方面的经验。祝你一路平安。”
156、恋爱话题 [本章字数：197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8 15:31:21o]
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人中，有一部分人尽管是少数，但却不可忘记，那就是插队干部。
尤其是第一批插队干部，在1969年春天第一批“一片红”下乡的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后，当年的秋天，上海就有一批出版系统和大学的干部也来到黑龙江，并同知青一样，分插到各个生产队。他们在大队或生产队兼任各种职务，同知青吃住劳动在一起。
我们生产队有两名插队干部，来自上海一家大学的叫老邵，来自上海一家出版社的叫老孙，都已经四十多岁。他们妻离子散的，虽然还拿着工资，但却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上海，真的挺不容易。但正是在他们的关心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才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年。
1972年，这些插队干部撤走了一批，到1974年的春天，他们全部回沪了。
以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而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记得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吴、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还有上海外事办的老沈。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受到过大学教育，多才多艺。
就拿上海外事办的老沈来说吧，是来我们生产队几轮干部中唯一女的，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但却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是当时上海外事办有名的才女。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还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上海知青，就连当地老乡都十分佩服她。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我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现在谈恋爱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既然要在农村呆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对她说：“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就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何雨琴也要转到其父亲所在的安徽上海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在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她说：“你要是不考虑，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就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说：“别人能挑走的，那一定不是我考虑的。”
话到这里，她见谈不下去，便说了一句：“你再想想。”自己走了。
大队党支部让我填写一份入党志愿书。
18岁时，我曾经填写过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准。五年后，才有了这第二次填写。
我并不是觉得这五年的时间太长，恰恰相反，由于发生了“醉闹秧歌”、“喂马安排”、“邵家搅局”、“酒后失言”、“稻田用人”等一系列有争议的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靠向技术性的生产干部，甚至有可能一辈子成为党外人士了。
公社武装部长后来告诉我：“吴隆洲县长在最近一次公社党委会上特地问起你的入党问题，要求我们积极帮助知青在政治上的进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让我有了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原因？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数字就“二”。尽管“二”在北方人的嘴里是个损人的数，但我好像无法避开这个数字。小学里加入少先队我是第二批，下乡插队后入团我也是第二批，包括插队，不也是第二次吗？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似乎也是最正常不过的。
我已经习惯了处在老二的位置，但我并不会因此而跟在老大后面混混，我对自己一向有严格的要求。就像两颗子弹，从同一枪膛射出、向同一方向前进时，谁先谁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定位的准确，只要在射出枪膛的那一瞬那，有了oooooo……1丝毫的误差，最终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一颗，会以火热的情绪，扑进敌人的胸膛，实现自己的战斗愿望；另一颗，却会发出怪叫，钻入泥土，绝望地在掩埋中发臭、腐朽。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对人生定位的丝毫误差，都会在以后生命经历中，随着时间的延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别，直至造成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
入党后不久，宣布我为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就如同以前我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一样，尽管不会是第一批，但总是会被吸纳进团队的核心。
王晓晗从山西大寨回来了。
在她去大寨的日子里，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来我们队，向我提出要把王晓晗借调到地区农科所。
我不知道“借调”是什么意思，临时性用人？不需要时再回生产队？或许，“借调”一阵后给个正式编制？然后在黑河嫁人过日子？
我经历过留还是不留在黑河的艰难选择，我不想让那些可能有更好机会的知青陷入到类似的艰难选择中，更不要讲令人心里不踏实的“借调”方式了。
我对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说：“正式调人，我没意见，但是借调就算了，不要耽误她别的机会。”
地区农科所的“借调”就这样被我拦下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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