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什么人，只要我自身过硬就行。
我提醒自己将来不要因为开会多了，处理事务多了，第一线劳动就少了，与社员接触也少了。
第一线劳动少了，以后就干不动了。一上大田就老拉在社员后面，社员会看不起你，你想要让社员干活，社员就会拿白眼看你。
与社员接触少了，就会无形造成一堵墙，隔着墙，你听不见看不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走不动路拉不开架子，最后要么堕入到命令主义，要么堕入到优柔寡断，没有人会帮你。
对知青当队长的我来说，本身还有一个先天弱点：缺少农业技术，缺少生产经验，如果再“两多两少”，那就更没有后劲。
我不想到年底又成为一个被换下的队长，我希望从我开始，这个生产队能有一个连任下去的队长。
124、猪崽抓阄 [本章字数：1534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o3 14:oo:13o]
春天来了，按惯例，队里要分猪崽。
生产队养了五头老母猪，一冬天下了六十多口猪崽。生产队有四十五户人家，有社员想要两口猪崽，不够分怎么办？
一早，我与老吴正在队部屋里商量这事，等在外面的社员等不及了，大声喧哗起来。
我出屋对大家说：“开会吧，宣布几条规则。”
王加顺挺有主张地说：“开什么会，抓就得了！”说罢他带头跨进猪圈，其他人也一哄而入。
只听一片猪嚎，王加顺已经美滋滋地拎着个肥猪崽的腿从猪圈出来了，还有人正睁大眼猫着腰在猪圈里四处乱摸，专找身材长个头大的。
我喝道：“放下！一只也不准抓！”
王加顺把猪崽腿攥在手里，冷眼看着我，舍不得放下。小猪崽在他手中乱蹬乱踢，甩出的粪便溅到了他的衣襟和脸上，弄得像个鬼一样。
我忍不住骂道：“你一冬天干活不出力，分猪崽倒来劲啦！大伙看看，这家伙像不像土匪强盗？”
大家哈哈大笑，猫在猪圈里的人在笑声中也不好意思地又钻了出来。
王加顺在大家的嘻笑中讪讪地把猪崽放回了猪圈。
老吴从屋里出来，一声不吭。分猪崽他也有份，所以想避嫌。
我是知青，知青点不参与分猪崽，与社员没有利益之争，没人能说我什么。
我说：“宣布一个规则，每个猪崽都会贴上号码，大家抓阄，抓着哪个就是哪个。这世界上，有时候没什么理由好说，抓阄就是最公平的。”
抓阄的事，由老吴队长和昊宇负责，完事后到会计刘金鹏那儿报个账就行了，我去县里开春耕现场会。
县里的春耕现场会开了两天。会刚散，我正想回生产队，县知青办找到我，通知我去省里开一个知青座谈会。我不想去，找了个理由：春耕现场会上，公社又多给我们生产队2ooo斤稻籽，水稻面积要扩大，涉及到地块调整，这一点都不能耽误。
地区知青办得知后，决定晚上用小车把我送回去安排生产，第二天一早再来车，直接把我从生产队送到北安，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我想了想，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了，只好答应。
晚上回队后，我先问了水稻技术员刘金鹏关于扩大面积有哪些难题；又问搞科研的王晓晗，哪些地的土质适合扩种水田；然后上老吴家商量地块调整、人力马匹的安排，决定明天一早开队委会落实；最后又去马厩看了看马，同饲养员聊了一会可使用的马匹情况。
回到宿舍躺下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下乡五年多，探亲时只是路过省城哈尔滨，从来没出火车站到市里逛过。但这次我并不是因为可以进省城而睡不着，我是想起了一位知青战友：邵子昂。
他去哈尔滨读大学已经第三年了，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今年夏天就应该毕业了，我想去看看他。
到哈尔滨的第一天晚上，我联系了邵子昂。
邵子昂得知第二天下午我有一个会议的空闲时间，他也正好没课，就来到我住的北方大厦。
邵子昂还是那样子，见我就问：“爱辉现在好吗？黑龙江淌冰排了吧？”
我说：“黑龙江今年春来早，冰排早淌了，我们队的小麦也播完了。”
邵子昂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主席最近有这样一首诗：‘父母忠诚为国仇，何曾怕断头？而今天下红遍，江山谁守？虽未死，鬓已秋，身躯倦，你我儿女，忍将夙愿付东流？’”
吟罢，邵子昂感慨万分。
他到底要比我大五岁，对政治很敏感也很关心。
我却似乎已经麻木了，脑子里只有春耕、粮食、种子、化肥，还有知青点的伙食……我想起前些日子和云龙谈起主席那句“地球在害病”时的感叹，我认定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已与我渐行渐远，我只想努力做一些平凡实在的事。
所以我不以为然地对邵子昂说：“那诗中的‘你我儿女’可能并不包括你我这样的知青吧？主要还是指开国元勋的下一代。”
邵子昂很认真，他说：“应该是泛指年轻一代，是指共和国的同龄人，怎么能不包括我们呢？”
我不再作评论，但告诉他一件事：“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却很有想法，他琢磨了很久，写了一篇《中国当代各阶级分析》的长文，寄给高层领导机关。结果，他被隔离审查了。”
邵子昂听后，良久不语。
125、洗衣缝被 [本章字数：16oo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o4 17:48:53o]
在哈尔滨开了三天的知青座谈会，又去参观了好几个兵团和知青农场。
说实在的，我很羡慕兵团和农场有那么多年轻人，但他们1oo多人甚至2oo来人睡在一个大宿舍的生活环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插队知青的生活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像我们知青点，已经盖了三栋房，最早盖的女知青一栋房是四套房间，每套住4个人；后来盖的两栋男知青房，每栋两套间，每套现在信4个人，将来如果需要，一套就是一户人家。
我认为这些房已经够最后能留下来在农村成家的知青用了，新的计划是再盖一栋2oo平米的大食堂，全部砖瓦结构，水泥外墙，拱型屋顶，靠江边那面墙的窗户要设计成整块大玻璃，能对黑龙江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一揽无余。
这个食堂平时也可作为生产队的社员会议室。
所以，尽管兵团农场算国家职工，插队的是挣工分的农民，但我觉得还是插队比较自在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离队十天，终于可以往回返了，我归心似箭。
回队第二天我就下地干活去，发觉自己真像个农民，一干活就觉得全身舒服，心里踏实。
平时最不喜欢干的就是洗衣服补鞋袜，真叫人挠头。
一般我是这样安排的：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一个麻袋里，等到箱子里实在没有衣服好换了，我就请一天假，洗一大堆。当然，有时因工作太忙，换到最后一件还是没法请假，就从脏衣服里挑一件稍微干净点的支撑一下。
那天，我在江边洗了好大一堆衣服，够我支撑个把月的，然后又把被子拆洗了。
晚上，我趴在炕上缝被子，让县里来的知青慰问团老何看见，跑到女知青宿舍大喊大叫：“谁去帮他缝被子？”
一会儿来了五六位女知青，老何跟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嘀咕：“他这么辛苦，又要忙队里的事，又要管知青点的事，怎么就没有人帮他洗个衣服缝个被子？”
大家听了笑，我也笑。
其实，这些活我都会干。不要说洗被缝被，还在我15岁父母被隔离审查的那年，我就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弟妹补衣服。
我对大家说：“你们回去，这么点小事，我自己会弄。”
王晓晗抢过我手中的针说：“来都来了，就让我们来缝吧。”
下乡五年，让女知青帮我缝被子，这还是第一次。我站在那里，有点尴尬。
昊宇见我闲着没事，把我叫出屋外，说：“前些日子见你忙，有一件事没告诉你。”
我问：“什么事？”
昊宇说：“老吴这个副队长当得不咋地，上次分猪时社员为什么冲进猪圈自己抓？那是因为老吴知道当天要分猪崽，一大早别人都没起床呢，他就自己先去猪圈抓好了。”
我惊谔：“不会吧？我一大早和他商量时，他同意抓阄的。”
昊宇说：“你去和他商量，他什么都会同意的，因为他那时已经把猪崽子抓好了。那天他眼看着社员到猪圈抢猪崽，为什么连屁都不放一个？心虚呀。”
昊宇那天是配合老吴一起抓阄的，最后轮到老吴抓阄时，老吴说不抓了，报个账就行。昊宇追问为什么？老吴这才支支吾吾地把自己已经把猪崽抓回家的事说了。
我听了只剩下摇头了。
昊宇接着又说：“平时社员对老吴意见很大的，他经常把轻活分给自己的亲戚，从来不愿意上第一线。”
我说：“我也注意到了，原想问题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我要找老吴谈谈心了。”
昊宇说：“你找他怎么谈？这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还是**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说：“那是理论问题，我要谈的不是理论，而是事情本身。”
我找老吴聊了，他光听不吱声。
第二天，我听妇女队长张春芳提醒我：“老吴和刘承新都对你有些意见。”
我问：“什么意见？”
张春芳告诉我：“说你主观骄傲。还有，说你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迟早有一天要被上面抽走。”
我知道，我有点得罪他们了。
老吴是因为这抓猪的事，我批评了他；刘承新是那次牛车工分的事，也结下了梁子。
有意见不怕，就怕不沟通。
下班后，我先去老吴家坐了坐，唠了些队上的事，问他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没啥；然后我又去刘承新的家，闲聊了几句，征求了他最近有些什么想法？他也说没啥。
老吴没有提抓猪的事，刘承新没有提牛车工分的事，我也没直接问他们对我有没有意见。我只是想表达一点：我对事不对人，他们对我如果有意见，无论何时都可以当面交流的。
126、喂马这活 [本章字数：1963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o9 2o:53:16o]
这一天下班后，曹士英的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知青点找我：“士英前些天腰又犯病了，连井水都挑不了。这个家靠我一个人实在撑不下去了。”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家里三个孩子，大的今年上学，连学费都没有，可士英今年就没挣几个工分，这日子怎么过呀！求求队长能不能给士英安排个能干的活？”
我是看不得眼泪的，对她说：“你先回去，容我想一想。”
上海知青下乡前，生产队有一批当地返乡青年，大都高中毕业，年长我们几岁。
知青下乡后，一口一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被这些人看不起，成了他们排斥的对象。
知青不知道队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只知道他们与贫协的一些老农经常有言语冲突。既然大家相互间不喜欢，那就少来往些罢了。
后来，工作队来队里搞一打三反，有人揭发他们常聚在一起听“黄|色唱片”，工作队就将他们当作“xx小集团”整了一下。其中杜义田被拿掉了团支书职务，曹士英被劝退出武装民兵。
这时我们才知道，曹士英已故的父亲解放前在瑷珲古城里有一家最大的商店，解放后，被定为当地的“资本家”，这家店后来在公私合营时成了大队部和武装民兵连部。
但他家里毕竟有些“老货”，包括留声机之类。文革初，几个当地高中回乡的青年听“黄|色唱片”一事，就发生在他家里。
其实，他们听的“黄|色唱片”不过是一张梅兰芳唱的老京戏。
自从这次“一打三反”之后，他们精神消极，情绪对立，牢马蚤满腹。
四年后我当队长的时候，这些人也大都成家有了孩子，消沉在养家糊口的平冗日子里了。
我是个不想卷入内部政治纠纷的人，平时跟他们没有私下来往。没想到鬼使神差地，贫协安排我在年初一去他们其中之一的杜义田家过年，这才对这些人几年来的苦闷有了一些了解。
我鼓励这些曾经挨过整，在队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出来为生产队出力，但他们总是以“同有些人合不来”为理由而拒绝了，大半年过去，也没什么效果。
曾经年轻气盛的曹士英更是悲观失落。他原先在生产队当马车老板，有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留下了腰伤的后遗症，不能再赶马车，也不能去大田干活。去年分红时，他倒欠了生产队的钱，这根家庭的顶梁柱倒下了。
我能想像得到，曹士英老婆前来向我哭诉，那一定是生活把这对夫妻逼到了无法顾及面子的困境。
作为个人，我同情他，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关心他。
当然，我不能一个人贸然决定此事。在队委会上，我摆了曹士英家的困难，然后又说了一个情况：
“喂了两个月马的老段最近多次提出不想在夜间喂马了，一开始他提出家里只有两床被子，小孩倒有三个，平时他和小儿子睡一个被窝。自从他到马棚过夜后，就一直没盖过被子，说自己受不了。我以为真，就把自己的大衣给他送去了。这几天，老段又找了个理由，说是不习惯夜里干活，他是真不想干了。我也觉得长期这样下去不行，还是换个人吧。曹士英以前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对马匹习性十分熟悉，喂马又不是重体力活，我想就让他夜里喂马怎么样？”
无人响应我的提议，沉闷很久。
刘承新打破了沉闷，提出不同意见：“曹士英父亲原来是古镇上开店的资本家（其实顶多也就算是个小业主），曹士英本人在一打三反中被清出武装民兵，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而且生产队夜间喂马的人连带着要看场院，这集体财产能给曹士英这样的人看管吗？”
说完，他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这可是个阶级路线的大问题呀。”
我解释：“现在生产队真没有什么轻活儿好安排。再说，生产队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但同时也要团结95的社员，包括出身不好甚至犯过错误的人，像曹士英这样长期无法下地干活，连家都顾不过来，生存都成了问题，我们哪怕看在那三个小孩的份上，也要想办法让人家能挣工分生活呀。”
大家听后虽然仍不吱声，脸色却表露出同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队里的人吧。
刘承新看懂了大家脸色，不再反对，但也不表示支持。
围绕这件事，队委会竟然花费了三个多小时也无结果。我说：“这样吧，把这事报到大队，听大队的决定。”
在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汇报这件事时，郭木森没有表态。
我向他补充了一点：“生产队的权力在贫下中农手里，用不着怕这些人，如果发现他有问题，我随时可以撤换。”
郭木森最后对我说：“生产队的事，你们自己决定吧。”
就这样，曹士英当上了饲养员。
每天夜里，在我回宿舍熬夜百~万\小!说记日记之前，我都会去马厩看看。
这并不是对曹士英夜间喂马不放心，而是我当队长后一直都有这样的习惯。
很明显，平时寂静得只听见马匹嚼草的马厩，现在总有一个身影在里面忙乎。
曹士英把喂马的谷草铡得细细的，把马料拌得匀匀的，还随手带着铁爪，将一天劳作回来沾泥的马梳得干干净净的。
每次看到我，他的脸上微微一笑，也不说话，继续忙自己的。
十多天后，赶车的老板们说：“现在马精神了。”
再过十多天，社员说：“现在马长膘了。”
我突然悟到：一个挨过整，正处在困境的人，对待来之不易的工作一定会比一个普通人尽心十倍。
我甚至暗暗地庆幸，并且坚定地相信：良心，往往会在无意中让我们做对一些事情。
127、稻籽事件 [本章字数：1533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o7 23:3o:1oo]
一年一度最累的活开始了。
今天稻埂已经叠完，开始拉水耙，撒籽播种了。
晚上下工回来，我们穿的破棉袄上面滚满了泥浆；腰里扎着铁丝，脚上穿着高到大腿的水靴，背着干粮袋，一脸尘土。
我有点上火，喉咙哑了，眼睛也发炎了，白天在稻地水池的阳光反射下，两眼疼痛。
但这都已经不重要，让我感到揪心的是一件怪事：泡在水渠里四千多斤稻籽，其中有一千斤左右竟然掺进了小麦！
今天早上，是种水稻的第一天，背稻籽的肖明打开包一看，傻眼了，马上跑来报告我。
社员开始议论纷纷，选稻籽装包的活是保管员李胜俊负责的，是他故意？还是疏忽？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我没有声张，只是把撒籽经验老道的富农老曾头找来，问他：“这稻籽你能不能撒？”
他用手在草包里扒拉了几下，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小麦吧，只要手里掌握好，没问题。”
我说：“那好，这一千斤稻种由你来撒。”
下工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没有回知青点，而是跟马车直接到了队里，追查这一千斤稻种的装包过程。
李胜俊有点紧张，支支吾吾地说：“那天二线妇女选籽干得很晚，天已经黑了，在装草包时不小心把两袋麦播后余下的小麦籽也掺了进去。”
他打开仓库，指着堆放小麦籽的地方说：“我也是第二天早上才发觉少了两袋小麦的。”
晚上，队委会开会，研究处理稻籽掺进小麦的事。
我问：“出现这样的事故，按惯例应该怎么处理？”
贫协主任刘承新兼治安工作，他说：“要报上级公社，由他们来调查。”
我再问：“如果查出来是装包时工作失误，结果会怎么样？”
他说：“这就不好说了，要查清楚是不是有人破坏春耕生产，现在晚上看场院……”他看了我一眼，不说了。
我说：“事情没那么复杂，我已经调查清楚，跟晚上喂马人毫无关系。是夜里装包看不清，把余下的二三百斤小麦籽混进去了。这件事由我向公社汇报吧，大家不要传七传八的，集中精力搞好水稻播种生产。”
事情并没有像刘承新讲得那么紧张。公社在听了我的调查汇报后，觉得涉及到的只是二三百斤小麦，而且我对事情的调查已经很清楚，就没有再派调查组，只是嘱咐我们要严格把好春耕各个关口，不要再出任何差池。
从公社回来，已经很晚，我敲开了李胜俊家的门。
他打招呼时，声音有点颤抖。
我笑了，轻松地对他说：“为了稻籽的事，我忙到现在连饭也没吃，给我倒杯水吧。”
他拿了两只馒头，还倒了一杯糖水，问我：“要不要些咸菜？”
我说:”不要，这就够好的了。”
我向他通报了公社的嘱咐，还跟他一起商量了在仓库保管上应该注意的事项。
临出门时，李胜俊脸上的紧张已经松弛，他一直把我送到院子的栅栏门前才返回，喃喃自语地说：“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第二天，继续召开队委会，主要是梳理能上稻地干活的主要劳力，同时安排好二三线大田备耕的生产。会议最后，我把稻籽一事的调查和公社对此事的要求也进行了沟通，并在会上提出生产队的团结问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说是社员的团结，点明了就是指昨天稻籽事件中，有人动不动就习惯于无端的猜疑，弄得人人防备，气氛紧张。
但好多人并没理解我的意思，讨论起“团结和依靠”的问题来。
有两种意见：
一、认为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另外也要团结整个生产队95的社员一起干。
二、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这些人已经不再盛气凌人，成家过日子了，但是不能团结的。
两种意见进行了争论：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能狭隘，要考虑大局，从自己是干部这一点出发，“小鸡肚肠”是不行的。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要怕那些人，不要迷迷糊糊睡大觉。
只有李胜俊，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大家说：“初一那天，队长在我家说的‘人定胜天’那个意思，现在想想，有道理呀。”
我想了想，有些话不便说透，于是对大家说：“我只是顺便听听大家意见，大家各自发表意见，不争论不结论，我们一起慢慢思考。目前的关键是搞好团结抓好春耕，不要无事生非，把大家心弄乱了。”
128、春回大地 [本章字数：1846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o8 17:o1:48o]
下工了，我把马缰绳挂在马脖子上，让它沿着水渠自个儿回去。马儿有灵性，马蹄踩着水花声直奔地头迅速远去。
我蹲在稻埂上，先把泥泞的水靴洗得干干净净，在夕阳的反射下锃亮锃亮。
然后，我搓洗着双手，两手的食指由于拉缰绳，指纹都已经磨平，光滑鲜红；其它几个手指头的指纹却象旱地的裂纹一样，碎成了一个个小块。那一个个小块的裂纹里嵌满了泥，洗也洗不净了。
我抬起这双粗糙湿漉的手，抹去脸上、脖子里的泥巴，浑身感到无比的轻松。
水稻播种这一仗终于结束了。
我踩着尘泥不染的水靴，轻松地走在光溜溜的稻埂上。
傍晚，霞光红满天，喜鹊喳喳归巢。
6oo亩稻田池，一块块平如镜面，映着蓝天，赤色的云彩宛如从稻田的水面上飘然而过，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最早撒下稻籽的水田里，水稻苗已经在静静的水中露出了嫩嫩的尖儿，那几块混进小麦的稻池里，长得特别茂盛，也许是腐烂的麦籽成了水稻最好的肥料？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每年种水稻拉水耙，队里都要累死一两匹马，但今年没死一匹。社员都说自从曹士英喂马后，马劲儿也大了。
几个扛锹下工的社员从身后超过我，打着招呼：“快走啊，回家的马车都套好了！”
坐上车，马车离开稻田。
接下来四个多月，水稻的田间管理就交给三位水稻技术员了，直到9月底，我们才会前来收割水稻。
一路上，我左右望望，辽阔的田野里，正一片复苏景象。
那一马平川绿茸茸的是小麦，麦苗儿绿油油的就像地毯一样；那起垅后压过滚子的是黄豆，豆芽儿一溜拱出了土，歪着脖子打量这新奇的世界；那垅上有一个个脚窝的是苞米，如针尖般嫩绿的芽尖儿钻出脚窝，充满了生命力。
想起今年的“哑炮”、“四号病”、“稻籽掺麦”等一系列看似不好处理的事，都得以平缓解决，突然，我有点感谢这些事件了。有道是鸟笼里飞不出雄鹰，脸盆里出不了鲸鱼，这些难以把握的是是非非，不正是对自己最好的锻炼吗？而且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社员的认可，我可以直接感受到社员的干劲起来了，在整个稻田播种的半个月里，出现了许多不计报酬的忘我劳动。
我没回知青点，路过贾大爷家时，我进去看看，好多天没看到他了。
贾大爷听说水稻地的活儿干完了，非常高兴，说：“今天正好在江里打了条鲤子鱼，咱爷俩弄点酒庆祝一下。”
酒过三杯，临时断电，贾大爷点亮了蜡烛。
这蜡烛刚点燃时，非常亮，等到它把蓬松的芯儿烧掉一部分后，就暗了下来。接着，火苗慢慢融化了芯儿根部的蜡油，干燥的芯儿吸收了被烤化的蜡油，这时，火苗才又明亮而欢快地跳跃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就像这根灯芯，我已经吸收融化的蜡油了吗？
知青的主体，下乡前是红卫兵带着狂热；出发时挥着红宝书斗志昂扬；下乡初还排队出工喊着口号。就像非常亮而蓬松、还没有吸收了蜡油的灯芯。
在农村四五年后，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变得务实了。他们揭去了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面对真正的现实，回归到了正常的人性，就像灯芯吸收了融化的蜡油。
当然，也还有另外两种人，第一种是从狂热堕落到了颓废，对人生悲观失望；第二种是继续狂热，依然保留着当年的习气。
这两种人都不多，但对知青集体的损害，尤以第二种人为甚。好多知青点在后期的分裂和对立，都是因为这第二种人的缘故。我们有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们的咄咄逼人：
一、争论问题强词夺理，吹毛求疵，有时甚至是卖弄嘴皮子，没有共同商量、讨论、分析的气氛。美名其曰：争论。
二、对别人的错误，习惯叽笑、讽刺、哄闹，或者是训斥、排挤，没有中恳、热情、细心的将心比心的关怀，美名其曰：直爽。
三、逢事主观焦躁，随心所欲，不可阻挡，一碰则跳，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美名其曰：独立。
四、有不同意见便骂骂咧咧地要争论，甚至使用一些感情上过火的字眼，没有让别人把话说完的气度，总想在气势上压人一等。美名其曰：干脆。
五、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总拿自己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看到别人的优点就像对自己有什么不利一样地难受，缺乏互相激励勉励、携手共进的风气，美名其曰：不会客套。
六、不愿去做细致平凡的、踏实不起眼的小事，碰到大事则又怨天骂地，责怪领导没给自己好条件，美名其曰：不想被利用。
七、办事总是纸上谈兵，虽然慷慨激昂、话语不绝，但却拖沓懒散，犹豫不决，就像三国里的马谡一样，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美名其曰：敢于想像。
八、爱出风头，爱拉山头，喜欢形成小圈子，就像蚕作茧一样，自己把活动的圈子束缚得很小，津津乐道于少数所谓精英的情趣和理想，没有广泛的群众联系，美名其曰：有志青年。
此等牛皮哄哄，在东北这块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在变化无穷的大自然里，在务实老练的农民和恢复了正常人性的知青眼里，显得可笑而讨厌，惟恐避之不及。
129、柳蒿芽子 [本章字数：1647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o9 17:2o:24o]
王雄涛走了。
终于来了个招工的机会，县粮库的，没有像大庆那样对家庭政治审查严格。
我问王雄涛：“去不去？”
王雄涛说：“我憋了大半年，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不管什么单位，我都去！”
队委会讨论时也很爽快，顺利通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当初没同意工作队把王雄涛调到大队机耕队的建议，就是想为他招工留一个机会。
尽管王雄涛走得义无反顾，干脆利落，但临行时看到我还是红了眼圈，说了一句：“真有点舍不得这么多知青，你自己保重。”
与此同时，知青点还走了一个人：周文军。
她在生产队时，也很少有人会谈论她；她走后，更是被人遗忘了。
周文军的父亲早年因“反革命罪”被政府判刑，其母离婚后改嫁到山西一山沟里的煤矿，扔下四个女儿在上海。
周文军是家中老大，不知道她们那时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反正家境穷困异常。
对她来说，上山下乡的生活和在上海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一直是社会主流的边缘人。
没有人和她说话，她唯一能面对面的，就是炕头铺前那个小镜子里的自己。有时呆呆地想起什么事来，她会独自露出笑意。
就因为这，女知青中好多人觉得她很怪异，害怕地躲得远远的。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轮到她时，她竟然还沉浸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两眼呆呆地看着前方。
前方是肖明在砧板上切萝卜，以为周文军是盯着自己看，凶了一句：“看什么看！”拿起菜刀狠狠地砍进椴木的砧板，有一寸之深。这一下把周文军惊醒，吓得瑟瑟发抖。
从此以后，知青点的任何人她都不敢正眼相看。
1975年春节，她到母亲所在的山西煤矿去了一趟，决定转点到那个山沟里去，好歹也算同母亲在一起，能有个说话的人了。
6月，周文军回生产队来办户口。
会计刘金鹏帮她算了一下，她欠生产队47元，但如果把已经分给她的口粮卖了，还有余钱。
周文军不想在生产队再多待一天，打好了简单的行李，着急回山西。
那天早上，我安排车老板拉着她的粮食和她本人一起去县城，叮嘱车老板：“卖了粮，47元带回来还到队里的账上，余钱给她拿了去山西。”
她独自一人坐在装了几袋口粮的马车上走了。
没有其他人相送，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的背上，颜色发黄，如同夕阳的惨淡。
目送周文军走后，我去公社参加地区农科所举办的一个科学种田的学习班，同去参加培训的还有科研组长王晓晗。
1975年，小平上台后，提出整治和科学，农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种田培训。
比如土壤要搞三改：改浅翻为深翻，改春翻为秋翻，改春耙为秋耙。目的是为了保墒提高土壤水分。还有用对角线方式耙田，不准有5公分大的土疙瘩。
肥上采取三条措施：利用前茬肥效，消灭2年以上重茬；改秋翻春施肥为翻前施肥；速效测地施满肥。
推广小麦良种上：根据土地情况，高岗上选择抗旱的“克旱2号”、“黑泰1号”；黑土低洼地选用“克全”、“克红”、“北新2号”。种子要过筛精选，用六六六粉拌种消毒，事先进行发芽试验。
等等等等。
与以往搞科学种田的人不同，我要求王晓晗不再把科学种田囿于小块的试验田上，而是参与整个大田的播种和管理，为队里提供了土壤成分、化肥使用、密植播种等各种数据，并到现场参与生产流程。
接触多了，彼此有了些了解。这天公社培训中午休息时，王晓晗拿出一张饼让我尝，说是张大娘给她烙的。她同老张家的两个姑娘很要好，平时经常睡在老张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我尝了一块，鸡蛋饼，不过里面还有些绿叶菜，有些苦，但却很香。
我问：“这是什么菜？”
她笑了：“野菜，柳蒿芽。”
张大娘是达斡尔族人。传说生活在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人在危难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柳蒿芽可以食用，并依靠它顺利度过的困境。达斡尔语称柳蒿芽为“库木勒”，于是后来只要有达斡尔族人的家，就有吃“库木勒”的习惯。
达斡尔族吃柳蒿芽的花样很多：清炒、凉拌、蘸酱菜、摊鸡蛋、炖排骨、包饺子……
如今，一到这个季节，不光是达斡尔族，村里的满族、回族、汉族，家家都喜欢吃柳蒿芽，成了一种风俗。
怪不得这几天我看有不少家庭妇女在干活的休息时间里，在地头里忙来忙去的，原来是在采集柳蒿菜。
我对王晓晗说：“回去跟知青也说一下，上地里干活时，我们也采一些柳蒿芽来，让食堂做了给大家尝个新鲜。”
13o、拓荒占地 [本章字数：1519 最新更新时间：2o13-o7-1o 13:27:46o]
铲地开始了。
盛夏的黑龙江，早上两点多太阳就升起来，晚上要到点才下山。
农民干活的作息时间也随之改变，早上三点出工，上午九点休息；下午三点出工，晚上七点收工。
我喜欢夏天，尽管起早有露水，赶晚有蚊子，但这样的作息制度却避开了中午六个小时太阳最毒时的曝晒。
九点收工回来，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我们喜欢到江边游泳、洗衣。把洗好的衣服摊在沙滩上，一会儿就干了，不过江水洗的衣服总带着一股轻轻的草腥味。女知青要比我们讲究，她们在江边洗完衣服后还要上岸用井水过一遍。
午饭后，我们也笃悠悠地，可以舒服地睡个午觉，然后才去干活。
黑龙江的夏天，尽管日头下气温也要达到三十五六度，但只要一走到阴影下，就很凉快。所以，到那儿老乡家里是找不到扇子的，因为夏天的屋里根本不热，自然午觉也睡得很舒服。更不要说晚上了，我们一般都是盖着棉被睡，以防受凉。
黑龙江夏天也有烦人的东西，那就是瞎虻和小咬。
瞎虻大如蜜蜂，是凶悍的吸血昆虫，口刺粗壮有力，能将牛马等牲畜的皮肤刺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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